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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报告评什么、怎么评
评估报告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其设计之初就兼顾保护绩效和文化遗产事业的三大功能发挥情况,[2]评估的数据基础来源于常规统计资料以及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门性调查,与现实工作直接挂钩,能最及时、科学地反映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按“四个好”标准而言的服务功能发挥情况和相关工作的绩效。
具体来看,可以将评估报告的具体指标和评估方法与《决定》中相关要求的对应关系总结如表评1-1所示。
表评1-1《决定》的相关要求在评估报告中的具体体现
评估报告的分析体例和评价指标设计体现了“四个好”和《决定》中的相关要求,文化遗产事业是否按这个方向发展,可以从评估报告的结论中看出端倪。
以下具体叙述评估报告评的内容和评的依据。
1.1评中央要求的事业管理水平和“四个好”的实现程度
文化遗产事业要“着眼于突出公益属性、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要实现“四个好”,就必须准确衡量文化遗产事业在与其对应方面的发展水平。
实际上,这也就是在衡量文化遗产事业在这些指定方向上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本书主题报告第四章中,课题组主要从文化遗产事业管理水平的角度,基于GAP分析方法对各省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和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的资源空间配置效率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并提出了改进管理水平的措施与建议。
评估报告则主要从考察文物系统内部配置行政资源的效率角度(即是考察在一定投入水平下“四个好”的体现程度)来研究文物系统的管理水平,二者都是为实现文化遗产事业精细化管理服务。
在前三年蓝皮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课题组建立了相对固定的“三投入、四产出”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效率评估指标体系和数据处理技术方法,对“十一五”期间各省份文化遗产事业行政资源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3]。
通过对评价指标、赋权方法、数据处理方法等方面的多次修订、改进,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科学的分析模式。
不过,囿于合理性(重点评估承担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具体工作的机构)和可行性(数据可得并可比),评估报告并非面面俱到,只是选择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和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作为主要考察对象[4]。
今年的评估因为数据所限仅选取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为主要考察对象(关于博物馆的相关评估可参见2009年蓝皮书评估报告)。
需要说明的是,评估报告(以下称为“蓝皮书评估”)在“评什么”以及“怎么评”上,与文物系统已有的相关评估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下面就以2011年发布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状况评估”[5](以下简称“博物馆评估”)为例来说明区别和联系。
博物馆评估与蓝皮书评估在基本理念、评估对象、指标体系、技术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
基本理念上,博物馆评估全面考察博物馆的日常运行状况,注重看许多工作的“有无”和少数工作的“好坏”,基本不属于绩效评估;
而蓝皮书评估旨在以省为单位考察文物系统内部配置行政资源的效率(即是考察在一定投入水平下“四个好”的体现程度)来研究文物系统的管理水平,属于绩效评估。
评估对象上,博物馆评估为具体的博物馆,蓝皮书评估为以省为单位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和博物馆总体。
指标体系上,二者主要是对“管理水平”的界定有差别。
博物馆评估选取了反映博物馆运行状况的各项定性和定量的指标,其中在定性指标中,用于反映博物馆管理水平的一级指标“博物馆管理与发展建设”包括了发展规划、制度建设、安全管理、人才培养等二级指标,根据既定的考查要点核定相关的规划、制度完善情况、相关活动开展与否的评定,主要是一种定性的“有无”评估;
相比之下,蓝皮书评估对于“管理水平”的界定范围更广,涵盖了文物系统日常管理工作涉及的四个主要方面(保护、教育、科研和经济):
藏品管理、人员管理、展览与公众教育、资金管理等,主要从考察文物系统内部配置行政资源的效率“好坏”角度来定量评估文物系统的管理水平。
技术方法上,博物馆评估主要有定性评估[6]、定量评估[7]和抽查复核三个环节,按照评估指标体系内各级指标的不同权重(分值)汇总得到初评结果(绝对值),经国家文物局审定的初评结果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
而蓝皮书评估依托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运用Matlab软件直接运行程序得到31个省级行政区文物系统内部配置行政资源效率的相对值,反映的是相对效率的高低,更适用于绩效考核。
尽管有这些区别,但应该看到,这次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与蓝皮书评估的结论却有多处不谋而合,如科研功能发挥不佳、公共服务创新能力欠缺等。
博物馆评估的结果显示:
83家一级博物馆两年的定性一级指标得分率中,科学研究较低,得分率仅43%;
代表性研究成果平均得分率则更低,只有27%,是所有评估项目中最低的得分率。
2008年到2009年国家级博物馆在五个定性一级指标中藏品管理、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和博物馆管理与发展建设得分率高于80%,科学研究得分率则仅略高于60%,其中尽管在学术活动方面得分率达到85%,而代表性研究成果得分率相对较低,不高于50%,是唯一不及格的二级指标[8]。
而同期的蓝皮书评估结果也表明,综合2006~2009年在不同的社会偏好下的年度效率来看,在功能发挥与保护绩效上,经济功能发挥得相对较好,而教育功能、科研功能及保护效果做得相对较差,尤其是科研功能。
以2009年为例,在经济强偏好下全国平均的效率值为0.6603,而在教育强偏好下、科研强偏好下和保护强偏好下的效率值分别为0.5753、0.3563、0.6303[9]。
由此可见,两类评估可以相辅相成。
综上所述,可以用表评1-2来系统总结蓝皮书评估和博物馆评估的区别和联系:
表评1-2蓝皮书评估与博物馆评估的区别和联系
1.2评估报告的依据何在
评估报告基于文物系统常规统计数据和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项调查,可从两方面说明这些作为评估报告依据的数据。
第一,经济贡献指标的统计口径。
在2010年蓝皮书中,课题组着重介绍了文化遗产事业经济贡献的指标处理方式是采用直接经济收入(经营收入+事业收入)来衡量,并提出使用“收入法”计算文化遗产事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用以体现文物系统业内增加值时划分更细致、计算更准确。
[10]但是,在具体运用时,从目前可获得的数据情况来看,若运用收入法只能计算得到全国层面的文物系统的经济贡献,无法得到分省区的数据用于进行地区间的对比分析;
而直接经济收入相关指标是从文物系统产出角度,将“事业收入+经营收入”作为主要产出直接和财政性投入等指标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同时与分省的产出指标也相一致,因此从指标口径统一和研究成果衔接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
第二,文物保护绩效指标的数据来源。
关于各省的文物资源保存状况,在不可移动文物方面,目前可获得的最新数据来自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状况数据库(由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提供,截至2009年的数据);
在馆藏文物方面,除了2005年全国馆藏文物腐蚀状况调查数据,没有更新的数据。
因此,本年度评估报告只能重点考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沿用2009年蓝皮书评估报告中对博物馆考察的结果(根据2005年全国馆藏文物腐蚀状况调查数据对各省份博物馆的管理水平进行了评估)。
这样,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各省份文物业的保护效果=各省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率×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数+各省份馆藏文物保护率×
博物馆机构数。
2评估报告怎么用
评估报告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文化遗产事业在协调发挥教育、科研、经济三大功能方面的相当一部分工作的成效,可以为提高各省份文化遗产事业管理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同时,评估报告效率评估的相关结论可以作为文化遗产事业贯彻落实《决定》要求,开展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主要是文物系统)绩效评估考核的具体成果,如图评1-1所示。
图评1-1评估报告使用说明书示意图
如图评1-1所示,从评估报告的指标设置来看,由“三投入”指标的分析结果可以从行政资源投入角度探析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外在因素;
通过以“三投入、四产出”为基础的DEA分析结果可以从投入产出效率角度寻找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内在因素。
同时,在评估报告的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的基础上,还可以探索建立文化遗产事业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的基本思路,分析结论也可以作为开展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主要是文物系统)绩效评估考核的具体成果。
2010年蓝皮书对评估报告的现实意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且以重庆市和陕西省为例详细阐述了评估报告如何使用,如何应用于实际管理工作,本年度蓝皮书中对于上述问题不再赘述。
为了更为直观地说明评估报告相关结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方法,下面仍然以重庆市和陕西省为例,着重就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评估结果与《决定》相关要求的关联进行具体说明。
2.1静态效率评估结果的应用示例
2.1.1自由偏好下的事业发展效率分析
在自由偏好下,通过对投入产出指标的赋权状况可以分别看出各省份在哪些资源上存在冗余和哪项产出带来的收益较大,有利于各省份了解自身优势。
以重庆市和陕西省为例,如表评1-3所示,在自由偏好下,重庆和陕西两地区2010年文物系统发展的静态效率值分别为1.0000和0.9858。
表评1-3自由偏好下重庆、陕西两省、2010年文物系统发展的静态效率
表评1-3的结果显示:
重庆的效率值达到了饱和状态(效率值为1),同期共有14个省份的效率值可以达到1;
而陕西的效率值略低于1,相对而言仅处于中游水平,说明通过改进资源利用方式和改善管理方法还有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并提高特定投入下的产出的空间[11]。
从投入要素的赋权情况来看,陕西的财政资金被赋予了零权重,说明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讲,陕西的文物系统财力投入过大,从而影响了效率值;
而重庆的财政资金赋予的较高权重,表明重庆在利用财政投入方面是相对节约和有效率的。
从产出要素的赋权情况来看,重庆的经济产出赋权为零,表明该两项经济方面的产出效果相对不明显,而教育产出和保护效果的高权重反映出重庆在文物系统的公共教育功能发挥和文物保护工作绩效相对突出。
相对而言,陕西省文物系统的产出情况与重庆市有所不同:
经济产出和科研产出的权重相对较高,表明陕西的文物系统经营和事业收入相对较高,并且科研产出效果相对较好;
教育产出的赋权接近于零,表明教育方面的产出效果相对不明显。
2.1.2专家偏好下的事业发展效率分析
通过改进的德尔斐法得到的专家偏好,反映了国家对文物系统发展的要求和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倾向。
考察各省文物系统在政策既定偏好下的效率值,可以了解各省效率值的相对大小,并针对各项指标的赋权,寻找本省的差距所在,有的放矢地提高工作效率。
以重庆市和陕西省为例,如表评1-4所示,在专家偏好下,重庆和陕西两地区2010年文物系统发展的静态效率值分别为0.7635和0.8321。
同期,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北京、福建、湖北、青海的效率值达到了1,重庆和陕西在全国分别排在第19位和第15位,均属于中等水平。
表评1-4专家偏好下重庆、陕西两地2010年文物系统发展的静态效率
从三个投入指标的赋权情况来看,重庆和陕西的财政资金和固定资产增值赋权相对较高,说明财力投入相对较为节约,效率较高,而人力投入量相对过多。
从四个产出指标的赋权来看,陕西的各项产出发展较为均衡,比较符合功能发挥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