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的洋务运动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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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曾兴起“洋务运动热”，各报刊都发表了许多研究洋务运动的论文，也举办了多次关于洋务运动的学术讨论会。

但是，学术界在研究洋务运动时，却忽略了—个很重要的地方，即台湾的洋务运动。

其实，当年的台湾也是洋务运动十分活跃的—个省区，其洋务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全国各省之冠，而且具有与其它各省不同的特点。

现将台湾洋务运动的有关问题论述于下，祈求学术界同仁们批评指教。

台湾的洋务运动虽然开展得比较活跃，其项目之多居全国各省之冠，但其开始的时间却较迟，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中期以后才开始，较大陆迟15年左右。

台湾洋务运动之所以开始较迟，是因为台湾孤悬海外，与大陆隔开—个广阔的台湾海峡。

在清朝前期，台湾的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是—个后开发区，所以不被清朝政府重视。

自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以后的二百余年间，台湾一直隶属于福建省，开始时作为福建的—个府。

清朝每年只派满、汉御史各一员，前往巡视一次，“察民疾苦”。

清雍正六年（1728年），始由府级行政单位升为道。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政府始规定：

“嗣后福建总督、将军，每隔三年，轮赴台湾巡查一次，用资弹压”。

虽然在清朝中前期，台湾也曾爆发过多次人民群众的反清起义，终因孤悬海上，很难得到大陆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势孤力单，也都很快被平息了。

至鸦片战争前，台湾社会日趋平静，道光初年，清朝还裁撤了两营驻台绿营兵。

那时清朝还有一点表面上的强盛，又坚持闭关锁国政策，尚“无外人环集觊觎，故不必处处设防”，自然不会引起对台湾的足够重视。

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30余年间，虽然西方列强也发生了多次侵台事件，但也都是零星小规模的，均被台湾爱国军民所击退，没有对清朝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大陆广泛开展洋务运动的时候，台湾依旧悄无声息。

但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时日本已崛起在东方，并已吞并了琉球群岛，“难保不渐思吞噬”，“难保不迳图窥伺”。

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以后，“距台南仅千数百里”。

英、美等国对台湾也都虎视眈眈。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以1871年有两艘琉球贡船遇风浪漂至台湾，54名船员遇难为由，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台战争。

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3000余名侵略军，分乘数艘军舰，大举进犯台湾。

日本发动的这次侵台事件，由于遭受到台湾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加上当时疾疫流行，日军大部染疾，最后失败了。

但通过这次事件却充分显示了台湾在军事战略和国防上的重要地位。

正如福建巡抚丁日昌在1877年上奏清廷时所说：

“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要，物产富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必不可弃”。

而且，台湾不仅自身的地势险要，也是东南沿海各省的前哨基地和屏障，并与东南沿海各省形成犄角之势，对东南沿海各省既起着护卫作用，又能互相声援。

所以，丁日昌在奏折中又说：

“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

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愒。

若再辅以中等铁甲船二三号，则遇各岛无理肆扰，尚可由台断其后路，使彼有首尾不能相顾之忧。

故台强则彼有如芒刺在背，时存忌惮之心，台弱则彼视为奇货可居，各蓄吞噬之念”。

原船政大臣沈葆桢更提出“台湾之险甲诸疆”之说。

为了加强台湾海防，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必须在台湾开展一场以“练兵制器”为中心内容，辅以全面开发台湾经济的洋务运动。

早在1874年日本大举进犯台湾时，清政府就派沈葆桢率军前往台湾。

沈葆桢巡视了台湾以后便深深感到，台湾“地大物博，列国觊觎，自非悉心经营，不足以资富庶”。

于是，他提议清朝首先解除二百多年来一直禁止大陆居民渡海赴台的禁令，建议“定壤则”，广招内地居民赴台“刊林木”，“焚草莱”，开垦荒地，并提供“牛种”，以开发台湾的农业经济。

同时他提议开采基隆煤矿，架设电线通电报，建议从福州陆路架设一条电线到厦门。

再由厦门埋设海底电缆直通台湾，说“欲常通消息，断不可无电线”。

然而，沈葆桢不久便由福州船政局调任两江总督，他的这些建议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但不久，另一著名洋务派代表丁日昌调任福建巡抚。

丁日昌赴任后很快巡视了台湾，并在1877年初上奏清廷，建议“速将轮路、电线、练兵、购器、开矿各事分投速办”，以为“未雨绸缪”之计，否则一旦“该二岛（日本与西班牙占领下的菲律宾）猝然有变，非仅止于虚声恫愒而已”。

丁日昌形容当时台湾的形势说：

犹如一人之身，由于营养不良，以致筋络不舒，手足痿痹，这时，“虽有侵苓之剂，不能为功”，只需“良医相其脉络，治以针砭，则沉疴立起”。

他说“轮路矿务”就是“奏功之针石也”。

所以他自1877年开始，很快就在台湾兴起了洋务运动，开办矿务、电线和垦务。

1884年，法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中法战争，并把夺取台湾作为其最大的侵略目标。

当时任法国内阁总理的茹费理就说：

“在所有的担保品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

”所以在1884年8月5日法国海军首先发动了对台湾基隆的攻击，只是在进攻基隆失败以后，才在8月23日发动了马江之战。

当法军在马江一役中摧毁了福建海军后，又在10月初再度进攻台湾，并占领了基隆达5个多月，占领澎湖达2个多月。

所以台湾乃真正是中法战争中的主要战场。

中法战争则进一步提高了台湾在海防中的战略地位。

1885年中法战争刚结束，钦差大臣彭玉麟就在《奏陈海防善后事宜》中指出：

“物产富饶，矿利尤旺，为外夷所歆羡者，其台湾乎。

……蠢尔群夷，其心无一日忘台也。

我有台湾，濒海数省可资其藩卫。

如失台湾，则卧榻之侧，任人鼾睡，东南洋必无安枕之日。

故防海以保台为要。

”接着，醇亲王奕環在《遵筹海防事宜折》中也提出：

“台湾要区，宜有大员驻扎。

”于是，清廷乃将台湾改为行省，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并指出：

“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由负责台湾防务的抗法名将刘铭传出任第一任台湾巡抚。

此后，台湾的洋务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台湾的洋务运动主要是为了国防上的需要，以抵抗外国侵略为第一目的，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只是次要目的。

这一点，在丁日昌1877年初的奏折中讲得十分明确：

“台事以御外为要，外海既靖，择‘生番’之尤凶者大举剿办，则抚局自永远可谐”。

二

台湾的洋务运动虽然开始比较迟，进行的时间比较短，从1875—1895年，前后正好20年，但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很明显地形成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875—1885年，这是台湾洋务运动的开始阶段；

第二阶段1885—1891年，为台湾洋务运动的高潮时期，第三阶段189l—1895年，为台湾洋务运动的尾声。

第一阶段主要是在丁日昌在福建巡抚任内所开展的几项洋务活动，亦即他在1877年初的奏折中所提出的轮船、电线、矿务等内容，其中开展最早的即为矿务。

在矿务方面早在1868年福州船政局建成之初，船政大臣沈葆桢即派船政局的煤铁监工法国人都蓬到台湾去调查基隆煤矿，了解煤矿的储藏和开采价值，后因开采尚需时日，缓不急济而罢议，所以当时船政局所用的燃料煤主要是通过南洋从西方进口的洋煤。

但到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发生了空前未有的“煤荒”，煤价陡增60％—100％，有时竟达一倍以上。

为了节省开支，沈葆桢又不得不将视线转移到国内，决定开采基隆煤矿，1875年派英国矿师翟萨前往基隆勘探。

经过勘探采样，发现基隆煤矿不但煤层厚，达1．2米以上，而且“成色甚佳”，“质坚亮且轻，能耐久烧，并少灰土”，堪“与外国上等洋煤相埒”，“洵称好煤”。

继任福建巡抚丁日昌乃奏准清廷进行开采，1878年正式投产，当年产煤1．6万吨，次年产煤3万多吨，1880年达4．1万多吨，1881年5．4万多吨，为清末基隆煤矿的最高年产量。

1877年，丁日昌组织开采基隆煤矿时也发现了后垅油矿，原油从十余处小石窟中自然喷出，每天约百十余斤。

丁日昌乃奏准清廷进行勘探，由原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主持，聘任了两名美国技师进行钻探。

但是，由于后垅地方地质结构复杂，当钻探到394英尺深时，出现了泥土崩塌，钻探机又断在了井里，一时难以修复，加上当时“疾病流行”，“钻探队全都染上了病”；

而且，后垅地方交通不便，河流河床太浅，不能通行和停舶船只，开采出来的原油无法运至海边，更何况当时中国还没有炼油厂，即使开采出来原油也不能提炼。

于是，折腾了—个多月的后垅油田的钻探工作就此结束，中国第一次试办的油田终于夭折。

关于电线，虽然沈葆桢在1874年提出而没有实现，但在丁日昌抚闽后很快就实现了。

1877年，他将丹麦大东公司拟在福州至厦门间架设的电线移到了台湾，架设了一条从台湾府城台南至安平和旗后的电报线，全长95里，以后便由于经费不足而停顿。

轮路即为轮船和铁路。

铁路是丁日昌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他在1877年初陈述洋务运动的奏折中，始终把轮路摆在首要的位置，并罗列了修建铁路的十大好处，又将从上海外商手中赎回而拆毁的沪淞铁路器材，运到了台湾。

然而不久，丁日昌即因病离职，他的这一切措施也都停顿了，他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的衣钵。

丁日昌虽然修筑铁路的举措没有实现，却奏准朝廷，从轮船招商局派了两艘轮船从事

台湾的航运。

丁日昌去职后，清政府又先后两次派了三艘轮船赴台航行。

第二阶段1885—1891年，即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期间。

这时—则台湾已设立行省，任命巡抚，较原先的道员具有更大的行政权力，台湾巡抚可以充分利用手中所握有的这些行政权力开展洋务运动；

同时刘铭传又是当时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

早在1880年，他就上奏清廷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他是近代中国主张大规模修建铁路的第一人。

他还主张“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励人才”。

他的这些思想主张与后来的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的思想主张已很接近。

所以，他一到台湾就立即兴起了一股兴学、办厂、抚垦等开发台湾经济的革新运动，从而将台湾的洋务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他抚台的短短6年中，仅工矿企事业就兴办了十几项，为台湾的近代化，“树立了规模，奠定了基础”。

他主办的洋务项目主要有：

（1）台湾机器局。

这是刘铭传为加强台湾防务而兴办的一家军事工厂。

原来台湾的防军共有后膛枪1万余枝，可是没有自己的弹药工厂，一旦这些后膛洋枪所配备的子弹用完，就将“子尽则枪废弃”，须重新购买新的洋枪，这不但在财政开支上很不经济，而且容易贻误军机，所以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以后首先就兴办了这家军事工厂，至1886年春，已建成“正侧各屋”厂房117间，军械所73间，并继续建造制造各种炮弹的“大机器厂、汽炉房、打铁房”等，基本满足了驻台清军对各种新式枪炮弹药的需求。

（2）兴建淡水大稻埕商埠。

这是为发展台湾商务，扼制外国侵略而兴建的近代化商业都会。

原来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规定开放台湾（台湾府治台南）和淡水，至于淡水是指淡水厅治还是淡水河，由于参与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昏聩无能，不谙外交事务，未作具体说明。

虽然—般人都理解为淡水厅治，可西方列强为了扩大其侵略权益，竟曲解为包括艋舺、大稻埕在内的整个淡水河流域。

刘铭传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抵制西方列强的扩大侵略，同时也为了发展正当的对外贸易，便利用大稻埕“濒河而居，可通航运”的交通条件，作为商埠，动员富商林维源、李春生等出资，建造千秋、建昌二街，作为交易市场，又邀江、浙商人集资5万两，建造石坊、西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