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微观经济学作业+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精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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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即对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改革阶段，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的办法，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

这一阶段经历了1978~1981年、1982~1986年和1987~1991年三次经济波动，采取了1980~1981年的调整、1986年的“软着陆”，以及1989~1990年的“治理整顿”和“双紧”政策。

这一阶段的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改革有比较大的关系，经济周期和改革周期基本同步或连续，1978年的“拨乱反正”、1984年的信贷体制改革和1988年的价格改革闯关，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发展[2]。

　　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短缺经济逐渐结束，在有些方面出现了过剩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存在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由原来的以直接的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发展成为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政府投资等直接手段，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大。

其间经历了1993~1996年的通货膨胀，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2002年的通货紧缩，2003~2004年的局部过热，以及2005年至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运行偏热，相继采取了1993~1997年的紧缩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8~20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2004~2007年的稳健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以及2007年12月3~5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3]。

具体如下:

　　1、1978~1983年

　　1978~1983年，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随着计划控制的放松和价格改革的推进，短缺经济时期所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致使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

这一时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办法。

　　评价：

1978~1983年是短缺经济状态下的宏观调控，目标都是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

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没有形成，整顿手段都是单一的行政性办法。

如行政性财政政策，强制控制财政支出；

行政性货币政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

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停止银行贷款；

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等。

在头一两年内犹豫不决，前期力度不足，缺乏提前量和前瞻性，延误了最佳时机，最后不得不“急刹车”进行全面超强紧缩，结果GDP增长率从调控前的高位迅速大幅回落，经济在短暂繁荣后陷入长时间衰退。

　　2、1984~1986年

　　1984~1986年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

评价：

本次宏观调控仍然是处于短缺时代的宏观调控，大量运用行政手段，缺乏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

另外，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尝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由于没有经验，不够坚定，加上受当时比较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思潮影响，基本上采取的是“相机抉择”政策。

政策变化过快、调整过于频繁，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从效果来看，当时的经济波动比较大，调控效果不太理想。

3、1987~1991年

1987~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

由于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部分商品特别是主要副食品供应偏紧，物价水平重新开始上涨。

1988年，在当时势不可挡的“价格闯关”因素和放开价格预期的推动下，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从上半年起迅速增长，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通货膨胀。

1989~1991年的市场疲软、经济滑坡。

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中国开始对经济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价格增速迅速下降。

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减少1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接近20%），零售物价总水平同比上涨17.8%，GDP仅增长4.1%，商品销售由上年过快增长转向局部疲软。

针对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财政政策方面，1987年除用于价格补贴、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等必需支出的经费以及某些特定的专项拨款外，其余各项开支都要在上年预计支出数的基础上缩减10%。

1989年，继续贯彻治理整顿、紧缩财政的政策，调整支出结构。

货币信贷政策方面，1987~1988年，中央银行再次执行紧缩货币政策，并尝试了诸如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高对专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回收再贷款等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开始重视对基础货币供应的调控。

1989年11月，采取了“双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一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一面严格控制贷款规模等。

1989~1991年财政、货币实施“松动”措施[4]。

1987~1991年是中国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也是第一次自觉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

一方面改变了原来单一的行政性办法，逐渐引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开始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尝试。

虽然从效果来看，仍然存在各种不足之处，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历史。

另一方面，由于经验比较缺乏，采用了各国一般不轻易采用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组合，用力过猛，刹车太急，虽然使得物价水平迅速回落，但也导致经济增长急剧减速，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受到一定影响。

4、1993~1997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4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体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框架开始建立，为中国及时有效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组合调控经济创造了必要的制度基础和有利的体制环境。

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过程中，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并重的手段治理通货膨胀。

与前几次相比，这次宏观调控有五个显著特点：

一是不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5]。

二是注重不同政策间的配合。

一方面，政府通过有选择地紧缩基本建设项目，控制社会投资规模；

另一方面，中央银行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强化对投资需求的间接调控作用。

同时，国家规定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使投资规模得到控制。

三是不实行急刹车，而是“适度从紧”。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适度从紧”，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平稳地、逐步地回落到10%以内的适度增长区间，避免了以往经济发展大起之后的大落现象。

四是在做出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定后，雷厉风行地贯彻实施，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五是受货币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影响，1993~1994年以后连续多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基本上奉行“简单规则”，虽然比较有效地控制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外部意外冲击面前，则显得缺乏应变性、灵活性。

5、1998~2003年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下降等现象，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抑制日益加深的通货紧缩趋势，中国从1998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

一直持续到2002~2003年，逐步改变了经济减速和物价负增长的局面。

这是中国宏观调控历史上第一次治理通货紧缩，也是第一次运用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其突出的特点主要有：

一是针对具体经济形势，灵活调整既定政策。

1998年年初确定的财政政策，并不是扩张性的，预算赤字减少了100亿元。

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现经济过度下滑，内需严重不足，所以及时调整了预算。

并于1998年8月，增加发行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注重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形成合力。

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灵活的货币政策相结合，扩大内需与增加出口、利用外资相结合，增加投资与启动消费相结合，扩大经济总量与提高效益、调整结构相结合，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与各种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与深化各项改革相结合。

三是政策搭配之间存在矛盾，减弱了合力。

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调整税收、减轻税负等，在姿态和取向上应当是统一有效的。

但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增税政策，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矛盾。

　　6、2004~2007年

　　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不久，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局部过热”苗头。

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分别在15%和20%、30%以上的高增长轨道上运行。

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03年1月开始“由负转正”，初步走出通货紧缩阴影，2003年4月份CPI首次达到1%，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后，从第3季度开始出现递增趋势，彻底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扰。

2004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步入两位数以上的快速增长阶段。

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已不再是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总量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客观上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

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姿态的同时，财政政策逐步由“积极”转向“稳健”，实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6]。

深化财政税收和相关体制改革，注重发挥税收政策调节作用。

作为转轨中国家，在宏观调控中不仅要面对总量和结构问题，同时体制问题也经常和结构问题交织在一起。

注重财政政策与区域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构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中的带动作用。

财政政策主动配合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7、2008年至今

2008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如果以年度为单位，2008年和2009年是中国经济的收缩期，这不仅是经济总量失衡造成的，而且与结构失衡相关。

在经济的周期运行过程中，经济收缩（包括经济衰退和萧条）实际上是经济体自身的一种修复与调整。

只有经过充分的修复与调整，经济体才能进行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并在结构优化和更高增长质量的基础上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

此外，在经济运行的萧条阶段，也正是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最佳时期。

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期，由于几乎所有企业都有获利可能，赚钱效应使优胜劣汰的结构调整难以实现。

结构调整不仅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

此外，结构调整既包括了存量调整，同时也包括增量调整，这将意味着效率低下的企业倒闭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