俄罗斯经济发展史精选Word下载.docx

俄罗斯经济发展史精选Word下载.docx

《俄罗斯经济发展史精选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俄罗斯经济发展史精选Word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和俄罗斯转型比较的主要理论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对中国和俄罗斯市场化进程做一个大致的比较。

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所以这次只是就基本观点作一些评述，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目前学界对于转型的含义是有一个严格限定的，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段的问题。

这个界定在我印象中是盛洪最早提出来的。

现在学界对这个界定好像已经淡化了，有篇文章甚至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包括了进去，把《资本论》的研究也包括了进去。

淡化以后很多问题就不好讨论了，所以今天我还是严格按照界定，讲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段内发生的问题。

　　研究转型主要的一个理论还是比较问题，比较经济学过去一直是按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划分，按照制度比较来进行的，苏联解体以后，按照主义来划分就失去了研究对象，所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比较经济学目前比较沉寂，研究不是很多。

国际上对中国、俄罗斯还有东欧国家进行比较，作为比较经济学的分支，目前还是有一些研究成果的。

这里面有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基础性的理论文献，第二部分是研究的观点。

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来看，研究的观点主要有6大类，第一类的观点就是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主要内容来对制度变迁进行专项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第格利茨，他在《改革下回去论十年》这一系列文章中间，把中国和俄罗斯的转轨按照激进和渐进进行了比较，在他的所有文献里面，归纳一下，主要讲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主要讲俄罗斯为什么失败了，中国为什么成功了？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的认可。

　　斯第格利茨认为，在目前美国流行的主流教科书是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而这个学派的观点对俄罗斯的转轨造成了误导。

第二个观点是俄罗斯奉行的手段有偏差，把私有化、公开资本账户看作是转轨成功的标准，而不是手段。

第三个观点是政治家在采纳经济学家建议的重视程度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决策错误。

斯第格利茨写了不少文章赞扬中国改革取得的成绩，但是在他的文章里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模式是不是能够最终成功也有一个判断。

他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在对转型国家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集权与分权，产权的界定，私有化，公司治理结构，银行法人控股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有缺陷的，未必是很成功的一个模式。

这是第一类的观点。

第二类的观点主要是杨小凯的观点，这和斯第格利茨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

他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里有一个与斯第格利茨完全相反的观点。

杨小凯他们认为，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转变，文章激烈的批评了把激进和渐进作为评价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成败主要原因的观点，认为赞成渐进改革的经济学家缺乏宪政的思考，只看到了不同的转轨方式在短期内的经济效益就轻易下了结论。

他认为不能用中国渐进改革的业绩去否定俄罗斯激进改革的失败。

长期利益和短期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

在他的这篇文章里列举了英国实行宪政制度经历的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期间也伴随着战争，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但最终建立的是一个宪政制度，为经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美国的内战也是宪政转轨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内战结束的十年内，美国经济持续衰退，但是内战对于美国以后的经济繁荣的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

杨晓凯列举了英国和美国的案例，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于俄国和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就认为改革失败了，或者认定它不如中国改革成功。

他根据最新的一些统计资料，认为现在的东欧国家已经走出了经济改革的震荡期，不可增长期，而且增长速度也很快，与法国大革命、美国内战时期经济的震荡相比时间要短的多。

另外，杨晓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被高估了。

　　这两个国家改革成效的认定，一是要考虑长期因素，二是要重新计算实际取得的绩效。

如果考虑到长期的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方面的成果可能超过了短期内已取得的效果，所以对于中国改革目前所取得的业绩应该重新进行评价。

这篇文章发表比较早。

但是这篇文章很尖锐，在目前很难形成一个主流的看法。

第三类观点是原来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在《从休克到治疗》这篇著作中，对中国和俄罗斯作了全面的比较。

这本书比较厚，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三个观点，第一是认为改革过程中间如果政治改革的进程不是很深入，那么经济改革是有效的，通常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和向议会民主，公民社会政治转变相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是认为激进和渐进的选择的经济分析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要做具体的经济学分析，在宏观经济领域内要看货币和经济稳定程度来对激进和渐进做出选择，他认为在宏观经济领域内货币和经济稳定程度有条件的话，激进和渐进还是可以搞的。

同时考虑到在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和产业的微观基础重组方面又要注入新的投资，要关闭旧工厂，对劳动力重新进行调配，在这些问题上根本不能实行激进措施，而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观点，把经济问题，用来分析政治领域发生的问题，这也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宏观领域内可以做出选择，在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在产业的微观基础方面根本就不存在激进和渐进的选择，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三，他提出一个新的判断，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定转轨策略选择的得失，是不是科学？

他的意思就是不能拿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定转轨策略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从长时期来看，制度改革是一个经济发展必要的前提。

但是从某一个时段来说，经常出现制度转轨缓慢但经济增长很迅速，或者是体制转轨很迅速但经济增长在下降的现象。

那么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他对制度经济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提出了质疑。

　　他明确提出，在对中国和俄罗斯转轨的比较中，不要太看重一时的经济增长或是衰退，急于做出褒贬的评价。

第四类看法是德国经济学家何梦笔提出的，他有一篇文章，《大国体制转轨理论分析范式》。

这个我们天则所进行过讨论。

当时他是认为在中国和俄罗斯财政体制的转换过程中间，都是给地方政府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推动着市场化的改革。

当时在评论中，我认为这个理论缺乏一些必要的事实依据，所以不太看重。

但是最近我在考虑，随着这次宏观调控，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这种状况之下，这种理论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在这次宏观调控中这种分析范式也有它一定的事实依据。

第五类观点，丁学良教授在8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俄罗斯现象》，他强调了在转轨时期的立法和司法问题。

这个观点还是很重要的。

转轨过程不是把一个国家机器搞散架就可以了，而是要通过立法把政治资源进行重新的配置。

从国际上看我觉得有这五个观点值得研究。

从国内的研究上来看，转型经济，特别是把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这一块从理论上讲不是很系统。

在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的时候，国内出版了一些著作，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借俄罗斯经济的衰退来证明中国转型的正确性，包括盛洪教授主编的《中国过渡经济学》，写中国的奇迹，发展经济改革的成功，另一种情况是批评俄罗斯来影射中国转轨的错误。

最近几年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回转，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的文章反而少了。

有单讲俄罗斯增长成就的，也有单讲中国经济发展的，但是把二者放在一起做比较，看哪些是可以借鉴的，这种文章并不是很多。

我认为现在转型经济是不是一类独立的经济学科还属于探索阶段。

　　到目前为止体系、范畴都没有初步形成。

但是我还是赞成这样一种分析方法，要综合马克思生产关系的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理论，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来对有关国家的转轨实践进行动态的追踪研究，仔细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历史进程。

开个玩笑说，去俄罗斯一个月回来可以写一篇文章，去半年可以写一个小册子，但是要去的时间太长了一本学术著作很难写出来，因为变化太大了，而且对俄罗斯这个民族的了解，深层的问题特别多。

所以我还是主张动态的追踪研究，来从中找出转轨是从哪起点的，要转到哪去，转轨的路子该怎么走？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转轨问题的理论背景。

第二个问题，经济转轨及其国际比较中间的主要理论问题。

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比较中间涉及到的主要理论问题。

中国的转轨从事实上来说和俄罗斯的转轨是不一样的。

俄罗斯的转轨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从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集权专政转向了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而第二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由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一个是普京时期的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而中国的转轨目前基本上集中在经济领域，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在国内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上一般都叫做现代市场经济。

而且中国正在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

所以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我国目前转轨的主要含义。

转轨是体制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发展战略的功绩。

一个国家的转轨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全方面的理论问题。

但是我认为在经济方面主要有三条，一条是在微观上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和新的企业的组建，第二是宏观上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的完善，第三是社会保障体系。

我认为要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一定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

我觉得在讲这三个理论问题之前，有三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说明，因为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和俄罗斯在转型上一些具体问题的差别。

一个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国情的基本差异？

在转轨的起点上中国和俄罗斯国情有什么差异？

转轨前的俄罗斯主要是一个工业国家，农村比例26%，农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概是47%，工业和建筑业大概占40—50%之间，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或者人均指标，俄罗斯属于人均不低于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福利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中国在转轨的起点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超过80%，农业收入创造的GDP占30%左右，发展水平还属于人均250美元的贫穷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福利仅仅是城市居民在低水平上的一些享受。

在经济的集权和管理水平上，文化传统，民族因素等方面两个国家都有比较大的差距。

这些基本国情难免造成中国和俄罗斯在转轨路径的选择上的差异。

中国也有很多人做这个研究，从制度经济学讲路径选择，但是我在他们的文章里很少能看到有人把基本国情作为背景去考察。

基本国情不一样，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路径选择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

第二个问题要考虑的是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

苏联共产党在它执政的70多年里，虽然使落后的俄国晋身强国之列，但是并没有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多大改善。

　　这可能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党地位的最根本原因。

斯大林时代的大镇压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

60年代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之下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但是没有触动党内的集权领导体制。

勃涅日涅夫上台以后，实行了不是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对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向斯大林体制的冲击运动都进行了镇压。

在国内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也利用权力变成了新的权贵阶层。

所以苏共总部在查封的时候，拥有1800万党员的共产党居然没有一个党员出来抗议。

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也是很顺从的撤出了总部。

广大群众更是围观，看热闹。

这是一个很凄惨的境地。

这样一个腐败了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