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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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

国家身份；

战略选择

ﻬ

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的转折时期。

这是那种只有用大历史的尺度才可以度量的“变局”。

从有近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以来，这种“变局”只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巧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东方的中心地位让位于西方；

第二次是1９世纪末美国的崛起,20世纪成了美国支配和主导的世纪；

第三次就是现在,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亚洲强势复兴,西方主宰和美国的中心地位不保,旧的国际体系处在深刻的动荡和变革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发展进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也促进国际体系的转型。

当代的国际体系转型对各国而言表现出更多的全局性和不可抗拒性,它不仅影响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战略抉择，也影响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内容、方式和方法。

同时，作为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有着更多的发展潜力,有着更加强烈的发展渴求，它们是一支国际社会不容忽略的重要力量。

中国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程度的建构性影响。

因此，结合当代的国际体系转型探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战略选择意义重大。

一、当代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转型时期

时移势易，势易世移。

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变化着的,国际体系也不例外。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冷战时代”。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有的西方学者甚至预测世界将会出现“历史的终结”，西方将统御世界。

200８　年，一场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全球,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认知也变得更加清晰和明显。

最基本的认识是:

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进行着深刻、复杂的转型。

总的说来,当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体系自身的转型；

二是体系结构的转型;

三是国际治理体制的转型。

[1]36--38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国际关系主体的多元化,尽管当下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以及各种合作组织都成为了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因素。

伴随着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在国际交往中的主权原则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弛。

体系结构的转型，也即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革。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尽管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国的综合实力仍将是全球第一，但是,伊拉克战争和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的相对优势大大减小,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大大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欧和日本都陷入疲软状态,国家战略也越来越趋于守成维持。

与此相反，一些发展中的新兴大国惹人眼球,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家依靠其后发优势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这些新的实力对比的趋向正在为最后的质变进行着量变的积累。

国际治理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良性秩序，国际治理体制则是为了维持国际社会良性秩序的人为的制度性设计。

在冷战结束以前,对国际秩序最大的威胁是战争。

但是核武器威慑意义的凸显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大大降低了战争这种传统的安全威胁。

贫穷、饥饿、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成为国际治理的重点和主体。

面对这些非传统安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枪匹马地妥善应对这些挑战。

互帮互助、合作应对成为解决问题的内在要求。

如何更好地进行国际合作，做好国际治理体制的与时俱进性变革也成为了各国不容忽视的重大战略课题。

二、国际体系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

B·

佐利克在2010年４月14　日发表的题为“第三世界的终结?

——面向多极化世界，实现多边主义的现代化”的讲话中指出：

“如果说19８9　年标志着＇第二世界＇随着苏东国家的演变而寿终正寝，那么　2０09年则标志着所谓＇第三世界'

概念的终结。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新的多极化世界经济中。

一些发展中国家是新兴的经济强国，另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还有一些国家正努力在这一新的体系内发挥出他们的潜力——北与南,东与西，现在是指南针上的四个标志，不再是经济指向。

”[2]

在对大局做出这一基本判断之后,他提供了许多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事实和数据:

当前发展中国家是全球需求的新的来源,是解决目前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就购买力水平而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稳步上升,从　１９80年的7%上升到了2008　年的21%。

目前亚洲股市的市值占全球总市值的32%,领先于美国的３0％和欧洲的2５%。

2009　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也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2]目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发展中国家对于进口的强劲需求是促成当前世界贸易恢复的主要力量。

“发展中国家进口额已经比　2008年4月危机前的最高点高出了２%,而发达国家的进口量仍然比以前的峰值低19%。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量仅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半左右，但发展中国家的增速要快得多，2000　年以来，全球进口需求超过一半的增长量来自发展中国家”。

[2]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随着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壮大，数十亿人融入世界经济,新的一体化格局将地区合作与全球开放结合在一起,我们正在见证世界向经济增长多极化的转变”。

[2]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在全球GDP总额中,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从1980　年的33.7%,增加到了　2０1０年的４3.4%”。

①“东南亚已经成为一个人口近６亿的中等收入地区,其与印度和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逐渐深化,并通过全球采购与北美和欧洲的联系持续加强”。

［2]　“中东地区是世界其他地区重要的资本来源,并日益成为亚洲（东亚与南亚）同欧洲及非洲之间的商业服务中心。

20０8　年年底，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官方储备的总额超过　５0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估计高达1万亿美元”。

[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2002——２００8　年之间，成功实现了２00０万人的脱贫,进口贸易额也以１５%的速度增长。

此外，经济形势最不景气的非洲也被认为是在未来极具发展潜力的重要地区。

实证性数据的获得让我们距离事实更近。

就整篇讲话文章而言，其言辞和逻辑并不具有发达国家的保守性和进攻性,相反更多的是大局意识和危机意识的彰显。

诸多数据其实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

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在快速发展,整体实力在大幅度增强，整体影响力在空前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当代的国际体系中正处于稳步上升时期。

但是，刚刚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同长期主导国际事务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对较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整体上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内部的现实变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即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化。

在后冷战时代,受全球化的影响，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这一大潮中的受益者。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没能抓住机遇，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了落伍的国家,有的甚至被称作为“失败国家”。

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的巨大差距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分化,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意识得到增强,它们纷纷利用地缘优势或者传统对外关系优势参与地区多边合作,通过国际组织或地区组织等平台提升影响力,以期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

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综合国力相对较弱,导致其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也就成了许多全球性问题的“重灾区”，面临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挑战。

例如发展中国家大都面临着较为沉重的减贫负担。

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分布较为集中的非洲,８0%的人民日收入在２美元以下，面临贫穷和饥饿的困扰。

三、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

有学者提出了国际体系的四大结构要素以及由此衍生的四大分析向度。

这种观点认为,国际体系主要包含四大结构要素：

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制度结构和文化或者观念结构。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定位的四大向度是指：

权力向度、利益向度、制度向度以及文化向度。

从权力向度讲，中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从利益向度讲，中国在国际体系利益结构中处于高度相互依存的位置；

从制度向度讲,中国在国际体系的制度结构中处于刚刚起步的位置,作用在逐渐增大,“但仍有待于成为真正的制度制定和秩序重塑者”；

从文化向度讲,中国在国际体系的文化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

[1]93--94国家的身份是多重的,在不同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国家身份是相对独立的。

从国际体系结构之中衍生出的四大向度犹如两条经线和两条纬线把国家的身份在国际体系这个球体上进行了框定。

要使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能够发挥最大的良性效力，需要明确，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它在中国整体的外交战略体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尽管最近几年有人又提出过类似“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战略依托”等不同提法,但其意思还是基本类同的。

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性定位为我们制定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提供了战略基点和战略边框,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见。

发展中国家在数量上占据国际体系中的绝大多数。

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所趋的背景之下,中国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程度的建构性影响。

要把握好发展中国家这个战略基础,夯实和拓展这一战略依托平台，中国应该做出与时宜相契合的战略选择。

第一，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合作。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

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它在大大增强国际体系各成员的紧密联系，提高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度。

各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国际体系中来,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更是对这一点感同身受,联合自强意识得到巨大加强,参与或建立地区组织以及跨地区组织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着许多相同相通之处，积极参与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地区组织以及跨地区组织既有利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各领域内的联系，也有助于实现和巩固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大好局面。

第二,广泛开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多元化外交。

发展中国家数量庞大，在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整体实力上升的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也是越来越明显。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不仅会因其现实条件的不同而导致其需求内容的不同,其发展程度的不同也会导致其需求层次的不同。

我们要学会区别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需求层次,结合其主观愿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与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合理地分配我们的外交战略资源,以求尽量减少我们外交资源不必要的浪费，最大程度地实现多方利益汇合的最高值，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不同需求内容和不同需求层次的国家。

第三,扩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关系的重点逐渐从“高级政治”转向“低级政治”。

威胁囯际安全的主要方面也逐渐从传统安全威胁转向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具有难以预测的不可选择性和不可抗拒的全球性。

作为全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