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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比较优惠和宽松,印度外资政策趋向放松管制。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在税收上采取分地区、有重点、多层次的优惠措施,在一些地区、产业和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享受超国民待遇。
2008年新所得税法实施后,原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仍享受“过渡期”待遇。
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股权的限制也逐步放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的外资政策总体趋向放松管制,外国直接投资从差别待遇逐渐向国民待遇过渡。
同时,注重引导外国直接投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
为促进外国直接投资于本国软件业,印度政府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印度政府还特别注意通过建立和执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标准来维护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以鼓励外国投资软件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又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政策。
但总体看,印度对本国经济和民族工业保护的力度很大,特别是各政党要在大选中取悦于选民,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解决广大民众的就业和谋生问题成为政府获得选票最有效的竞选手段。
而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部分阶层人的利益。
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还没有取得与民族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
(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明显优于印度。
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中国落后约10至15年。
目前,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超过4万公里,印度全封闭高速公路不到300公里,印度的港口与机场设施陈旧。
在通讯设施方面,2004年中国的移动电话为每千人是258部,是印度的6倍。
印度能源严重短缺,2004年能源生产总量仅为中国的1/3,原油产量是中国的1/5,原煤产量不足中国的1/5,印度的发电量是中国的1/4。
中国的电力成本比印度低39%,2003年电力系统本身的损耗中国为%,印度高达%。
中国个人计算机拥有率是印度的3倍以上。
中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是印度的3倍。
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滞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是制约印度利用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三)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市场空间较大,但内需不足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2005年储蓄率达5l%,比印度高20个百分点,这些储蓄大部分转化为投资,导致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旺盛。
中国人均GDP和储蓄率明显高于印度,导致中间产品市场的规模明显大于印度。
中国的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并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下降为2006年的50%。
虽然印度的消费率比中国高20个百分点,但人均消费水平仍较中国低。
因此,无论在中间产品领域,还是消费产品领域,目前美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市场空间均大于印度。
与印度相比,于消费率偏低,消费对高储蓄率转化的高投资率支撑不够,导致中国生产的产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并形成贸易顺差。
从长远看,与其他经济体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难免会给大规模产品出口带来风险,进而影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的持续推进。
(四)印度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短缺,劳动用工制度严格。
中、印人力资源均十分丰富且价格低廉,构成吸引美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据美中商会的抽样调查,熟练劳动者的短缺是美商投资中国的主要障碍,在投资沿海的美商中,有1/3以上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印度劳动力总体素质较中国差,成年人中文盲率近40%。
长期以来,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绝大多数集中在文理科和商科类专业,工、农、医等专业较少。
因为找不到合格的劳动力,印度本土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往往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跨国经营,而在中国则较少出现类似情况。
另外,印度劳动用工制度十分严格,解雇工人很难,很多公司因此不愿意扩大经营规模。
外商在印度投资企业必须雇用和培训印度人,禁止在未得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解雇工人,企业必须给予临时工与正式工人同等的待遇。
印度工会势力较大,一旦发生延长工时或出现工资问题,就随时会出现罢工现象。
而中国为给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强调外商投资企业具有工人管理自主权,外商投资者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用工规划,用工环境比印度宽松。
(五)印度的企业经营规则更易被美国投资者适应,语言障碍少。
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是依据大陆法系建立,司法过程常常受到中华法系的影响,法律本身还存在一些漏洞;
印度现行的法律体系是在英美法系基础上建立的,与美国的法律体系兼容性较好,法律体系更完善。
印度各种经济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已经多年,中国则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英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在印度得到广泛使用,对美国投资者来说语言障碍少。
这些制度和语言方面的特点有利于印度吸引更多的美国直接投资。
(六)中国在促进投资方面比印度积极,措施得力。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在促进外商投资方面态度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
如,召开各类招商引资大会、以商引商、上门招商、通过各种中介机构进行招商、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者予以重奖。
中国在促进投资方面的积极态度和相关措施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印度则更注重对民族企业的保护,很少采取上述措施。
二、中、印两国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中、印两国利用美国直接投资规模。
20世纪90年代初,中、印两国利用美国直接投资总量相当,1990年末美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分别为亿美元和亿美元,印度略高于中国。
1991年以来,中、印两国美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分别以年均%和%的速度增长。
2006年末,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存量为亿美元,在印度直接投资存量为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倍。
(二)中、印两国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绩效。
一般来说,一国经济规模越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越多。
因为一国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市场越大,对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也往往意味着有较好的资源基础,因而对某些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从表1可看出,剔除经济规模的影响后,1990年-2006年17年间中国有10个年度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绩效较好,印度有7个年度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绩效较好。
近年来,印度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绩效对中国形成赶超之势,2002年、2005年和2006年已超过中国。
相对经济规模来说,目前印度的美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水平也已超过中国,2006年度印度的GDP是中国的倍、2006末美国直接投资流入印度的存量为流入中国的倍。
(三)中、印两国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集中在第二产业,约占总量的1/2,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少。
美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则集中在第三产业,约占总量的2/3,第二产业次之,约占总量的1/3,第一产业投资很少。
于长期鼓励外商投资生产性项目,目前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制造业,按照北美产业分类标准,2006年末美国整个制造业的投资存量占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达%,其他分布较多的产业有金融(含储蓄)保险业、批发业、控股公司业、采矿业,占美国在中国投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和%。
印度金融保险业开放力度较大,软件业投资政策优惠、配套性强,同时具有人才优势。
因此,目前美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以金融(含储蓄)保险业、信息业最为集中,2006年末这两个产业的直接投资存量占美国在印度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和%,其他较为集中的产业有制造业、批发业和科技服务业,占美国在印度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和%。
通过比较可知,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明显集中在制造业,美国在印度的直接投资则明显集中在金融(含储蓄)保险业、信息业和科学技术服务业。
三、利用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印两国的影响
(一)就业效应。
美国在中、印两国投资企业雇员人数呈增长趋势,以拥有多数股权企业为例,1997年至2004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和%。
2004年末,美国在中国投资具有多数股权企业雇员总数为万人,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人数的%,在印度的投资具有多数股权企业雇员总数为万人,相当于印度总劳动力人数的%。
对全球平均水平来说,美国对中、印两国的直接投资多属劳动密集型,即投入同样的资金产生的就业效应往往更大。
以2004年为例,美国在中国投资具多数股权企业平均每100万美元资产提供的就业机会达个,在印度投资具多数股权企业平均每100万美元资产提供的就业机会达个。
(二)技术转移效应。
一国对外技术转移效应可粗略地用使用费和许可费来衡量。
1987年-2006年,美国向中国转让技术收取使用费和许可费亿美元,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向设在中国境内的附属机构收取使用费和许可费亿美元,占%。
美国向印度转让技术收取使用费和许可费亿美元,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向设在印度境内的附属机构收取使用费和许可费亿美元,占%。
可见,伴随着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是美国向中国和印度进行技术转移的主要途径。
从发展趋势看,跨国公司向其附属机构的技术转移占美国对中、印两国技术转移的比重越来越大。
(三)贸易效应。
当美国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设立附属机构,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中国、印度的区位优势相结合而生产出母国市场需要的产品时,往往导致设在中国、印度的附属机构对美国本土开展商品出口。
1997年-2004年问,美国在华投资拥有多数股权企业向美国出口商品亿美元,占美国在华拥有多数股权企业销售总额的%。
美国在印度投资拥有多数股权企业向美国出口商品亿美元,占美国在印拥有多数股权企业销售总额的%。
另一方面,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印两国进口美国商品具有带动作用,因为美商投资企业可能需要美国企业生产的机械设备、中间产品等。
1997年-2004年期间,美国在中国投资拥有多数股权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亿美元,在印度投资拥有多数股权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亿美元。
总体来说,美国直接投资对美中贸易的影响比美国直接投资对美印贸易的影响更大,给中国带来了小幅顺差,给印度则带来小幅逆差。
(四)对GDP的贡献。
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印度GDP的贡献可近似地用美国投资拥有多数股权企业的增加值来衡量。
美商投资拥有多数股权企业对中、印两国GDP的贡献率呈缓慢上升趋势,2004年分别达%和%,均明显低于美国境外投资企业对其他经济体GDP的平均贡献率。
美国在中国投资企业对GDP的贡献率略高于印度。
四、结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量相当,年度利用美国直接投资规模相当。
此后,中国利用美国直接投资无论在总量还是规模都上迅速超过印度,两者的差距逐步拉大。
与此对应,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更大。
但近年来印度利用美国直接投资呈赶超之势,印度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量、年度规模均已高于中国。
比较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环境因素不难看出,印度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绩效赶超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软实力”较强。
中国要提高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绩效也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软实力”,特别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提高司法水平,努力培养一大批国际化的人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制定的针对性、配套性要进一步加强,从而提高其实施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