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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播出并在2003年获得四项飞天大奖的《誓言无声》到2006年“意外”热播的《暗算》，从2008年悄然走红的《潜伏》到电影《风声》、《秋喜》，谍战剧从荧屏到银幕一路走红，你方唱罢我登场，轰轰烈烈营造了一幕又一幕的“谍战风云”。

曾有媒体做过粗略统计，2009年上半年有近50部谍战剧在各频道播出，还有30余部近几年创作的谍战剧正在等待档期登陆荧屏。

《敌营十八年》、《秘密图纸》、《生死谍恋》、《地上地下》、《利剑》等硝烟未息，《黑玫瑰》、《惊天阴谋》、《金牌特工》、《开国前夜》等又紧随其后，真所谓谍中谍、谍外谍、谍连谍、谍影重重，大有“谍谍不休”之势。

　　谍战剧哪来这么大的魅力？

为何能获得观众持久的兴趣？

除了谍战故事自身具有的惊险、智斗、侦探等元素外，对于当下的国人来说，这些谍战剧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谍战剧”的前世今生

　　谍战剧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电影类型，只是一种题材。

它以间谍这一特殊职业为表现对象。

间谍情报人员一直就有，但谍报战随着二战结束冷战开始而日益加剧。

美苏两大超级帝国为了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取得优势，除了展开激烈的科学技术竞争外，还展开了十分隐蔽的惊心动魄的间谍和反间谍大战。

西方电影界因此拍出了许多间谍片，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间谍片的黄金时期。

007系列成为风靡全球将近50年而长盛不衰的谍战电影。

　　处于冷战结构东方阵营中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间谍大战。

谍战反特题材的文艺作品频频出现，尤其盛行于国庆前后的影视创作中。

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神秘的旅伴》、《国庆十点钟》、《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前哨》、《激战前夜》、《秘密图纸》、《羊城暗哨》等在银幕上大行其道。

细分之，又有两种描述方式：

“隐蔽地和公开的敌人斗争”或“公开地与隐蔽的敌人作战”。

前者表现共产党人伪装深入敌人（多为国民党）军事、情报机构，与之斗智斗勇，成功地获取并送出情报，确保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推进；

后者则表现共产党政权下的公安干警或情报人员，如何机智过人地识破了潜藏的敌人（多为台湾当局的派遣“特务”、“美蒋特务”或“潜伏特务”）及其破坏阴谋，有效破获敌方机构，保证国家政权的安全和稳定。

　　引爆于这一时期的谍战热有着充分的政治缘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冷战拉开序幕，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

从国内政治考察，在抗美援朝以及中苏关系变化等背景下，认定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必然会捣乱。

中国捍卫主权、巩固新生政权的国家意识，需要向民众灌输一种阶级敌人无处不在，必须在对敌斗争中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与外来敌对势力勾结破坏的斗争观。

谍战片泾渭分明、二项对立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表述，正可用来支撑善恶是非判然有别的敌我叙事逻辑。

诸多成功揭发、捕获“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的故事，充分复制再生产着有关警惕帝国主义颠覆势力和阶级斗争的话语：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鲜明的教化功能，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明确的政治指向性，有效教育和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警惕，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勇气，成功宣扬了红色政权的牢不可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谍战片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南海长城》、《黑三角》、《东港谍影》、《风浪》、《暗礁》、《雾都茫茫》、《第十个弹孔》等作品，一度成为银幕奇观。

时代的变迁，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西方和港台电影的引进或多或少影响了这一时期谍战片的形态。

以前有来自台湾、香港的特务，现在有的来自苏联，更多的时候国籍模糊。

而特务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十七年电影”中的特务，主要从事的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与政治颠覆活动，目的是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

而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的政权相对稳固，简单的杀人破坏活动显然动摇不了日益强大的政权，于是窥探盗窃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的新成就，破坏新中国的军事国防、工业科技建设便成了此时特务的主要活动。

　　进入新时期后期，谍战影片趋于衰落。

这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保卫国家安全的工作并没有停止，甚至有了更先进的科技手段，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状况、阶级对立已经成为次要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贫瘠的物质状况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使得中国经济生活日益高涨。

而且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国际社会以和平发展为主流，反特、谍战片的内容与国际国内形势格格不入，谍战电影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和社会环境，因此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国产影视陷入低谷，谍战片也逐渐淡出了市场，淡出观众的视线。

　　新世纪的谍战热潮首先在电视剧中恢复了元气。

2004年广电总局规定与现实社会有映射、关联意义的反腐、涉案剧退出黄金档，2006年“意外”热播的《暗算》引发了谍战热潮，风生水起的谍战和反特剧以“革命的名义”蔓延全国，取代了古装戏、偶像剧、情感剧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所开创的“新革命历史剧”而成为电视剧市场中受到格外青睐的剧种，一时间电视荧幕上“谍”声四起，直到2009年初《潜伏》再度使得谍战剧成为公共话题。

在这轮谍战风潮中，不仅上世纪50～70年代的经典谍战电影（如《英雄虎胆》、《羊城暗哨》等）被重新拍摄，就连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耳熟能详的影片（如《敌营十八年》、《蓝色档案》等）同样被重拍，而且“‘文化大革命’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和《梅花档案》等也拍摄了电视剧版。

除此之外，更多新谍战剧被大量创作。

这次谍战剧热潮，不仅让中国影视人对谍战题材有了新的理解，并且在商业包装、视听语言、剧作技巧、类型拓展与更新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谓在镣铐中跳出了越发鲜活而美丽的舞蹈。

　　应该说，随着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这种孕育谍战片的历史条件已有极大改变，但近年出现的谍战剧仍然大有市场，究其原因，一方面，谍战剧的出现与受宠是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谍战剧作为一种适于讲述冷战故事的影视类型，是二元对立的冷战意识形态表述的最佳载体。

冷战的终结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二项对立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又企图制造反对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冷战。

伴随着中国一天天的富足强大，中国“威胁”论也在国际上盛传开来。

国际政治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风云阴云密布，世界变得更为紧张了。

相对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平年代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仍需要提高警惕，需要博弈对峙。

另一方面，目前较为开放的文化政策为谍战剧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

部分国家档案和历史资料逐渐公开，为谍战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良好的外部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谍战剧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格特色，不仅更具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更因其符合大众的社会心理、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而带动了公众的观赏热潮，从而使得谍战剧再度兴盛并魅力不减。

　　当前“谍战热”的受众心理分析

　　谍战剧讲述的背景大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特殊历史，那是国共两党生死较量，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

如今我们已经远离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何谍战题材仍旧备受青睐呢？

跨越遥远的历史空间，必定是谍战剧的某些方面使受众欲罢不能。

大众文化研究表明，任何一种题材若不和时代发生联系就不会引发观众的关注。

换句话说，题材热的背后除了政治意识的诉求和商业运作的策略外，受众的集体期待和心理寻唤也是不可忽视的元素。

谍战片正是因为满足了和平年代观众的猎奇心理和情感诉求、英雄情结和精神超越，从而成为观众热议的剧目。

　　谍战剧的悬疑和突变满足了观众的追新求奇心理。

对于谍战、特情类影视剧而言，特殊的历史背景、复杂的人性挣扎、紧张刺激的悬念冲突、惊险玄妙的情节推理向来是其标志性特征。

深入虎穴、与狼共舞、敌我莫辨、忠诚与背叛、真情与假意等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要素。

相较于现实生活剧的平淡叙事和情感偶像剧的缠绵悱恻，谍战剧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剧情，神秘莫测的悬念设计，出人意料的命运突转和复杂多变的人性较量让人耳目一新。

热播剧《潜伏》以“每10分钟一个危机，每5分钟一个意外”的悬念密度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使观众在“突转”的叙事策略下不断被抛向浪尖又被卷入谷底。

《特殊使命》、《敌营十八年》、《利剑》等无不是以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波澜迭起、悬疑重重的故事拴住了观众的心。

　　飘摇乱世下的儿女情长也是当今谍战剧吸引观众的一大元素。

《潜伏》、《永不消逝的电波》、《利剑》等大都加强了情感戏。

谍战英雄接受任务之前大都有一个心仪已久两情相悦的恋人，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与组织安排的另一女性假结婚，有时还不免要和别的女子逢场作戏，最后所爱的人香消玉殒，永别人世，与不爱的人假戏真做，结为夫妻。

相比都市情感剧苍白无力的爱情游戏、家庭情感剧平凡无味的庸俗人生，谍战英雄的情感世界则是充满了悲壮和神圣、隐忍和牺牲，相爱却终难相守，不爱却又难以离弃，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真情与假意的纠结，革命和爱情的难以两全，让人唏嘘叹息，难以平静。

　　人们都具有喜欢猎奇、喜欢感官刺激、喜欢人与人之间争斗以及惨烈的战争场面的心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受众更倾向追新求奇，偏好紧张、悬疑的影视剧作品，从而为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平添几分惬意和宣泄方式。

谍战剧的重重悬念，让观众期待“柳暗花明”的谜底，屡濒险境让观众体验到一种身临其境的紧张，悬疑得释、化险为夷帮助人们释放焦虑情绪。

与观剧的焦虑相伴随，现实生活工作中产生的焦虑也得到转移或适度缓解。

　　对英雄人物的重塑，契合受众的英雄主义情结。

人类天生有崇敬英雄的本能，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英雄的渴望与赞美乃是普遍的文化心理。

但英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真善美标准的变化而转换变形。

谍战剧延续了文艺创作中的英雄主题，它一方面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的价值和理念，着力描绘“潜藏在敌人心脏”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在英雄的塑造中，结合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勾画“平民英雄”的形象，镌刻在平民叙事结构上的人文内涵和革命信仰使观众感到亲切可触，进而产生由衷的认同和敬仰。

　　相比于“新革命历史剧”中“显在”英雄的张扬个性、金戈铁马、叱咤风云，“潜伏”的英雄人物是平凡的，又是特殊的，他们只能默默无闻、隐忍牺牲，在坎坷磨砺中慢慢成长为英雄，但其英雄主义精神却因此而更加值得颂扬和崇尚、更加值得人们永远牢记。

《潜伏》中的余则成最初的愿望就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过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他是在“潜伏”中经历了一系列的遭遇变故后不断成长、成熟，最终确定了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的。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也并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更能够唤起观众的记忆和认同，从而实现其意义引导。

　　在当今和平年代，轰轰烈烈的英雄可谓凤毛麟角，大多数人生活在平庸的环境中，虽然渴望成为英雄、虽然心中从未泯灭信仰，但平凡的日子使他们更关注身边的凡人琐事，更渴望现实的超越和追求。

新世纪以来的谍战片通过塑造平民化的英雄形象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性。

在英雄平民化的“后英雄时代”，这种处理方式更接近今天观众的审美，使人们在这种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到了英雄们的理想和信仰，感悟到了最真实的英雄情怀，从而在“拟态环境”的想象中完成了对英雄形象的个人体验和对人生价值的探询与追问。

　　对信仰的张扬，满足了受众对精神超越的渴望。

成功的谍战剧总在试图讲述一种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的精神以及为了信仰而甘愿潜伏的故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