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概论》阅读材料第9章阅读资料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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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2011年4月9日在吉林大学举办的中日经济研讨会议发言稿。
4.案例9-1：
2008年度人类发展指数（HDI）
第一节第一目：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5.案例9-2：
中国历史上为何没实现工业革命？
第二节第二目：
历史因素、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
6.案例9-3：
二十国集团
论文1：
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竹中正治
引言
本文首先在前半部探讨21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如何变化。
考虑到国际货币制度中“不可能三角”的命题，那么某种可称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体制转型（RegimeShift）的变化将会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从三角形的一边所代表的体制（Regime）转型为另一边所代表的体制（Regime）；
第二种类型，是三角形的各边不发生变化，只有基础货币被替代。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基础货币、国际货币及国际金融的历史，曾经有过两次划时代的体制转型（RegimeShift）。
第一次转型当然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彼时，金本位制在1930年代业已终结，之后建立了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并同时出现了基础货币的替代，即从英镑替换为美元。
也就是说，上述两种类型的体制转型同时出现了。
第二次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和自1973年开始主要国际货币转型为浮动汇率制。
此时，基础货币依然是美元，但是在（不可能的）三角形中，边线发生了变化（转向了浮动汇率制）。
那么到21世纪中叶为止，同等规模、相同类型的体制转型能否发生呢？
或者，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和全球衰退同时爆发的2007-2009年是否就是第三次体制转型的开始呢？
笔者的结论是，由主要货币构成的现行浮动汇率制度转型为其他形式的制度，是不现实的。
要回归到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则需要对国际资本移动进行全面且国际性的管制，乃至各国放弃管理货币制度下行使的金融主权。
从经济、政治和政策上考虑，这两种要求都法实现。
或者，能否有其他货币来替代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呢？
欧元、日元、人民币甚至把SDR这种合成货币都考虑在内，也难以想像在可以预测的未来（21世纪中叶为止）能够出现替代美元的货币。
一部分有关基础货币多元化的主张，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无益的。
在本文的后半部分，笔者将分析美国的经常收支逆差及其引起的对外纯负债的可持续性问题。
美国的经常收支逆差是关乎美元基础货币地位可持续性的核心问题。
美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之间有正的投资回报差额（即包括对外资产评价收益在内的综合投资回报大于对外负债的综合成本），这一差额在长期内将一直存在。
只要这种回报差额持续存在，并且对外资产和负债占GDP的比率能够按照一定的速度扩大，那么即便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占GDP的比率维持在4%左右，其对外纯负债占GDP的比重维持稳定状态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笔者的结论是，以美元中心的、以多数主要货币构成的现行浮动汇率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以至于完全有可能在今后继续存在。
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Ⅰ.美元基础货币体系的前景
1.“不可能三角”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型
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契机，“美元衰落”的论点开始增多。
那么，事实上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现行货币体系到本世纪中叶究竟会出现何种变化呢？
以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为契机建立起来的黄金——美元本位制，可以称作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一次体制转型。
1971年美国放弃了黄金与美元的兑换，1973年主要国家转型为浮动汇率制度，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第二次体制转型。
问题在于，在可预见的未来即到21世纪中叶，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体制转型呢？
从现状来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转型可以有两种类型。
第一，从“不可能三角”所显示的三种体制转型为另一种体制（参考图表1）。
这个情况曾在1970年代发生过，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在现阶段，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三角形中的左边。
如果我们要想实现第一种方式的体制转型，就需要转型到三角形的另外两边。
第二，不改变现在的浮动汇率制度，而替换现在的基础货币。
也有一些言论主张从现行的浮动汇率制度回归到以前的固定汇率制度，恢复金本位制度，或者直接主张实现世界统一货币，但这种论点目前已为少数。
若要实现某种程度的固定汇率制度，就需要对1980年以后急剧扩大的国际资本移动进行全面的、国际性的管制。
至于恢复到金本位制，或者像欧元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单一货币，则需要各国放弃现行管理货币体制下所实行的独立金融主权。
但是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经济、政治、政策上的强烈反对。
即使我们克服了上述种种困难最终实现了固定汇率制度，也无法证明固定汇率制度带来的经济收益肯定会超过实现它的成本。
如果上述方案不能实现，那么只剩下用其他货币来替代美元的方案。
笔者认为，在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的今天，拥有作为全球资本流动中心的巨大而开放的金融市场，是使货币成为事实上的基础货币的必要条件（或者必要条件之一）。
因此，设想或主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体制转变，其实就相当于在21世纪找出一个满足上述条件的国家或地区来替代美国。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基础货币的多元化。
这种论点主要预测未来能否实现复数基础货币体系，对此将在下文中讨论。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首先梳理一下最近的研究概况及人们关注的焦点。
图1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不可能三角”
2.有关美元基础货币地位可持续性的争论
关于美元基础货币地位的可持续性问题，Helleiner&
Kirshner（2009）对近年在欧美进行的研究及争论做了如下概括：
基础货币（或国际货币）的决定因素包括：
①市场因素研究方法（Market-Based）
②职能手段因素研究方法（Instrumental）
③地缘政治学因素研究方法（Geopolitical）
首先，基础货币是指作为“货币中的货币”来利用的货币，可以定义为在包括金融、投资的国际性交易中或是在市场中主要担任货币三种职能的货币。
也就是说，①交换媒介职能（国际结算）②价值尺度职能（国际交易中价格表示）③价值储藏职能（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政府及民间的对外资产持有）。
在国际交易的各个领域中担任上述三种职能的货币就是“货币中的货币（MoneyofMoney）”，即基础货币。
市场因素主要是指某种货币能否作为国际货币来承担三种职能是由市场对该货币的信任（confidence）、流动性（liquidity）和交易网络（transactionalnetworks）来决定的。
“交易网络”是指正的网络外部性，在各种货币当中选择出一种基础货币，由此来提高交易效率。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关于未来美元基础货币地位的衰落论（Decline）、可持续论（Sustainable）以及不确定论（unknown）这三种主张。
笔者的立场属于“市场要素研究——可持续论”。
职能手段因素研究是指本国货币要盯住哪种货币，用什么货币作为外汇储备等等，主要重视各国政府的选择。
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Dooley，Folkert-Landau&
Garber（2003）等提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
按照他们的主张，外国政府之所以正式或非正式地选择美元作为盯住货币，是因为这与它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目标相吻合。
麦金农（Mckinnon）的理论亦属于这种范畴。
他强调在战后经历过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家都有把本国货币盯住美元以作为货币“锚”来实现国内物价稳定的倾向，。
不过，与“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强调美元基础货币地位可持续的逻辑不同，麦金农（Mckinnon，2009）对这一点持有保留。
第三种类型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和职能手段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重视各国政府对基础货币的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的动机更加重视地缘政治学的判断，主要反映的是国际关系学领域学者主张。
比如，像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等在安全保障上对美国的政治、军事力量过于依赖的国家自然会将美元选择为基础货币。
但是，若把中国考虑在内的话，则对该论点形成反论。
在与此相关的研究里也有美元基础货币地位的可持续论、衰落论和不确定论等主张。
基于上述归纳，下面具体分析相关的几个主要论点。
3.中国的挑战：
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的理论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的“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一文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小反响，其中包含的意图也耐人寻味。
根据周小川的理论，特定国家的货币垄断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其发行由该国的经济形势来左右的状况在理论上是不适合的，在历史上也比较罕见。
迄1971年为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各国均遵守国际约定，将本币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为了维持本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各国必须干预外汇市场，因而需要将美元作为外汇储备。
在此基础上，美国承诺确保美元与黄金的官价，建立了黄金——美元本位制这样一种国际货币体系。
但是，1971年美国放弃了美元与黄金交换的承诺，从1973年开始各主要国家开始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迎来了事实上的终结。
从此以后，世界各国再未签署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任何国际性协议。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是在自主决策的基础上，为防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升值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入美元，结果使得中国当局持有的外汇储备超过了2.5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据说是约占7成）是美元储备。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是可以有别的选择的，但却主张由于国际金融制度有问题故要对其进行改革。
笔者认为是不合适的。
周小川行长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理论上来讲，国际储备货币（internationalreservecurrency）应该满足以下几点条件：
①基于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保证有序供给，②其总供给的增减调整可以根据需求的变化及时、灵活地进行，③这个调整不应被特定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利益所决定。
”笔者赞同这些理想的条件，但是所谓的这种“理想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在金本位制时代，英镑和其他主要货币都受到政府的黄金持有额这种物理特性的限制，因而其发行规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明确的。
但是正因为是金本位制，英镑的世界供给没有能够及时、灵活地满足需求。
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忍受金本位制所带来的僵硬束缚，最终于1930年代脱离了金本位制。
根据周小川行长的理论，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特定国家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种系统性矛盾最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当时与美国方案对峙的英国的凯恩斯方案即使用超主权国家货币Bancor的方案，才是更好的选择。
提倡Bancor这种非国籍货币和事实上中央银行职能的凯恩斯方案，在美国的霸权下未能最终实现，但笔者认为，即使它实现了，我们也难以知晓它是否能比美元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或者，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视角来看待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以黄金美元——本位制的形式留下“黄金尾巴”的国际货币制度终于把黄金从货币的位置拉了下来，最终实现了完整的“管理货币体系”。
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不是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消失了，而是黄金作为基础货币地位的废除。
现在，黄金只是一种国际商品而已，没有人会用黄金来表示国际商品的价格。
所以说，周小川的理论中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即它是向美元基础货币体系发出的挑战呢，还是讨论各国政府应该选择哪种货币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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