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吴中古文辞运动简论的论文教育理论论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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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洪武至成化百余年间，统治者在政治上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士风也由元末的刚健一度变得低迷，文学的正常发展被政治扭曲了。
成化弘治年间，随着政治环境的松动，文人士大夫的主体精神开始复苏。
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前七子的文学复古活动盛行，并在整个文坛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这一时期在吴中地区也兴起了“古文辞”运动。
吴中地区兴起的古文辞运动，一度声势浩大，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叶盛《录诸子论诗序文》称：
“我朝诗道之昌，追复古昔，而闽、浙、吴中尤为极盛。
”[1]稍于其后的王琦在《寓圃杂记》卷五“苏学之盛”称“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
人材辈出，岁夺魁首，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
”[2]袁表在《袁永之集序》中描述吴中地区在孝宗朝时的“力追古作”的文学创作情况：
“吾郡则有南峰杨公、南濠都公、枝山祝公、迪功徐公、东桥顾公、六如唐公、林屋蔡公，较之他方作者多猗盛矣。
WwW”[3]
文征明描述吴中地区兴起的古文辞运动：
“顷者恭侍燕闲，获承绪论，领教实深。
又承命献其所为文，窃念某自蚤岁即有志于是。
侍先君宦游四方，既无师承，终鲜丽泽，伥伥数年，靡所成就。
年十九还吴，得同志者数人，相与赋诗缀文。
于时年盛气锐，不自量度，僴然欲追古人及之”，[4]（581）文氏生于1470年，弘治二年（1489）其十九岁，这也就是说在弘治二年（1489），吴中地区的文人们开始由个人走向群体，开始群体性地专注于对古文辞的提倡。
廖可斌在他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一书中，将明代的复古运动大致划分了几个阶段，“其中从弘治六年到弘治十五年，是复古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酝酿期。
”[5]（67）吴中地区的古文辞运动是弘治二年（1489）开始的，从时间上看，京师地区的以李梦阳为首的复古运动则稍后于此；
就内容来说，吴中地区的古文辞运动与京师的复古运动都以向古人学习为落脚点，但又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与风貌。
一、“古文辞”定义
“明代复古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力图恢复古典审美理想及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的文学运动。
”[5]（90）吴中文人力倡古文辞，强调学古，但他们的学古并不属于明代复古运动的大范畴，他们对古文辞的喜爱，强调的是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情感性、辞采性。
他们推崇先秦至六朝至盛唐诗文，同时也推崇宋元人的优秀作品。
翻检吴中文人的文集，大略看一下他们所认同的古文辞的定义是什么。
文征明在《上守溪先生书》中说，“稍稍以其间隙讽读左氏、史记、两汉书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时时窃为古文词。
”[4]（581）可见，在文征明眼中，古文辞主要指左氏、史记、两汉书一类先秦两汉之文，即秦汉散文。
桑悦在《唐诗分韵精选后序》中说，“诗犹海也，三百篇为其蓬岛，汉、魏、晋为其弱流，而唐则犹其中之亶夷诸洲。
学操舟之士至海门而震叠，苟望洲之畔岸，心意俱饱，复何有希翼者乎？
吕侯之选此诗，盖剪其荆棘去其旁歧，诱人至止是洲，而予申以是言，又欲过此而往，直溯弱流而至蓬岛也。
况我朝治隆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复哉！
”[6]可见桑悦认可的“古”是先秦、汉、魏、晋、唐时期。
吴宽在《旧文稿序》中称自己不喜时文，“幸先君好购书，始得《文选》，读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读《史记》《汉书》与唐宋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颇属之。
”[7]他所说的古文指的是先秦两汉之文乃至唐宋之文。
朱存理在给史鉴的一封信中谈及双方喜爱的文集时说，“所谕中散集曾于友人家借阅，不及抄本。
今奉去《宣城集》、《玉山名胜集》计二册以塞来命。
”[8]可见二人喜欢的是嵇康、谢眺、顾瑛的作品，从时代概念上看，他们喜爱的古人是魏晋、南北
朝、元代的，这就不仅仅是先秦两汉之文，而且包括了魏晋六朝、元代的文学。
可见，吴中文人们所谈的古文辞的概念十分宽泛，可以说从先秦至元（即明以前）的优秀文学作品都被他们归入了古文辞的范围。
二、“古文辞”运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
吴中文人们力倡古文辞，强调学古。
他们对“古文辞”的认同基于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感发作用的认同，是认同各种优秀作品反映真性情、书写真性情的本质上的相同。
他们所注重的是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情感性、辞采性，其各种认识散见于个人的诗文集中。
吴中文人们特别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
祝允明在《野航诗稿原序》中谈及他对古诗的认识：
“古人为诗，趋适既卓而涵量又充，其命题发思类有所主，虽微篇短句未尝无片语新特。
”[9]认为古诗之佳即在于其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其思想总是有所指并有自己的新意的，这种对古诗的推崇显然是从古人作诗时追求新意、追求有涵量的思想内容这一方面着眼的。
至于何种内容才算得上有新意、有涵量，吴中文人亦有进一步的论述，杨循吉《朱先生诗序》说：
予观书不以格律体裁为论，惟求能直吐胸怀、实叙景象，读之可以谕妇人小子，皆晓所谓者，斯定为好诗。
其它饾饤攒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学生者，虽千篇百卷粉饰备至，亦木偶之假线索以举动者耳，吾无取焉。
大抵景物不穷，人事随变，位置迁易，在在成状，古人岂能道尽不复可置语？
清篇新句目中竞列，特患吟哦不到耳！
[10]
杨循吉是一位“力追古作”的人物，但是他在诗歌创作上并非完全奉古人为圭臬。
他认为真正的好诗应该是与现实生活、身边事物相联系的，就内容而言，应该是“直吐胸怀、实叙景象”，应该写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写出现实存在的真实景象，而这种感受、情感与景象应该是“妇人小子皆晓所谓者”，而不仅仅只是让与自己学识相差无多的读书人知道。
杨氏反对作诗饾饤古人，因袭古人，他认为世事、人事、物象在发生变化，古人不可能知道今人的一些事情，也不可能把今人才有的思想感情在古时就表达殆尽。
可见杨氏学习古诗，所注重的并不是古诗的形式而是其内容精神的实质，而古文精神的精髓在他看来就是抒发来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情感。
徐祯卿是吴中文人中对诗歌理论用力甚勤的人物，其《谈艺录》一书已经构建起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①。
此书同样注重诗歌的内容：
由质升文，古诗所以擅巧；
由文求质，晋格所以为衰。
对于诗歌如何能谈得上是有充实的“质”，徐祯卿认为情感是诗歌有充实思想内容的主要来源：
夫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
荆轲变徵，壮士瞋目；
延年婉歌，汉武慕叹。
凡厥含生，情本一贯，所以同忧相瘁，同乐相倾者也。
故诗者风也，风之所至，草必偃焉。
……若乃歔欷无涕，行路必不为之兴哀；
愬难不肤，闻者必不为之变色。
故夫直戅之词，譬之无音之弦耳，何所取闻于人哉？
至于陈采以眩目，裁虚以荡心，抑又末矣。
[11]
诗歌因情而生，又通过引起他人的共鸣而体现其存在和价值——行路者为之兴哀，闻者为之变色。
至于一味地以华丽辞藻来令人眩目荡心，徐祯卿以为乃是诗歌之“末”。
如此从情感的真实充沛和感发作用来强调诗歌的内容特质，这又是吴中文人诗歌理论的一个特色。
更强调“真实”、“天然”，这具体体现在他的《南濠诗话》中，如：
“切莫呕心并剔肺，须知妙语出天然。
”为了这一点，甚至可以不顾一切：
“但写真情与实境，任他埋没与流传。
”在他看来，真情与实境才是诗歌应该抒写的唯一内容。
基于此，他对于时人一味推崇盛唐诗歌并不以为然，而认为抒写真情实感的宋诗亦有可称道之处：
“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末便可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
”
吴宽《中园四兴诗集序》说：
古诗人之作，凡以写其志之所之者耳。
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触发，或有所怀思，或有所忧喜，或有所美刺，类此始作之。
故诗大序曰：
‘诗者，志之所之。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后世固有拟古作者，然往往以应人之求而已。
嗟夫！
诗可以求而作哉？
吾志未尝有所之也，何有于言？
吾言未尝有所发也，何有于诗？
于是其诗之出一如医家所谓狂感谵语，莫知其所之所发者也。
[12]
吴宽强调的是诗歌来自于人自然而然的兴发感怀。
他指出诗歌本是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抒发，也即前人所说的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吴宽的看法实际上只是对《诗大序》的再次强调，不过，在当时人们率意为诗的情况下，还是有较强的针对性的。
从以上吴中文人的观点、看法中明显看出，吴中文人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充实性，而尤其强调作品应来自作者的真情实感，应是其情怀和情趣的自然流露。
是否抒写真情是吴中文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为重要的尺度，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文学作品创作于哪一个朝代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着重点并不在对诗歌境界的强调上，而是更注重内容真实的分析。
吴中文人的文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论述上，不过，他们也注重对学养储备的强调，如杨循吉在《苏氏滇游吟集序》中说，
作诗用古人法，说自己意，命所见事，如此而后诗道备矣。
然是三能无先后次第，得则皆得之，如华严楼阁，一启扃钥斯重重悉见也，此在学者着力读书聚材积料，如恒人务衣食，日日不忘而又能不以揠助成功，听其自化，则其至境界不难也。
至则纵横变化，皆得三味，无一事非诗，所谓我欲诗，斯诗至矣。
于是乎或自成一家，或幻为诸家，出口触笔岂欲不随我者哉？
[13]
杨氏在此序中提到作诗应该遵循的三原则：
“用古人法”、“说自己意”、“命所见事”，虽然他并没有具体指出“用古人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在他看来“古人法”显然是诗歌作得好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并非全部方面，写出好诗的一个重要条件倒在于着力读书积累材料。
吴中文人们强调诗歌写作的情感性，注重写作前的知识积累，但对于较为具体的应如何写作诗歌谈论的不多，唐寅的《作诗三法序》一文，从诗歌创作的形式上着眼，谈到诗歌写作应注意有一定的章法、句法、字法。
认为章法应注意气韵豪壮，表意准确，词义古雅；
句法应注意模写，锻炼，剪裁；
字法应注意装饰、润色、变化。
章、句、字之间又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以上的文字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文人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些都关系到文学的本质，可见，他们的提倡学古是重实质而不泥于形式的学古，他们的提倡古文辞更多是对文学本质的强调。
三、“古文辞”运动实绩
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明中叶吴中文人们对古文传统、对吴中文学传统都有继承，但又在明中叶这一时期有独特的特色，呈现出新鲜、活泼的时代气息。
他们的文学创作有自己较为独特的艺术风貌，这种艺术风貌的形成基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切磋的平等的、融洽的关系，也基于他们在生活态度、文化修养、审美趣味、文学观点等方面的契合。
（一）学养对创作的充实
吴中文人涉猎广泛，又对某一方面的学术有着深厚的兴趣。
专精和广博对他们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他们的说理论辩之文的写作上。
这些文章的立意深刻，论述精到，从材料的运用、观点的论述、思维模式的采用、谋篇遣词等等方面体现着吴中文人们之取精用博，目光纵横。
这一点尤在祝允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祝允明“贯综群籍，稗官、杂家、幽遐嵬琐之言，皆入记览。
”[11]在此基础上，他的文章亦涉及面较广，“发为文章，崇深钜丽，横纵开阖，茹涵古今，无所不有。
”[14]他的一些杂论性文章有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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