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南昌起义中的纪律建设与党史上的警示教育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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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去九江，临行之前，他对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
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
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
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
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
”一直到8月初，邓颖超在国民党的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才得知周恩来去了南昌。
周恩来、邓颖超把没有说的话埋藏在各自的心底，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标杆。
特殊的斗争形势，更需要把严守保密纪律放在首位。
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秘密的，对于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即便在临近起义的前几天仍保持高度警戒。
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南昌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11军第24师师部，叶挺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
与此同时，驻扎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20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
为防止泄露机密，会场高度戒备。
而获悉起义计划后的团、营级军官同样做到严守机密。
时任第24师7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曾这样考虑：
“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3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多于共产党员。
这些国民党也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
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
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
命令是逐级下达的，“而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现在，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
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
而对于士兵，则在临近起义打响时才宣布军事行动，在此之前则未透露任何关于军事行动的意图。
南昌起义时任第20军教导团战士的涂国林后来曾回忆说：
“起义前一天才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移驻小营盘。
当晚睡下不久，上边就来了通知，我们一个个耳传着：
‘喂，注意!
今晚恐怕有事!
’睡梦中被叫醒，奉命紧急集合。
队长宣布进入战斗，任务是消灭附近敌军。
”而对于非作战人员，很多人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了，起义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
“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
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
‘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
8月1日凌晨2点，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道路、方向、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进行突袭，敌军不知所措，迅速瓦解。
显而易见，这与起义前党出色的保密工作是分不开的。
听党指挥是南昌起义胜利的根本保证
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突变所决定的，起义全过程呈现了“听党指挥”的定势与格局。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临危受命，积极主动地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了起义军坚强的领导核心。
参加起义的军队，大多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
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坚决“听党指挥”。
周恩来在征询贺龙意见时，贺龙表示“甚为热烈”，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表示：
“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起义前一天召开的营以上军官会议上，贺龙说：
“国民党已经死了。
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愿跟我走的，我们一起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
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以总指挥贺龙为代表的在党影响下的进步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始终听从党的指挥，牢牢团结在党的前委的周围。
贺龙、郭沫若在南下广东抵达瑞金时，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们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
以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南昌起义取胜的根本原因。
严明纪律是南昌起义军南征广东的有力保障
一支军队的纲领和宣言就是一面旗帜。
南昌起义发布的系列文告，不仅让全体官兵明白此次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光明前景，极大鼓舞了士气，也要求全体官兵共同接受党纪军纪的约束。
如《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就昭告世人：
“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宣告：
“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
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
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
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
8月18日，起义军到达广昌。
当晚全军召开大会。
贺龙简短总结了十多天的行军情况，然后严厉地说：
“老百姓有反映，很多士兵到池塘里洗澡、摸鱼，这是很不好的!
”一些士兵听了很不安。
“还有些官兵，自己不愿意扛枪，就抓夫，让别人挑枪!
”“从现在起，不准下老百姓的池塘洗澡、摸鱼，不准抓挑夫，行军锅一律自己背上。
我们是干革命的军队，不能像国民党反革命军队那样，不替老百姓着想。
同时打扫宿营地。
烧水、煮饭一律在外面，这有点麻烦，要革命，就不要怕麻烦。
”大家都在议论着，感觉说得挺新鲜。
而身为副军长的朱德严格要求自己，过着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
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病员。
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染着大家。
恽代英有坐骑，但他不骑，让给伤病员骑，一直坚持步行。
8月下旬起义军到达江西瑞金后，前委专门召开会议，分析了革命形势及部队思想状况，印发了《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重申起义军的严明纪律和保护商人的政策。
整顿纪律是巩固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的必要举措
1927年9月，起义军主力潮汕失利后，一部分主力进入海陆丰地区，另一部分主力由起义军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第25师和第9军教导团，血战三河坝，转战粤闽赣边区。
起义部队不时遭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的袭扰。
加上缺吃少穿，疾病流行，军官思想混乱，士兵纪律松懈，部队严重减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部队将难以经受住考验，如何保存革命火种成为现实考验。
10月23日，起义部队进入信丰新田圩后，朱德在信丰的新田大屋下，主持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议，研究整顿部队纪律，成立没收委员会，开展打土豪活动，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史称“信丰整纪”。
10月25日，针对部队进入信丰县城后，仍有少数人进饭馆大吃大喝不给钱，还有的士兵跑进布店把布抢到街上等纪律涣散、骚扰百姓的情况，朱德、陈毅当机立断，把部队带离县城，在信丰西牛源和丫叉桥的一个山坳里，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决定整顿部队纪律。
会上，陈毅满脸愤怒地说：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可是，在我们队伍里，有人竟敢无视军纪，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当铺。
这哪里是革命战士，简直就像土匪一样!
我们要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
”接着，陈毅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是军阀部队，也不是国民党的部队。
我们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有了这样的纪律，人民才会拥护我们，革命才能胜利。
否则，我们一刻也难以生存。
朱德的发言诚恳而严肃，他说，“我只讲一点，革命离不开纪律。
革命纪律是铁面无私的，如果我朱德违反了纪律，大家同样可以拿我问罪。
革命军队的纪律是铁的纪律，任何人违反纪律都要受处罚!
”这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掌声。
会后，带头哄抢的3名严重违纪分子遭到严厉惩处，违纪品收集后则由中共信丰特区委派人送归原主。
至此，这次违纪事件得到了圆满处理。
在困难重重、前途迷茫的紧要关头，“信丰整纪”为部队指明了斗争方向，树立了革命信心，部队组织纪律得到进一步加强，政治素质得到提高。
正是由于加强了纪律建设，革命才一次次化险为夷，焕发出无穷生机。
1928年4月，朱德发动湘南起义后，率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现历史性的会师，拉开了中国革命崭新序幕。
回顾南昌起义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人民军队由弱小到强大、从苦难到辉煌，一个重要法宝就是不断加强纪律建设，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统一意志、规范行动、凝聚力量。
纪念历史，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纪律建设。
严明党的纪律，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前提和可靠保证。
2021年党课党史讲稿文：
党史上的警示教育
在我们党近一个世纪的成长史中，惩治违规违纪与开展警示教育相结合，警示教育与先进典型示范教育相得益彰，可谓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红色传家宝”。
重视警示教育，既能督促提醒全体党员干部在砥砺实干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也为提高拒腐防变免疫力打下有效的预防针。
警示教育如同革命岁月里的警示牌
从红色政权建立之初，我们党就非常注重通过组织会议、干部培训、公审大会等形式，以学习、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揭批审判等方式进行警示教育，尤其善于运用鲜活的反面教材来宣示纪律。
20世纪30年代初，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反腐、肃贪、倡廉的红色风暴。
时任基建工程处处长的左祥云贪污巨额工程款并盗窃机密企图叛逃;
总务厅厅长赵宝成、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竟私放在押收监的左祥云，且二人都存在生活腐化、挥霍公款等严重问题。
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的情况汇报后，及时将汇报作为警示教育材料，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
同时，为了扩大警示教育的广度与深度，经毛泽东同志批准，在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对案件进行公开审判。
公审当天，礼堂内外挤满了旁听围观的干部群众，审判过程长达五小时，并以此为契机颁布了相关的反腐肃贪训令，取得很好的警示效果。
在党史上，警示教育不止观照现实，也有以史为鉴。
1944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刊发了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同志读完此文连连称赞“好文章,好文章!
”随即指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
将明朝灭亡与李自成失败作为警示教育的案例，引发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警示教育可谓建设发展中的壮骨粉
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满怀激情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来，但也有部分经不起糖衣炮弹考验的党员干部丧失了理想信念，患上了“软骨病”，逐渐走向腐化堕落的道路。
有数据显示，仅新中国成立的两年内，单是北京一地，就有650多人因贪腐受到查处，涉案金额达旧币15亿元。
为了刹住贪腐享乐之风，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中央果断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场反腐风暴，以雷霆手段整风肃纪，并以大案典型作为警示教育范本。
1952年2月10日，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保定举行，两万多人参加了这场大会。
盗窃救济粮、赈灾款、侵吞水利资金、骗取银行贷款……在犯下种种罪行后，刘青山还曾大大咧咧地说：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案发后，也有人为刘青山、张子善求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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