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会阶层与健康的关系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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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实际上除了对生产资料、金钱的占有之外,社会对个人的尊重以及个人的政治影响也在地位建立的过程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韦伯认为,阶层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维度,以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和资产作为象征;
而地位是主观维度,包括别人的态度。
而且他认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和其所受教育的程度是受到其他人尊重的基础。
在辨别一个人是属于哪一类群体的时候,往往要看这个人特定的生活方式。
因为同一个地位群体中的成员一般都有相似的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的生活方式显然与社会底层群体及中产阶级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
韦伯观察到,生活方式建立的基础在于人们消费什么,而非人们生产什么。
具体到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韦伯的观点也同样适用。
因为从主观维度看,人们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时,就是这个人在尝试按照自己的动机、努力和能力水平产生良好的健康状态,这应当是人们的一个消费的过程;
从客观维度看,实现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是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社会上层和中层的群体拥有最充分的资源支持他们对生活方式所作的选择。
不过韦伯也观察到生活方式常常超越其所产生的社会阶层,新教理论渗透到西方整个社会文化中就是一个例证。
这种宗教文化渗透的一个结果是新教理论在现代社会不再是新教的标志,而且也不再是西方人的标志。
韦伯认为,虽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把不同社会的人互相分割,但生活方式也可以跨越社会阶层。
有证据表明,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原先产生于中上阶层的强调锻炼和运动、合理饮食、避免吸烟等不健康行为的健康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传播到所有的社会阶层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饮食结构的合理性,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在工作、学习之余放松自己,很多人都在尝试着做一些保护自身健康的事情。
虽然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社会上层以及中层非常显著的特点,但是它们具有超越社会阶层扩展到全社会的潜力。
人们参与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形式和质量可能具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发达社会中人们的参与水平却基本相当。
虽然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重要,但不能认为它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
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明显标志,是无论属于哪个社会经济阶层,人们都会在环境和机会允许的条件下接受健康生活方式。
威廉科克汉姆曾对韦伯的生活方式概念的重要性作了精辟的概括:
第一,韦伯发展了社会学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
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人社会阶层地位最精确的体现,它决定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地位的综合作用;
第二,生活方式反映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它基于人们的消费而不是生产;
第三,生活方式是以选择为基础的,而理智的选择又取决于实现选择的社会经济环境;
最后,特定生活方式是特定社会经济群体的特点,但一些生活方式依然会超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传播扩散到其他社会阶层。
阿德霍托德和马克费尔德在法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在上层和中产阶层中,健康被认为是增强活力、享受生命的物质,是有教养的体现,而较低社会阶层则认为健康是继续工作的能力。
较低社会阶层认为健康是达到目的(工作)的手段,而上层社会则认为健康本身就是目的(活力和享受)。
克劳丁赫兹里奇和贾尼皮埃尔认为法国人的观念正向“健康就是责任”这个规范转换。
他们认为,赞同这个规范的人在中产阶层中最普遍,但在阶层较低的人群中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虽然健康生活方式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不同社会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保守的英国社会依然保留着比美国和德国更刻板的阶层划分。
根据米尔德布莱克斯特的一项研究结果,英国各阶层之间保持的活动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上层及中产阶层比工人阶层和其他较低阶层具有更好的自我保健。
在意大利的一项研究表明,缺乏教育的人群中吸烟及饮酒者较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则更可能戒烟并参加体育锻炼。
不过总的说来,意大利人以健康为目的而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较少,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参加锻炼的就更少。
这些研究发现,在发达社会中健康生活方式显然非常普遍,因为人们对生活方式有更多的选择,更有机会实现健康。
而发展中国家人们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可供选择的健康生活方式较少。
并且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存在社会经济发达程度越高,人们参与健康生活方式的程度也越高,不同阶层之间的健康行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差异也越小的趋势。
对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相同的研究结果。
从美国人哈维格林撰写的1830-1940年间美国健康和健美活动史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美国人中一直保持着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浓厚兴趣。
就像韦伯在新教理论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许多研究说明健康生活方式正以一种超越阶层的方式传播着。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在尝试健康生活方式,但说明各个社会阶层的许多人是这样做的。
合理饮食、体育锻炼、饮酒和吸烟等行为方式是一些社会群体的共同特点,不管其阶层地位如何。
美国的研究表明,虽然人们认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出于关心自己健康的一般目的参与健康生活方式,但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成年黑人由于出于担心自己患心脏病,也可能采取健康保护措施,两者的结果是一致的:
健康行为超出了阶层及种族的界限。
德国人参与健康生活方式的模式与美国人越来越相似。
有研究表明,除了参加体育运动的多为上层和中产阶层之外,其它的健康生活方式基本与人们所属的阶层无关。
凯瑟林罗斯和乔尔伯德开展的一个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可能更多地参加肌肉锻炼和漫步活动,但是吸烟和超重的可能性也比女性大。
经济条件好的男性(高薪或担任领导),如果他们也常常吸烟、经常摄入高脂饮食、并缺乏运动锻炼的话,尤其面临更高的疾病风险。
因此他们指出,虽然男性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但他们在与消费资料关系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将可能损害他们的健康。
研究表明,男性对于酒精和烟草的消费持续高于女性,而女性较男性更加注意饮食。
人们还发现,人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关心自身健康,表现为注意选择饮食,注意放松,戒断或减少吸烟和饮酒;
同时,老年人的另一个特点是随时间的流逝,体育锻炼这种健康生活方式显著减少。
这些研究发现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固然非常重要,但显然不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应该充分重视年龄和性别等其他因素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的影响。
国内对健康生活方式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介绍和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的内容,在这一方面有大量的文献和宣传材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安贞医院洪昭光教授有关健康生活方式的讲座和一些书籍。
这些推广普及医学和健康保健知识的工作,对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健康理念与生活方式起着积极的作用。
对健康生活方式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其与特定人群和疾病关系。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及疾病发病与死亡模式的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人们的威胁正在逐渐加大,尤其是当人们进入老年的时候,这种威胁更加直接明显。
逐步富裕起来的生活和精神文明、健康教育的滞后导致人们不适当的生活方式,慢性疾病发病率因此逐年上升。
在此期间,李纪尧、伍法同、许可、胡晓敏、王烨菁、李亚萍等许多研究者对中年知识分子、离退休干部、老年人、医务人员、中学生、机关公务员等不同人群的一些影响健康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调查和分析。
毛游森、胡晓敏、郭晋武、胡迎芬、邢小燕、覃玉、王梅等人针对不同疾病与健康行为与健康生活方式可能存在的联系与关系,开展了对高血压、脑卒中、消化性溃疡、妇女骨密度、糖尿病、胃癌等一系列疾病的研究。
这些对特定人群、特定疾病与健康行为、健康生活方式关系的研究应当说有许多重要的成果。
然而这些研究多数具有流行病学研究的特点。
因为这些研究基本上使用的都是医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而较少使用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也较少从医学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问题,有关社会阶层与健康行为、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文献目前尚不多见。
对现阶段城市社会不同阶层健康生活方式查阅分析发现:
对调查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能定期检查身体的增加了,更多的人享有了更加自由的带薪休假,过量饮酒行为减少,有更加主动对饮食进行控制的意识。
但是还无法了解究竟是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或者是职业因素在决定健康相关行为的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为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进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也增加了实现这些选择的可能性。
例如有一些行为可能与人的社会阶层关系不明显,比如说饮酒的行为。
因为喜好饮酒的行为原因复杂,一般认为受遗传因素、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心理因素影响较大,与人的社会属性关系并不明显。
分析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各个社会阶层都普遍存在或很不普遍的健康相关行为,有可跨阶层传播的特性。
吸烟也好,坚持有规律的运动也好,更清楚地了解合理科学饮食结构的内容也好,都是可以在各个社会阶层广泛实现的。
目前可能在某一阶层成为主流的一种健康行为的选择,可能很快成为城市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选择。
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社会阶层与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都还将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把这项研究放在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发生而且还要继续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中,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必要性。
首先,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社会中的许多人都变得更加富裕,都面临对生活机会不断增加的选择,是选择健康生活方式或是相反。
有论者曾提出这样的观点:
用苦行僧一般的方式生活几十年来换取生命中最后几年老而无用的生命是否值得?
无论这样的观点如何错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生活方式的选择已经是城市人群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其次是富裕生活导致了许多生活方式病,生活方式引致的慢性病已成为城市人群中主要死因。
无论是流行病学、预防医学还是医学社会学都应当适应疾病谱的这种变化,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影响。
再次是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出现,丰富了这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对社会阶层与健康行为、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应当是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之后医学社会学及时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除了在理论验证社会阶层与健康生活方式存在的联系之外,在实践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国外,人们通常将良好的健康与国家的活力联系起来。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民体质的强健是国家强盛的基础;
一个病怏怏的国度,无论其文明多么灿烂华丽,在世界民族之林也最终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健康生活方式还代表着逐渐形成的团队精神,这种精神是赢得生意场和战场胜利的必要条件;
健康生活方式还体现着个体的活力,因为良好的健康是避免疾病、减少早死、能在工作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手段,健康生活方式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来预测人群是否具有向上层社会流动可能。
在希望不断扩大中间阶层的现代社会,应当能够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可以跨越阶层传播的特点,帮助社会造就更大更稳定的中间阶层。
还是需要通过更广泛的调查,证实社会阶层与健康生活方式存在的一些关系以得出两者之间关系更加科学的结论;
还可以通过对目前城市社会不同阶层健康生活方式的科学描述,根据生活方式体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原理检验理论界对社会阶层现状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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