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家风地内涵及发展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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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颜民家训》和成书于明末清初之际的《朱子家训》，可作为家风家训著作的代表。

三苏的家训家风不同的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特色，但它又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相互融合贯通映衬和支撑。

这就决定了三苏家训家风的丰富性和闪光点。

兹分述如下：

一、家行仁孝

早在至和二年（1055）九月之前，三苏父子尚未赴京城参加科考和荐举，苏洵在眉山完成的《苏氏族谱》时族谱的功用说得非常明白：

“鸣呼！

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几百年间，苏氏先辈和子，无论男女老思，都严格奉行了孝悌（tì

，同“弟”）之道，这种宝贵的文化传统是尚处于民平阶层的苏氏家族的立身之本，应予充分肯定和传扬。

关于苏洵本人的作用，后来苏轼在他著名的诗作《异鹊并序》中高声赞美道：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很显然，在家庭生活中，苏洵是身体力行，说话管用的，他倡导“仁孝”，创立了苏氏族谱，以《苏氏族谱亭记》的文字里看出，他还主持过眉山苏氏宗族的祭祀活动。

苏轼的诗作《异鹊并序》，客观上展现了三苏家风的容和出奇的效果。

“仁”的思想和学说本是孔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他强调：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见《论语·

学而第一》）孝于宗族长辈，就是忠于国家朝廷。

苏洵提倡“仁孝”使苏氏子弟（包括作者苏轼），由爱人而延及爱物，主动饲鸟护鸟，获得鸟的信任而依恋不止，诗中苏轼委婉表示，有无爱心，是为官者作“循吏”或“酷吏”的分界线。

孔子认为，实毯子孝，也就是“为政”，实现了仁的基本要求。

苏洵一生行事，时时处处讲究和坚持“仁孝”，让苏氏大家族都重要伦，讲道德，亲密合谐。

从苏家的父子、兄弟、夫妇、宗族、邻里关系中，可以清楚地领略到这一点。

有必要指出的是，“仁孝”正是宗王朝提倡的主流意识，皇帝祯便自名“仁宗”，苏轼兄弟当年参加科考的题目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忠厚，实为仁厚。

三苏“仁孝”的家风与朝廷宣扬的仁爱、仁政等观念高度契合。

家风影响世风，反过来，世风也会影响家风。

优良的家风形成以后，对家庭成员和后代子的思想行动一直会产生熏陶规作用。

促使三苏一家由平民向官宦人家转化和家风重点转移的关键人物，无疑是苏轼祖父苏序。

苏序生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逝世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

他是苏杲九个儿子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活了七十五岁。

《昨非庵日纂》有言：

“东坡祖端正道人，乐善好施。

有一异人频受施舍，因谓曰：

‘吾有二穴，一富一贵，惟君所择。

’道人曰：

‘吾欲子读书，不愿富。

’于是，偕住眉山，指示其处。

命服一灯燃之于地，有风不灭。

道人以葬母。

”如果去掉笔记中的迷信色彩，则表明苏序这位宋朝初年相对富裕的农民，除了继承和保持苏氏千百讲求孝道、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之外，已经暗下决心，要把子不失时机地引上读书做官的康庄大道。

用当时民间的一般说法就是舍富而求贵。

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历五代十国，中原大地的战乱和分裂局面持续达百年这久，公元960年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志在统一天下的宋朝。

由于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顺应潮流、争取民心的政策。

在平定“二之乱”（筠、重进）解决新王朝与后周旧臣的矛盾后，为避免分裂局面再次出现，即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收回了兵权，巩固了皇权。

在政权建设方面，宋王朝建立之初，便大力推行隋唐以来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鼓励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改善国家机器，扩大了统治的基础。

客观地讲，这种由乱思定、由定思治的愿望成了北宋早中期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

一直热衷于读书做官偏偏条件受限尚滞留在眉山的苏洵，无意中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洵闻之，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

及其后，僭（jià

n）伪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

是从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

及其教化洋溢，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乃始振迅相与从官于朝。

”（见《族谱后录下篇》）

按说，苏序本人的文化水平有限，甚至“不好教育局”，但他具有丰富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知识，性格豁大度，口才好，写类似顺口溜的诗歌达数千首。

他是一位远见卓识、行动大于语言的农民。

他有三个儿子，长曰澹，次曰涣，少曰洵，欧阳修《故霸州文字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介绍：

苏澹、苏涣“皆以文学举进士”，只是苏澹“不仕，亦先公卒。

”（见苏轼《苏廷评行状》）看来，苏序是一个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成功人士，后来苏轼怀着钦佩的口吻称赞他：

“公始命其子涣就学，所以劝导成就者，无所不至。

及涣以进士得官而归，父老纵观以为荣，教其子者皆法苏氏。

自是眉之学者日益，至千余人。

然轼之先人少时独不学，已壮，犹不知书，公未尝问。

或以为言，公不答，久之，曰：

‘吾儿当忧其不学耶？

’然而，果自愤发力学，卒显于世。

”（同《苏廷评行状》）

由于苏序的具体诱导，眉山苏氏一家全力以赴地踏上了科举求仕的道路。

当时眉山的诗书风气相当浓厚，宋《谯楼记》如此描述：

“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之献为重。

”入宋以来，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逐年递增，甚至呈井喷式增长。

天圣二年（1024），苏涣进士及第；

嘉佑四年（1059），苏蜀也因人荐举而终于踏上佳作。

众所周知轼、辙科举高中的情况，其实苏涣三个儿子中，不欺、不疑问、两人也进入了官场。

孔子说过：

“父在，观其志；

你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见《论语学而第一》）又表示：

“孝慈，则忠”（见论语·

为政第二）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苏氏家族特别是三苏，一代一代奉行“仁孝”，事迹典型突出，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有志兹世

古往今来，每个人都只能在具体的时空中生活，自觉不自觉地扮演历史分配的角色。

对现实世界的态度，直接反映出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嘉祐元年（1056），三苏父子满怀希望和激情地赶到京城应试和应荐。

苏洵《上富丞相书》公开表示：

“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愿一见于堂上。

”他在《上余青州书》里又说过几乎同样的话。

“有志于当世”，看来是苏洵一以贯之的思想，不管现实让自己有多少遗憾和不如意，但他始终乐观，永远对现实世界充满希望和自信。

他的这种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人生态度，影响到程夫人和两个儿子，直接转化为三苏一家事业和人生都能走向的宝贵家风。

实话实说，苏轼的成长有过曲折波澜，看来他的启蒙老师道士易简对他有过终生的影响。

绍圣三年（1096），他给苏辙的女婿王痒有这样的私房话：

“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

”（《与王痒》）说明少年东坡身上有一股不可忽视的野性，和对家庭教育的抵触和反抗。

几乎同时，他在《与宜翁使君书》所述更令人深思：

“轼龆（tiá

o）龀（chè

n），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huà

n），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

”苏轼换牙阶段，正在道士易简主办的乡校启蒙读书三年，从那时起就一直艰道至今，能说与易简没关系吗？

苏洵、程夫人夫妇是如何配合教育轼辙兄弟的呢？

苏辙去世前一月（政和二年九月，1112年）写的《坟院记》说：

“方其少时，先公、先夫人皆曰：

‘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

’”看来程夫人如果社会允许的话，是有志于走向社会甚至参加朝廷科考的。

只因年老，夫妇二人才把整个家庭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事实证明：

这种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收到了实际效果。

对少年苏轼的思想行动起到了约束匡正的作用。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另道：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滂传》慨然太息。

公待侧曰：

‘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

’太夫人曰：

‘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公亦奋厉有当成志，太夫人喜曰：

‘吾有子矣。

’比冠，学道经史，属文日教千言。

”两则材料，精神一致，都是用言教、身教、启发教育的方式，统一家庭的走向和奋斗目标。

在“有志兹世”的家风影响下，可以看到轼、辙兄弟特别是苏轼的觉悟和进步。

三苏“有志兹世”家风的形成，自然不同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

大宋新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与当时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施展抱负的机遇。

苏洵《族谱后录下篇》对唐末五代处于国家分裂割据下“贤人”的动向和心态作了阐述，那时虽然科举制仍在实施，但知识分子们避之而唯恐不及，更不愿与不足辅的封建割据军阀势力同流合污。

而大宋王朝建立以后，大兴文教，制定了一系列笼络、尊重、甚至优惠知识分子的政策，并保持了连续性。

在宣传舆论上，宋真宗甚至发布了鼓吹“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劝学诗》，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以文治国、读书求官的亢奋状态。

而苏涣、程浚等亲族的科考成功，更增添了三苏父子的热情和信心。

尽管三苏父子面临的大宋王朝在运转近百年后，积累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但最高统治者已经觉察和认识，只是尚未找到比较稳妥的改革办法。

就三苏父子的社会理想和知识结构而方，他们绝非只为个人私利而蝇营狗苟的可怜虫，而是一心想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帝王师，比如董仲舒、贾谊之类的人物。

世风孕育家风，家风影响世风，三苏一家“有志兹世”的家风，又推动三苏一面世，就满怀热情地拥抱大宋朝这个表面升平而实际上问题丛生的世界。

主动为它诊疗，提出稳健的改革方案，从而为民谋利，为国尽忠。

宋代与三苏大致同时的唯物主义理学家载（1020—1077）曾许下他的伟大志愿：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如果联系三苏一切作为综合考虑，“有志兹世”的三苏父子正好体现了这样的风貌。

三、直方敢谏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历代皇帝相对而言显得开明，对社会舆论的不同声音往入采取宽容兼顾的态度。

自苏序开始，苏氏子都有善交际、善表达、敢直言论特点。

苏轼《苏廷评行状》曾记述一事：

“庆历（仁守年号，1041-1048）中，始有诏州郡立学，士欢言，朝廷且以此取人，争愿效职学中，公笑曰：

‘此好事卿相以为美观耳。

’戒子，无与人事争入学。

郡吏素暴苛，缘是大扰，公作诗并讥之。

”按说，庆历年间的州县立学，是发展地方文教事业的重要举措，属于大好事。

苏序本人又是地方升官看重和拉笼的对象，可是他并没有随声附和和瞎凑热闹搭便车，而是冷静思索和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写诗公开讽刺和批评。

这种似乎不识时务的古板作风，恰恰表现了他对国家公平公共事务的关切和正直无私的性格。

三苏父子深受苏序的影响，其思维方式特别是行事风格都有几分神似。

房列曙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谈到：

“两宋时期的人才选拔主要以科举考试为主。

科举考试制度兴起于隋唐，到宋代已发展得非常完备。

在考试科目、考试容、考试方法、考试程序、考官选用、录取标准、科场惩弊等方面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并且日趋定型化……”苏洵应该说是封建社会中具有真才实学偏偏参加科举考试屡考不中的特殊人才。

他胸怀壮志，自学成才使他成为西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