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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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华东市场的构成及其对外贸易的扩张力　　市场的构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内容。

流通量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的交通辐射情况和商埠码头的大小；

流通内容则指集散商品的种类。

明末清初，华东地区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串连了以北京为枢纽通向全国各地的８条干线要道中的３条：

北京分别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山东；

［③］而且拥有全国２／３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传统与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小城镇。

［⑤］明清两代人口密度前４名的省份在华东，明末华东６省人口６９００万，为全国１５省１２０００万人口的５８％（１５７８年）。

［⑥］清中期统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３００人以上的府州全国有２９个，华东占２４个（１８２０年）。

［⑦］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工商城镇和众多的人口为市场的构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商品生产与流通关系看，市场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由专业特色明显的手工业市镇构成的专业市场。

华东地区拥有一大批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城镇，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并且向更广的范围辐射，构成交易网络。

例如松江棉纺闻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场；

景德镇、佛山等地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专业市场。

　　第二类是由传统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构成的综合性市场。

例如苏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丝织业中心。

杭州、南京、扬州等都属于这类市场。

[!

--empirenews.page--]　　第三类是并无特色的手工业生产，而是以交通枢纽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构成纯然市场，如临清、济宁、淮安、宁波、泉州、厦门、月港等。

这些城镇港口市场首先是因商而兴，如果有手工业，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

又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既无特色手工业，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处闽、浙、赣交界之处，又是闽浙商人经锦江入鄱湖北上湖广江皖南下广东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甚至还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纯然的贸易市场。

如果我们认为为了商品的交换而进行的长途贩运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业意义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意义的市场应是这第三类。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

［⑧］按人均占有量、产地、集散地、人均消费量等方法计算，华东都是最大的市场并拥有最大的流通额，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基数决定了这一判断，而且前述三类市场使华东地区形成了层次不同的市场网络。

　　粗略的估计，明末清初，占人口５８％的华东地区，占有８０％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

当时，国内市场是主要市场。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盐，即Ⅰ类工业品（布、盐）和Ⅱ类粮食之间的交换，注意到Ⅲ类经济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一个问题便出现了：

Ⅰ类和Ⅱ类商品基本上都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Ⅲ类商品又很少流向乡村，［⑨］城市的自我生产消费必须保持供需平衡。

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决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

这也许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价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

向农村？

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买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况外国人已经用大船载着银元来做生意了。

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的欲望。

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

当时，除了武器装备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与物质条件都是第一流的。

如果国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

如果国家不允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

　　华东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贸易的传统，至明，已形成宁波、福州、泉州、月港、厦门、广州等外贸港口。

华东市场作为外贸腹地，正可借此外销商品。

问题在于货利之谋与王权之稳之间的平衡。

嘉靖中，原本为消极外贸之果的倭乱又成了禁海之因。

隆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给明末华东市场的发展带来生机。

万历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⑩］。

清初为郑成功之事，海禁更严，但设法走私的商人渔船时有冒险出海。

“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①①］？

　　华东市场的扩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华东商品经济的较发达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

“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

利恒百余倍。

”［①②］“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

［①③］明人王在晋《越镌》卷２１中列举４件海商案，其中３件为商人聚资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和磁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

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

［①④］“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

”［①⑤］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１６１１年到１６４６年约有１１００艘“唐船”赴日；

１６６２年到１６９９年有２８１９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１９７２艘。

［①⑥］又据钱江《１５７０～１７６０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当时中国赴马尼拉商船总数为３０９７艘，其中明末的６４年中有１６７７艘，康熙开海禁后的第二年１６８５年至１７１６年有５２５艘。

--empirenews.page--]　　二是发展起来的华东市场对海外诸番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

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

”[1][2][3]下一页［①⑦］“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度，杭之长安织也；

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

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①⑧］至于西欧对中国茶、丝、丝织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丝绸之路阻断之后，欧洲人冒险开避通向东方商路的主要动机。

据美国学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统计的１７３９年和１７４０年广州的欧洲商船情况看，两年中商船２４艘，运载吨数为１３９０５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门出入，１７４０年１年中有１２艘，运载吨数为４４００吨。

华东市场的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外销比内售明显高出许多，也有劣质货物，但总体上是价廉物美，外商能够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钞税银、官吏勒索及其他费用，以及万里航海之险，欧洲人也愿来中国投资贸易，因为回去后仍有大赚头。

即以丝织品论，中国的要价是西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１／３或１／４。

［①⑨］　二、外来贸易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利润是推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主要动力，商品寻找市场的扩张力通过商人的趋利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的扩张力与寻找中的市场的利润拉力是一个事物的两面。

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国寻求贸易的欧洲和东西洋诸国市场拥有的货币对华东市场产生了这种利润拉力。

这实际上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初期竞争在中外贸易上的表现。

　　以英国为例，在明末清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１６３５～１７５３年），“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２２２条远洋商船运来货物约合中国白银７２７６６９两，运来白银（主要是银元）折合中国银元７７１３０７８两，总资金达１４２６７４５２两。

［②⑩］英国对华贸易中悬殊极大的入超在证明中国商品的扩张力的同时，也表明那数以百千万计的白银对中国市场，首先是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同一商品的内外差价上。

在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签约并完成贸易最多的先是丝和丝织品；

后来由于英国国会法令禁止几种丝和丝制品在英伦零售或穿着［②①］，丝和丝织品贸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越来越感兴趣，茶叶贸易上升很快；

还有糖、瓷器、铜、白铜、水银等。

在“公司”大多数商船的货单上，茶叶和丝、丝织品常常放在首位。

以茶叶为例，１７０１年至１７３６年，茶价每担，工夫茶３８两或３５．３两或２３．１两，武夷茶２７两或１７．１５两或１４．８两，白毫３８两或３５．３两或２４．４两，松萝１９两或１６．１５两或２２．１两，瓜片２４．５两，色种４９．４两，最贵的是贡熙细茶５４．９两。

而道光初年的茶叶国内市场价每斤在４８文至２００文之间，［②②］当时的银钱比率是１两：

１３００文左右，每担约合３．７两至１５两。

以此来计算“公司”当时从广州买到的茶叶，至少是国内市价的三倍甚至更高。

--empirenews.page--]　　实际上，外商已经注意到这种内外的差价。

在广州，英商“自行进入城内，询问店铺的货物价钱，我们发觉比他们从来向我们索讨的价钱便宜得多”［②③］。

　　内外贸易中的价格差额构成的更高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华东商人。

“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②④］。

“董事部又命令购买南京手工织制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②⑤］。

“我们与米森诺会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启官平分订约，购入最好的南京生丝４００担，每担１７５两银，缴清各项费用，一百天内船上交货。

该商人等在广州没有这样大批的生丝存货，一定要到外地搜购，逼得我们预付款的８０％给他们，这是我们能够劝诱他们索取的最低数额。

”［②⑥］以广州为交易市场，货源１００天内搜集，应是从广州到江浙来回所需的时日。

利玛窦从广东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见到了这种长途贩运以供外贸的盛况。

［②⑦］当时来华外国商船不仅在广州贸易，也沿海岸线北上厦门、舟山（定海）等地商贸。

有的外船在广州订到货后，还必须航往舟山、宁波口岸去装货。

［②⑧］可见华东市场接受海外贸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样的。

　　由于各种原因，借依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与外商贸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贸的官员对外商成千上万的银元更具贪婪之心，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现象也很严重，市场交易常常出现波折甚至夭折。

但海外贸易的高利润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场以商人走私的形式进行交易。

于是，华东商人走私贸易在明末清初更为盛行。

“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

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

宁波通番，于今创见。

又转而及于杭州。

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

以数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