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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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义德吸收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及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在《东方学》中指出，西方学者以字典编纂式历史材料积累与想象对东方的形象进行扭曲与误读，东方成了东方学家的东方，而非真实的东方，由于东方的不在场，西方霸权文化使东方文化失语，“在有关东方的讨论中，东方是完全缺席的，相反，人们总能感觉到东方学家及其观点的在场；
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东方学家之所以在场的原因恰恰是东方实际缺席。
”[3]因此，赛义德提出要解构东西式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反对西方霸权文化对东方边缘文化的凝视与歧视。
他坚持个体的特殊性，强调学者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的殖民文化。
霍米·
巴巴吸收法农关于“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微妙关系的论述，对文化殖民、文化霸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对外在强权扭曲人性，使扭曲者由被动变主动，由受辱到适应，进而进行身份认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把文化研究定位于中心之外的非主流文化上，认为各种抹平差异的话语交流隐含了一种话语暴力，最终将会复制帝国主义文化和政治。
2、女性特别是东方女性在帝国主义文化中失语
如果说东方及第三世界民族处于边缘的话，那么东方女性则处于边缘的边缘。
斯皮瓦克、霍米·
巴巴、莫汉蒂吸收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等各种批评理论从女性角度，对西方霸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与歧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他们的观点可概括为二点：
（1）、东方女性受到男权及第一世界妇女的双重歧视。
斯皮瓦克认为，东方女性不仅遭受到男权文化歧视，而且遭受到西方女性的误读，因而成为边缘的边缘。
她把历史的叙事予以颠覆，认为女性历史被男性的认知暴力挤压，构成历史的“虚构”，“在西方人或宗主国的‘凝视’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叙述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
”[4]因而有必要重建历史的真实叙述，清洗殖民烙印。
莫汉蒂将女权主义运用到后殖民批评中，分析了妇女，特别是第三世界妇女的殖民问题。
她认为，妇女在男权压抑下丧失了说话权力，第三世界妇女更是患了失语症，她们不仅受到男权的压抑，而且受到西方女性的歧视与误读。
由于第三世界妇女不仅在男权中心下遭到扭曲与变形，还遭受到第一世界妇女的误读与歧视，因而处于边缘的边缘。
第三世界妇女已被打上文化殖民烙印，成为男权文化及西方女权文化的“他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权力，只能成为男权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反证。
（2）、强调差异性，反对同质体构造。
第三世界妇女是具有民族与阶级差异性的多样性主体，不能把她们看成无历史文化及政治经济差异的共同体，忽略差异而追求跨文化比较，寻求“女性共同体”，抹平了民族、阶级及生存经历的差异性，是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掩盖与伪装。
“可见，为自身建构反抗的政治身份的策略性联盟可以基于普遍化的暂时性的联合，不过，对这些团体身份的分析却不能基于普遍化的非历史的范畴。
”[5]全球妇女因受压迫的共同感而产生的所谓“女性共同体”是不存在的，第三世界妇女由于受多重压抑而缺乏对自己文化身份重新界定的自觉性，但她们不是落后、愚昧的“同质共同体”。
这种“同质共同体”的建构，忽视了阶级、民族、文化等的差异，隐含了帝国主义歧视，是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扭曲与误读，“西方学术有关第三世界结论只是充分的自我意识而已，并描述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西方主义著作的特征，即用一种跨文化的家长制或男性统治的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观点进行性别差异的分析，这导致了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差异’的一种同样的简约的、同质的建构——认为这些稳固持久的、非历史的东西即便不是压迫了这些国家的所有但显然也是大部分女性。
”[6]
3、帝国主义文化含有种族歧视，是语言暴力
后殖民批评家赛义德、斯皮瓦克、贝尔·
里克、凯特·
卡特拉克都认识到了帝国文化是一种语言暴力，含有种族歧视。
东方学家凭语言文字的想象对东方加以扭曲和误读，以字典编纂式使自己的思维与观念成为范式，渗透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东方成为历史一成不变的同质体，愚昧、封闭、陋习、不开化，成为同质体的特征。
“它将由在探险、传教、军事和商业活动中零零星星地搜集起来的一大堆碎片重新结构为字典编纂式、图书馆式的、部门化了的以及文本化了的东方学意义。
”[7]凯图·
卡特拉克就英语对非洲语言的暴力做过深入的分析，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种族主义者就能否定非洲的历史和文化，因而，“黑暗大陆的历史和文化，是由欧洲人给予的。
”[8]欧洲种族歧视所构成的霸权文化对黑人、阿拉伯人的歧视是一贯的，黑人与阿拉伯人被描述为野蛮、愚昧、缺乏文化的同质体，“殖民主义鼓噪黑人缺乏文化，阿拉伯人生性野蛮，这反而会顺理成章地引发对民族的、甚至大陆的乃至种族的文化表现的歌颂。
”[9]语言暴力是无形的，它使被殖民者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接纳，并表现出一种认同，使殖民地的传统文化失语。
后殖民批评家反对帝国霸权文化，反对语言暴力，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希望达到多元文化的共生，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文化虽然有它的意识形态性，但它毕竟不是军事与政治。
西方霸权文化虽有作者有意识对弱势群体进行扭曲的嫌疑，但因缺乏了解而导致误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一定角度说，是后殖民批评家首先厘定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然后站在边缘的立场向西方文化做出抨击。
实际上，因缺乏了解而导致的误读绝不仅仅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东方文化对西方也有误读。
关键是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人要加强沟通与交流，以消解误读。
但由于对帝国主义怀有惨痛的历史记忆，且认为全球化会导致文化帝国主义，人们对全球化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甚至以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
实际上，这是在解构西方中心的同时，又确立了本土的中心，形成了新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
而追求绝对的、纯粹的民族认同是不可能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把族性极端化、绝对化，是一种极端的本质主义。
日本是一个有自身民族文化特质的发达国家，但国内部分学者却建构了东方的自我论述，并强调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与“日本特性”。
这种倾向如被极少数权力集团及军国主义分子利用，很容易导致新的法西斯主义。
美国的塞缪尔·
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打破过去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国际文化的旧思路，而用“文明”界定世界新格局。
他认为全球最危险的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西方同样面临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挑战。
亨廷顿的理论包含了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他过度张扬了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没有看到文明之间的融合，势必加剧民族文化的冲突感，是一种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身份的迷失感
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空间观念，导致了社会关系、人物身份的交叉与错位。
网络文化也打破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使中心与边缘、中心与非中心的关系充满悖论，使文化身份变得模糊而复杂。
跨国公司使资本跨越国界进行重组，其经营者服从于利润的原则而不与其所在国家认同。
“不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外国认同，也不一定与第一世界或白人世界或西方世界认同。
他认同于全球资本义制度……。
”[10]跨国公司对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一种冲击，势必造成社会的重构。
而且，跨国公司的职工大部分是公司所在国家的人，而公司的管理理念却服从于全球的资本制度及公司利润的需要，这势必影响着职工的思想意识。
由于这些公司一方面要适应所在国家消费者的文化趣味，推出适合消费者的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这些公司的文化产品制作人也会渗透自己的审美观点及思想意识，因而使文化产品呈现文化杂交性。
从事这种文化产品的制作人自身的文化身份也出现混杂性。
全球化的一个突出景观是消费文化的高度繁荣，曾一度被称为“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化以不可抵挡之势冲击着精英文化。
这是因为市场经济规律同样支配着文化生产，文化工业受经济利润的制约，必然要照顾消费主体的需要。
而消费主体的大部分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精英，而是不同阶层的广大群众，包括知识贫乏者。
他们反对深奥、晦涩，因而通俗性、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刺激性的消费文化受到了青睐。
消费文化正在消解文化固有的神圣性，消解着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并对艺术价值标准提出质疑。
菜斯利·
费德勒曾提出：
“现在该结束装腔作势的时候了；
因为填平鸿沟也即越过惊人的（Marvelous）和可能的（probable）之间、真实的（Real）和虚构的（mythical）之房和财会室之间以及……的界限。
”[11]颇令人深思的是，消费文化似乎比精英文化更易于得到不同文化身份者的消费认同。
消费文化的强势传播必将影响人们的文化认同，使文化身份变得模糊，难以界定。
因而，文化身份是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所要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要研究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必须深入研究文化身份问题，不但要研究作者及文本的文化身份，还要研究读者的文化身份，特别是要研究作者与读者文化身份互动，以解决当代文化发展的许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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