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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和儒家的关系可以用对立统一规律解释之。

三，道家理论与儒家的对立统一关系

（引自陈应发的文章）

（一）从本质上看，道家和儒家思想是对立的

从本质上看，道儒两家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道家归本于自然，儒家归本于伦理；

一个是彻底自然本位，一个是彻底伦理本位。

儒家代表封建官僚的统治，所以只关怀人际伦理关系，而道家则代表返于原始的平等、返于自然的倾向。

在这一根本之点上，李约瑟博士认为，道家显然要比儒家高明，因为毕竟社会伦理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由自然界派生的，而不是相反（李约瑟，2003）。

庄子就曾指出，人不过是宇宙中一个小的环节，不可能从人本身得出万物的普遍原则：

“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辨。

”只有从自然天道中才能真正求得人生的正确生存原则：

“圣人游于万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

”因为世界观的不同，道家和儒家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都是相反的。

1、道家倡导“君道无为”，儒家演变成了皇权御用文化

道家对君主的态度可以用“君道无为”来概括，老子在《道德》经中痛批多欲有为的假圣人，赞美清静无为的真圣人，鼓吹君主遵道贵德，无为而治，以达到无不为的效果。

后世道家继承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分而用之，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

西汉黄老学派大力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

《庄子·

在宥》曰：

“何谓道？

有天道，有人道。

无为而尊者，天道也；

有为而累者，人道也。

主者，天道也；

臣者，人道也。

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韩非子认为，“人君无为，臣下无不为”。

《慎子·

民杂》说：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

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

”

儒家对君主的态度从“民本位”到“君本位”，最后彻底堕落到为皇权服务的御用文化。

先秦儒家还没有明显的独尊皇权思想，反而充满了“民本位”思想，孔子推崇仁爱，倡导礼治，“克己复礼为仁”；

孟子倡导仁政，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推崇礼学，强调“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为此，儒家第一个下了油锅，秦始皇“焚书坑儒”。

西汉大儒董仲舒看透君王心里，创立天道论，费尽心机的提出“天授皇权”，讨得了汉武帝的欢心，从此独尊儒术的局面一直维持了近2000年。

宋明的程朱理学进一步发扬了这种马屁文化，其“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不仅把天授皇权、三纲五常美化成是天理，而且百姓吃好点的生存权也要剥夺。

2、道家倡导平等，儒家理论核心是维护礼治的等级秩序

道家倡导平等，而且是一种更广义的平等。

道家这种平等思想可归结为两点：

一是人人平等。

包括人性平等、人格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诸方面。

二是天人平等。

道家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平等的，人既不是上天的奴隶，应自己主宰命运，同时也不可以不顾自然规律，而应适应自然，主动认识规律，这样人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老子坚决反对儒家的礼治，怒斥礼是国家发生祸乱的罪魁祸首，《老子》第38章曰：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指责礼仪中的繁文缛节浪费了钱财，荒废了农业，降低了收入，造成了财物分配不均，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

《老子》第53章曰：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

”这与法家非常相似，法家要求平等守法，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

儒家理论的核心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其中德治、人治都是为维护礼治服务的。

所谓礼治，就是君、臣、父、子各有名分；

贵贱、上下、尊卑、亲疏都有严格的区别。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其时周朝宗法制度已是“礼崩乐溃”，孔子应世推崇“克已复礼”，恢复周朝礼治，带领学生游说诸侯，但处处碰壁，无人理采。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是汉朝以后发展起来的。

3、道家是治国富国术，儒家是治人统治术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规律的现象，就是每当新王朝创立时，统治者往往采用道家无为政治，轻徭薄赋，尽量少掠民扰民，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明朝的仁宣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

因此，道家无为政治是一穷二白基础上治国富国术。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大赞道家事半功倍，批评儒家劳而功少：

道家“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其实现代西方文明，无可辨驳的证明了无为政治、自由放任是财富之源，是民富国强之道，也证实了老子是个真正先知，司马迁是个伟大的预言家。

儒家的特征是一种政教文化，是为统治者治民治德服务的。

当无为政治创造民富国强的局面后，王朝腐化就要加速了，虽然历代帝王都独尊儒术，说教和镇压双手并用，但也难改王朝腐化堕落的趋势，要么君主乱作为致贫如汉武帝，要么腐败加剧致衰如宋明清，要么造反致乱如唐朝安史之乱。

其实马克思早就总结了这种规律了，根据其共同体思想，共同体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成员间的平等被打破了，自然分工变成了人为的分工，生产过程的领导者变成了权力的独占者，掌权者必然要拿自己的利益冒充公共利益，要求被统治者为“公共利益”而奉献，于是就要大力推行政教。

但无论怎么说教，也难以改变腐败加剧、反抗加大，最终灭亡的命运。

4、道家重视人性自由，儒家注重人性教化

道家人性论有老庄人性恬谈朴素论，描康人性清高自适论，郭象人性自足安命论，《列子》人性任情肆欲论等，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自然天真，排除人工的雕琢和礼法的强制束缚，越是自发自成，越是纯真完美，如《庄子》所说：

“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老子曰：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包括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也包括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

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

儒家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说，苟子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说，杨雄性善恶混说，程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陆王良知良能说等，其共同点是强调后天道德教化，认为无礼乐法度之修饰，人性不能臻于完美，如苟子所说，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

而人性正治的标准，在于合乎宗法伦理。

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

5、道家重自然，儒家重人事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差异是十分广泛的，但就其最主要的方面而言，理论上的偏重和价值观念的取向不同。

魏晋玄学启起期间，道家思想再次兴起，当时人们认为，孔子重“名教”（把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化），老庄贵“自然”（顺事物和人的本性）。

总的来说，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

因此，道家以自然道为最高价值取向，强调顺应自然之道，安邦治国要清静寡欲，要无为而治，让百姓休生养息。

大体来说，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

因此，儒家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

6、道家重哲学，儒家重伦理

老子比较偏重于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本体论和宇宙论。

孔子则偏重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伦理学。

就本体论和宇宙论而言，孔子的思想在这方面基本上是阙如的，而就伦理学而言，这方面也不是老子关心的重点。

老子提出了道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并加以系统化的论证。

以道为核心，老子展开了他的全部学说。

特别是其中关于宇宙起源和本体的探讨，以及系统的认识论学说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更是具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

毫无疑问，老子的道论开创了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传统，道是中国古典哲学无可争议的最高范畴，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出于老子的最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

中国哲学能与西方哲学对话，主要有赖于道家，特别是有赖于老子的思想。

对此，张岱年先生就曾说过：

“老子的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始，这是确然无疑的。

……在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过程中，道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

孔子则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开创者。

孔子提出了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为人类的道德生活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力图以仁爱的精神改善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并由此入手来解救社会危机。

孔子以仁为核心范畴，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建立了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主体内容。

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孔子学说哲学基础不足，《论语》中“道”字出现76处，多为人伦之道，且孔子从不谈论“天道”，有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为证。

在儒家学说中，仁、义、礼等都是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缺少更高概括性的道。

孟子也说：

“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善的关系，以这种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便是儒家之道。

因此，不论是孔子的“杀身成仁”还是孟子的“舍生取义”，都是“以身殉道”。

显然，儒家的道则为伦理、政治范畴，意义和内容不同于道家，两家的道只是符号形式相同，道家的道以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为主。

7、道家出世，儒家入世

从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

从文化取向上看，道家崇尚三皇的道治，具有原始社会自然崇拜的特征，儒家崇尚五帝的德治，具有阶级社会政教的特点。

《庄子》曰：

“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

方就是指社会。

道家则强调人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

道家注重变通革新，儒家注重循序治理。

事实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不过孔孟更为用世些而老、庄更为超然些罢了。

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

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业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欣赏曾点式的超脱旷达，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心向往之，并认为“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甚至萌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

孟子亦曰：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孔孟这种矛盾心态或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