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种文化视角国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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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_国际政治论文
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
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
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
动。
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
行为体之间的互
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
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
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
构成的。
构建国际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
识。
虽然国际集体认同是观念性结构,但物质性因素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
性作用。
尽管温特认为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
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注: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
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
同的价值。
根据建构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设想,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
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政治进步、经济发展
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
主导的共同体中。
(注:
参见郭树勇:
“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
1年第2期,第18—25页。
)
集体认同的性质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认同将导致积极、合
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生发出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
温特分析了国际社会的三
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
关系:
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
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任意地使用暴力以
图消灭或统治对方,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
洛克文化中行为体
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
系的特征。
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
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
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
康德文化中的合作高于洛克文化中的合作,
后一种合作是作为自助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出现的,而康德文化中的合作已经进化
为行为体利益的一部分。
在三种无政府文化中,康德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形态,因此康
德文化建构了不可能在其它文化中出现的友谊式的国际关系。
(注:
参见亚历山大·温
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
)
收益或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基础。
在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若参与国只关心相对收
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不从绝对收益,即参与者都可得益的角度考虑合
作,那么国家之间形成的只能是消极的集体认同,由此架构的国家间关系则只能是没有
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
例如,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只有当参
与国认为合作能使每个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即每个人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并因而舍弃对
相对收益的追求,关注合作区域或更大范围内参与者的利益,视区域利益或全球利益为
实现个体利益的必然步骤,各国间才能培育出地区意识或者全球意识,形成积极的集体
认同。
积极的集体认同不仅能使合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而且使合作的范围得
以扩大、稳定性得以提高。
(注:
参见倪世雄等: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
集体认同与国家外交决策
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
一是通过界
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
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
(一)认同、利益与国家外交决策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由这个国家的利益决定的。
国家利益在一国的对外政策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指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
要的作用。
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正如摩根索所言,利益是评价和指导
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
当然,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不仅仅指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
权力,而且包括由社会建构的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
温特指出,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安全
利益(即安全)、政治利益(即独立)、经济利益(即财富),还包括精神利益,如集体自尊
等。
(注: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4页。
)根据建构主义
理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物质结构在内的观念结构直接塑造的。
国家
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
行为体的行为由利益决定,利益由行为体的
身份与认同界定,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注:
Samuel
Huntington,“TheEros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7.)
。
身份塑造利益,是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观念利益)而不是观念本身直接支配着人们的
行动。
(注:
[德]玛丽安妮著,阎克文等译:
《马克斯·韦伯》,图宾根:
J.C.B.摩尔
公司1926年版,第347—348页;马克斯·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图宾根:
J.C.
B.摩尔公司1920年版,第252页。
转引自汉斯
·J·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
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国家只有在具有某种
身份和利益后,才能采取与其身份和利益相符合的行动。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
(注: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_国际政治论文
版,第225页。
)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
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
拉吉认为,身份影
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
(注:
John
Ruggie,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c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New
York:
Routledge,1998,pp.14—15.)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
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成国际规范
,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
也会随之变化,利益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
规范的功能不仅是因果性地规定国家的行为
,比如,因为某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故其行为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而
且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忽略的是,规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使其
拥有新的身份和利益,进而使其行为得以转变。
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一国的认同
和身份,进而使其利益及行为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
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家从国际
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
一部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
因此,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国
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后,才
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
(注:
Martha
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p.2.)
不仅规范对国家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国际制度也对国家行为具
有深层次的规制作用。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减缓无政府状态,通过提供
信息促进合作,节省交换成本,有助于解决冲突,更重要的是减少欺骗的可能性。
(注
:
Robert
Cohane
and
Lisa
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5,p.47.)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不
仅规范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身份和利益。
(注:
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p.22.)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社会共有知识使互动
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也造就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均衡趋势”。
(注:
亚历山
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
)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有助于确立主权
国家之间的认同,约束国家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国际体系的建构规范和管理规范使
国家不再根据现实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进行思考和行动。
怀特认为:
“没有成员之间一定
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不会形成。
”(注: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Summer
1
993.)建构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ies
)将得以实现,而国家将根据与支撑集体安全机制相同的规范或制度行动。
(注:
Emanuel
Adler,“Arms
Control,Disarmament,and
National
Security:
A
Thirty
Year
Retrospective
and
a
New
Set
of
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
1991,pp.11—18;Richard
Ashley,“The
Geo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
Spa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lternatives,Vol
.12,No.4,October
1987,pp.428,430;Rochard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_国际政治论文
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社会互动重塑国家认同,进而改变国家利益;国家身份的社
会化过程形成国际集体认同,并通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形式得以固定,集体认同影
响着利益的规范化构造,积极的集体认同使国家利益从利己不断走向利他。
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
与国家内部的有政府和有序状态不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中央权
威机构。
国家的行为一般反映某种无政府结构的特征,身份的实践和互动验证并再造认
同,一旦某种结构得以制度化,便成为强大的惯性源泉,(注:
亚历山大·温特:
《国
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
)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
规范的内化使国家遵守无政府
逻辑,按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