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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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
形势》）。
司马迁把___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
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
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
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
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
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
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
”（《孟子?
离娄上》）《管子》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
牧民》）。
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
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
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
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
”（《新书?
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
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
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得贤人，国无不安广…?
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
求人》）。
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
“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
唐代陆贽说：
“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
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
西晋的傅玄说：
“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傅子?
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
《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
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
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
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
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孔子说：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
学而》）。
《管子》说：
“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
“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
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
《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李觏说国家的___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
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
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
，庶几有成。
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
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
《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
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
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
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
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
尧曰》）。
他对弟子注重“四教：
文、行、忠、信”（《论语?
述而》）。
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
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guo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
“不行不可复”。
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
、?
治生亦然。
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
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
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
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
黄梅原传》），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
卫灵公》）。
《吕氏春秋?
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___、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
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
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___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
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
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
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
（《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
宙合》）。
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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