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5年“十四五”初步规划方案和在全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讲话稿合编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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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中影响，这一比例还在快速上升。

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0%以上，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接近18%。

　　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直接后果是储蓄率逐渐下降。

事实上，我国总储蓄率过去几年已经由51%左右下降到了48%左右，虽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属较高之列，但下降速度比较明显。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会进一步下降至40%左右。

　　储蓄资源增速下降，加之资本产出率增速也在下降，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近几年逐渐下降，由过去较长时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6%左右的个位数增长。

　　从劳动力供给看，老龄化毫无疑问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增速。

事实上，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0岁）平均每年净减少200万-300万人。

　　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使得我国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年均提高约12%左右，迫使不少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退出或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不仅如此，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开始下降，由过去10年年均增长9%左右下降到过去5年年均增长5%左右。

　　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看，也存在下降的趋势。

（二）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趋势

　　从增长的供给侧部门模型看，GDP是由各部门国内生产增加值+净出口构成的。

各部门增加值的增速及其权重共同决定了GDP的增速。

　　从不同产业门类变动看，考虑到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未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制造业传统部门和农业生产增速会比较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在制造业众多门类中，过去五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的只有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和通信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应用相关新兴部门或新经济部门增速也相对较高，甚至超过两位数增速。

但由于对同一领域的传统模式具有替代效应，未必会产生对整体行业增速的实质性提升。

　　服务业表现出高于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速，特别是服务业中文化娱乐、信息服务、体育健康等部门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

　　增长的收入弹性很高，具有持续稳定的扩张性，这与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比重提高的升级趋势是一致的。

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超过了18%。

　　（三）从需求侧宏观模型看趋势

　　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宏观模型十分简单，GDP=C+I+（_-M），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_为出口，M为进口。

这说明支撑GDP增速的是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

　　从目前态势看，我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已经由过去10%以上两位数增长下降到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高点期30%左右的增速，下降至如今6%左右的增速。

　　由于投资收益总体上趋于下降，市场投资增速难以出现新动力。

净出口因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恶化，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

　　再加上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仍有较大概率出现周期性回落，恐难有大的作为。

　　制造业景气的逐渐收缩会逐步蔓延至服务领域，从而导致就业增速的进一步转弱，失业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会使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并进而使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保守。

　　因此，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似乎也在进入弱化的通道。

　　总体结论：

综合上述多重因素、相关约束条件的变动趋势，得出的基本推论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具有下降趋势。

　　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趋势，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5%-6%的区间内。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客观接受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只能取得6%以下的年均增速。

　　国家五年规划预期增长目标的选择是否合理，对各地设定各自的五年规划预期目标具有重大导向性影响。

　　从过去的经验看，过高的预期目标一般会使各级地方规划预期目标跟随性加码提高，最终会导致因整体目标过高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性政策，产生杠杆攀升、违约增多、产能过剩、泡沫加大等副产品，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二、稳定经济中长期增速的主要出路和举措

　　既然未来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5%-6%的区间，如何更多向6%左右靠近，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是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

　　从中国目前的基础条件看，我们有较大空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更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并通过更好的创新激励，延缓因要素红利逐步减弱、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导致的降速压力。

（一）以全方位创新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

应该在一下几个领域采取措施，深度发力。

　　1.努力稳定劳动力供求关系。

　　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这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保支出压力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到了采取类似做法的时候;

　　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我国有2.7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类城市就业，近1亿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农业转移人口一般在男50岁、女40岁左右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并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能让这批人获得就业所在地户口，一般能延长劳动年限5-10年，可以有效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

　　三是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我国现行制度对退休官员特别是高级退休官员再就业有严格的限定，不允许他们退休后被企业等有关机构有偿聘用，这导致很多有很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经验积淀的政府精英人才，也包括部分体制内高级科研人才被闲置浪费。

这些措施从反腐角度看似乎有合理性，但制度设计过于粗暴简单，如果对相关制度进行细化完善，允许他们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被企业或相关机构有偿聘用，而不是一刀切地被禁止，完全可以增加我国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

　　四是在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基础上，尽快实施自主生育政策，必要时视情况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扭转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2.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

　　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另一个有效措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不足。

这需要强化实用型技术教育和培训投入，为更多劳动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免费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通过更专业的技术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难题。

　　应该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教育能够针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员工教育和培训服务，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对接，缓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导致的人才浪费。

　　要全面提倡专业精神，减少教育的功利性，真正培养个人专业兴趣，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能人文化。

　　提高各领域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认可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认可度，使不同专业技术岗位的专家和工人都能成为更受尊敬和尊重的职业人士。

　　3.强化全方位科学技术创新。

　　以研发投入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看，我国算得上一个研发大国，我国也是一个产业体系门类齐全的大国，但从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说还远不是强国。

　　从创新效果看，我国虽然专利数量虽然名列前茅，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大致只有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

　　从产业体系看，我们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品质上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和消费多样性、精细化的需求，很多领域不具备与海外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能力，一些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还完全不能自主研发并生产，必须高度依赖进口。

　　在自由贸易环境下，通过互通有无和比较优势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这原本不是问题，况且我国还属于贸易顺差国。

　　但不幸的是，我国还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保障、意识形态差异、制度体制差异、获得竞争优势等为借口的高技术封锁和禁运且这一和平时期不应该出现的美国主导的技术禁运还在进一步强化。

　　在外部压力遏制下，任何对全球化产业链和技术链抱有期待和幻想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政治上都不容易被接受。

　　我们还不得不在关键领域继续采取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加强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摆脱对进口产品和技术的严重依赖。

　　鉴于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体系，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好利用国际上最优秀的研发资源，形成更具激励性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环境，以及推进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环境。

　　4.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

　　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对外开放。

但是，今后的外部国际环境对中国可能会带来诸多挑战。

　　这些新挑战可能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货物与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和准入，可能还涉及体制机制的与国际接轨。

　　这是因为更开放的中国经济需要中国企业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这涉及到跨国间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参与主体法律保护的一致性。

　　这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习惯思维。

比如，我们过去常说制定产业政策是一国主权，不容别人说三道四。

　　这一听起来合理的论断在新环境下可能恰恰是不尊重国际规则的表现，因为一国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所使用的政策手段特别是政府补贴等手段，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使受补贴企业相对于不接受类似补贴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

　　所以，在一个开放环境下，如果尊重国际规则，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基于国际规则对他国可能扭曲贸易的国内政策说三道四。

　　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提高政策手段实际成效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

　　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的引进，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高水平竞争，通过竞争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

　　在城市开放发展方面，中国需要加快沿海城市群和重要都市圈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改善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的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更好吸引国外创新性资源和高品质企业参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培育形成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5.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

　　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资源的人均自然禀赋明显不足。

　　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为3吨标准煤左右，与美国人均11吨标准煤、俄罗斯13吨标准煤的水平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