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晋康帝司马岳的皇后褚蒜子三度临朝执政稳时局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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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襁褓之中，当然不能担当大任。

最关键的是，庾冰等实权派不愿意让小皇子接任皇位，因为那样，按照晋朝的先例，他们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掌握朝廷大权，只能把权力交给孩子的母亲，实行皇太后辅政。

对于皇太后来说，不是每一个女性都有代子统治国家的能力，这样皇权就会落到外戚手中！

这就是为什么在晋朝时，有的皇帝死了，皇太子并不能接任皇位，而皇弟却可以接任的原因。

成帝平素一直对弟弟、琅琊王司马岳友爱有加。

在病重时，他并没有为一己之私，把襁褓中的儿子推上皇帝宝座，而是从司马家族的利益考虑，将皇位传给司马岳。

当然，这个决定得到了实际掌握朝廷大权的庾冰的同意。

即位时，司马岳二十一岁，是为晋康帝。

也就是说，是病危的成帝将司马岳以及其妃褚蒜子推上了历史大舞台的。

从心态上说，后者本来一直保持着一颗平常心，甚至与世无争。

但是此时不行了，因为褚蒜子已经被封为皇后，她必须要母仪天下。

这一年对褚蒜子来说真是好事成双，一是自己成为皇后，二是生了皇子——就是后来年仅两岁就即得皇位的司马聃。

司马岳成为皇帝后，朝廷大权仍然在庾冰、庾翼兄弟手中，司马岳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可惜仅仅两年的工夫，二十三岁的司马岳突然得了重病，他没有像他的异母哥那样，把皇权交给其他司马家族的成人，而是立褚蒜子所生的儿子司马聃为皇太子，之后的第三天便死去。

实际上，褚蒜子已经成为孤儿寡母，好在这时庾家兄弟还乐于让司马家当傀儡，这里也有庾冰得了重病有心无力的因素。

于是两岁的司马聃成为皇帝，二十一岁的褚蒜子成为皇太后。

重臣何充等人为了请皇太后褚蒜子临朝摄政，上奏道：

嗣皇诞哲歧嶷，继承天统，率土宅心，兆庶蒙赖，陛下体兹坤道，训隆文母，昔涂山光夏，简狄熙殷，实由宣哲以隆休祚。

伏惟陛下德侔二妫，淑美《关雎》，临朝摄政，以宁天下。

今社稷危急，兆庶悬命，臣等章惶，一日万机，事运之期，天禄所钟，非复冲虚高让之日。

汉和熹顺烈，并亦临朝，近明穆故事，以为先制。

臣等不胜悲怖，谨伏地上请，乞陛下上顺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协天人，则万邦协庆，群黎更生，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

何充等大臣希望由褚蒜子以皇太后的名义临朝摄政、总揽朝廷大事的奏表，写得感人至深。

褚蒜子经过考虑，同时对庾冰等人进行试探后，对何充等人的奏折作出了回应，说“嗣主幼冲，宜赖群公同心夹辅，今既众谋佥同，恳切上词，当勉从所请，暂遵先后故事”，表示同意临朝称制。

实际上，当时东晋政权不稳，战争不断，朝廷的大事主要是对周边作战，褚蒜子一个女流之辈，又不懂得军事，这也许就是庾冰等人没有反对的原因。

（2）首次垂帘还算满意

褚蒜子从后台走向了前台。

作为皇太后，她上朝只能抱着孩子在白纱帷幔之后“断事”。

何充等人建议，重用褚蒜子的父亲褚裒总揽朝政，太后便顺水推舟，任命自己的父亲为侍中兼卫将军、录尚书事。

但是，褚裒为人小心、谦让，他不希望自己落得个外戚专权的话柄，于是辞掉内职，坚请外调，皇太后及大臣又改授他都督徐、兖、青三州及扬州二郡军事，兼徐兖二州刺史，官职仍是卫将军，出镇京口。

另外，又征江州刺史、实权派庾冰入朝。

实际上，这时庾冰已经病入膏肓，他临终前表示：

“我将死了，报国初心，不能终展，岂非天命？

我死以后，殓用常服，毋得妄用官物呢！

”庾冰虽然揽权，但是不贪财，没有小妾，没有家私，一时也被传为美谈。

他死后，朝廷追授他侍中、司空，给予的谥号是“忠成”。

庾冰死后，庾家的另一位实权派人物庾翼也以“老之将至”为由引退。

这样，褚蒜子在内朝的执政障碍没有了。

但是，走了庾翼，又来了桓温，这是后话。

总之，东晋始终在权臣的干预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褚蒜子的临朝称制，也是意义不大。

庾翼一系已经是儿子当政，但是何充这帮还是领扬州刺史居重朝中。

这两系水火不相容，褚蒜子及朝廷发出的政令根本就不可能起应有的作用了。

不过，从朝廷的角度说，外患并不可怕，内忧才更为劳神。

褚蒜子及父亲褚裒做梦都想把内部的事情处理好，但是就是解不通、理不顺。

最初，他们为了缓和庾、何两系的矛盾冲突，由褚裒向太后推荐会稽王司马昱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慢慢地将何充的权力归于司马昱。

待庾翼患病死去后，朝廷认为是一个整合的机会。

他们调徐州刺史桓温为荆州刺史，褚裒又向司马昱推荐名士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

实际上增加了对桓温的抗衡力量。

从日后的情况看，朝廷提防桓温是非常正确的，半年后，东晋朝廷便受制于桓温了。

桓温曾在战事上取得一些功绩，因而脾气大得很，动不动就指责大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甚至出现了抗旨不遵的情况。

桓温的霸道让褚蒜子及父亲褚裒受了不少气。

而重臣们也渐渐得不听命于朝廷了。

比如司徒光禄大夫蔡谟，本来已经被任命为司徒，诏书下了几次，就是不上任。

褚蒜子及父亲褚裒怎样相劝都没有用。

而蔡谟对自己的亲友说：

“我如果上任司徒，必然被后人耻笑，只好违抗命令了。

”后来干脆称病不出了。

一日上朝，朝议多时，蔡谟还不见人影，穆帝当时只有八岁，不知如何是好，褚蒜子的意思要等一等蔡谟，可桓温不干。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让东晋这个小朝廷的政令如何畅通呢？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兵遣将，东晋的政治格局表面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庾、何两系似乎土崩瓦解，但是，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走了庾、何，来了桓温，还是权臣，功高震主，而前方的用兵没有大的进展，整个朝廷还是苟延残喘。

褚蒜子作为皇太后，对人事问题没有太多的主意，主要是听父亲褚裒的。

褚裒对许多人也看不清，有时患得患失，拿不定主意。

但从整体的政治格局上说，比之前要好上许多，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状态，即桓温居上游，殷浩居下游，而褚裒居江北。

朝廷方面，则由司马昱居中辅政，政权稳定了一些。

当时的东晋小朝廷，只是占据了江南部分地区，中原和关中的广大地域被少数民族武装占据。

其中有占据陇西、西城大片土地的前凉张骏，有占据关中、陇西的前秦符坚，有占据巴蜀一带的成国李势，有占据辽宁朝阳地区的前燕慕容光，有占据洛阳、邺城的后赵石虎等等。

朝廷的控制力很差，百姓则期待着东晋朝廷能够不断用兵收复失地。

东晋的许多军臣为此都做过努力，但是，由于派系林立，互相钳制，不断有内讧产生。

军方希望不断用武，增加开支，以便壮大实力，收复失地也好，占据山头也罢，总之是兵强马壮为上。

而文官系列则有另外的打算，他们考虑得更多。

一些文官认为，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已经就很不错了，何必去冒风险呢？

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从国库开支方面考虑。

他们认为：

朝廷无钱，等于交权、交江山。

形势真是犬牙交错、莫衷一是。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多年，褚蒜子作为皇太后就在这种情况下摄政了十二个年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除了保全了儿子的皇帝位，维持了政权的存在，还通过战事将东晋的版图扩张了。

尽管还很有限，但是已经不错了。

公元357年，褚蒜子皇太后的儿子、晋穆帝司马聘已经长到十五岁了。

早已经厌倦了摄政的皇太后马上为儿子举行了冠礼，并改年号为“升平”，希望东晋能够民富国强。

随后，褚蒜子毫无眷恋地将“权力”交还皇帝。

（3）再度垂帘，于政无补

褚蒜子皇太后归政后，并没有轻松下来。

作为母亲，她必须为儿子的前景忙碌。

马上给刚刚亲政的穆帝立了皇后。

穆帝的皇后是散骑常侍何准的女儿，名何法倪。

算是名门望族之女。

她比穆帝大四岁，为了朝廷，褚蒜子答应了。

可是，不如人意的是，何皇后及其他嫔妃都没有给穆帝留下后代，这对帝王之家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

虽说归了政，但褚蒜子不可能不管儿子的江山。

穆帝有事情也不断请示褚蒜子。

褚蒜子也尽其所能，帮助穆帝统治江山。

忙忙碌碌五年过去，升平五年五月，穆帝突然患重病不起，数日后驾崩，年仅十九岁。

褚蒜子在感叹自己和儿子命苦的同时，对皇权再度厌倦了。

为了承继大统之事，会稽王司马昱等大臣入宫见褚蒜子，希望迎成帝的长子，穆帝的异母哥哥、琅琊王司马丕嗣位。

褚蒜子没有什么异议，可她还要在群臣的拥戴下下“诏”：

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琊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毋坠厥命！

这道诏令下达后，百官马上前往司马丕驻地，把他迎接入宫。

不日登基，是为哀帝。

哀帝当时二十二岁。

其妃王蒙被立为皇后，其弟司马奕被立为琅琊王。

改年号为建平。

大臣们对哀帝并不放心，恳请褚蒜子再度听政。

褚蒜子本不打算听政，可无奈群臣屡请，也不得不首肯了。

大臣们没有看错，这个哀帝没有一点儿政治细胞，对政事不感兴趣，却整日迷信方士，甚至发展到成日不吃饭、只知道吃药的地步。

当然，哀帝的身子骨不好，这是事实。

于是，群臣也没了办法。

这期间，桓温的势力继续增长，已经完全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了。

通过不断的累积，他已经担任了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等众多职务。

褚蒜子对他心有余悸，再度听政之初，便加桓温扬州牧头衔，希望他入朝参与朝政，以便调虎离山。

但这个计谋被颇有政治头脑的桓温识破，他拒绝入朝，仍然居朝外“发号施令”。

司马丕的确没有皇帝命，仅仅当了四年皇帝便一命呜呼。

东晋的承嗣问题又摆了出来。

身子骨很差的哀帝仍旧没有子嗣，还是解决不了继承人的问题。

经过群臣商议，最终确定由司马丕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奕当皇帝。

褚蒜子皇后立即答应了。

（4）三度垂帘，仍旧一片混沌

公元365年，司马奕当了皇帝，是为废帝。

第二年改年号为太和。

可是，大臣们不能让褚蒜子休息，又是一片恳请，褚蒜子又是不得不听政。

这一次，已经六十岁的桓温再也等不及了，他终于开始对皇嗣指手画脚了。

公元371年，桓温逼迫褚蒜子皇太后下诏，废黜皇帝司马奕，其目标直指褚蒜子。

实际上，虽然桓温不入朝，但是他的“上表”却频繁到朝，大臣们深知他手中的实力，都不得不加以考虑。

所以说，桓温是“身不在朝意在朝”，照样管事。

桓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

在桓温专权时期，东晋的势力尚能与北方强国不相上下，而且他多次主持北伐，夺回了北方大片土地，为东晋统治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

但是，桓温北伐的动机并不纯，他主持北伐的目的不是为东晋朝廷考虑，而是为自己提高威望，最后代晋称帝。

因而在军事上，他并没有用多大心思，屡次北伐屡次失败，可屡次都让东晋朝廷翘首以盼。

应当说，桓温专权的基础来自不断的建功立业，光凭这一点，桓温与历史上其他以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为目的的擅权小人不同，因此，桓温即使是个图谋篡位的权臣，所行之事也是大丈夫所为。

他置所谓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于不顾，既不像那些乱政的封建权臣为了篡位称帝而不顾礼义廉耻，更不像只会亦步亦趋、遵循圣人所言的所谓“大丈夫”，他只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

桓温曾卧于榻上仰天长叹，说了一句倍受后人争论的名言：

“大丈夫不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

从这句话来看，桓温生活在那个年代，却具有了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性格，或者叫“反叛精神”，但是，桓温毕竟不是一个思想先驱，能说出这句话来，也很有思想深度了。

公元369年，桓温率大军从姑孰出发，进行了第三次北伐，进攻前燕。

但由于缺乏统筹安排，桓温孤军深入，而且粮草已尽，又有报称“前秦军队正援救前燕”，于是他匆忙退兵。

第三次北伐的失败，让桓温的名声一落千丈，朝中对他不满、耻笑之人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