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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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

《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

　　1.关于《马氏文通》历史地位的评断

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词，语法词），两个术语可以互换；本文将前者译为虚词，将后者译为助词。

他解释说，助词一方面具有逻辑功能，即表示句子成分的语法－逻辑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心理－修辞功能，即表示说话人的态度、感觉、愿望。

　他注意到，中国人对虚词有种种叫法，如“虚字、语辞、助词、助言、助字、助语词、语助词”，特别是还有一系列专门的表达来区分虚词的不同作用，如“指物之辞、有所指之辞、即物之辞、起语辞、接语辞、语端辞、发语辞、继事之辞、叹辞、疑辞、疑怪辞、歇语辞、决辞、歌辞”，等等。

他把代词放在虚词一章里细论，可能是因为他考虑到了“指物之辞”、“有所指之辞”在中国古时候被视为虚词。

在助词中，甲柏连孜区分出专门的一类尾助词，即马建忠所说的“助字”。

马建忠的定义是：

“凡虚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

……所谓助字者，盖以助实字以达字句内应有之神情也。

”甲柏连孜认为，这一小类助词都起情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不是体现在逻辑上，而是体现在心理上；也就是说，这些助词首要的功能是说明说话人对言语的态度和说话时的情绪、意图，而说明概念、思想的联系，表达逻辑情态，如确定性、可能性等等，只是其次要功能。

尾助词通常出现在句尾，起终句作用，但有时也出现在某些句子成分的后面，起隔开句子成分的作用。

　　关于“格”

第二卷“分析系统”中，有一章专讲“格”。

有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应清楚：

甲柏连孜谈论汉语名词的格，并不是说汉语拥有像印欧语言一样的格变和格标记系统，而是要探讨“汉语是否有格的概念，以及区分多少个格的概念”；这里他所说的“格”不是对名词的形态定义，而是对句子中名词与其它词的句法关系的定义。

王力曾批评道：

“我们试看德国汉学家加贝伦兹在1881年写的汉语语法，就说汉语共有五个‘格’。

马建忠如果生搬硬套西洋语法，为什么不像加贝伦兹所为呢？

”这显然是对甲氏格论的误解。

甲氏格论的出发点不是拉丁语法或传统语法的格变范畴，而是普通语言学的语法范畴。

他的理解与现代语言学关于格的认识是一致的。

现代语言学把“格”理解为一个表示名词与其它词的句法关系的语法范畴，“在屈折语中，格通常用变格词尾来区别……；在非屈折语中，这样的句法关系常常用词序或介词来表示……”。

甲柏连孜正是这样看的，他说

如果汉语区分格的概念，那么它首先只能通过词序来表达这类概念，而在助词中这类概念只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据他的分析，汉语区分了五种格

1）主格　名词在动词前，作主语。

2）表格　名词处于句末，不受动词支配。

3）宾格　名词处于动词之后，受动词支配。

4）属格　一个名词的后面跟着另一名词，前者为后者的限定语。

5）状格　名词直接或间接处于形容词或动词之前，起着说明、限定作用。

　心理主语

《汉文经纬》中三处论及“心理主语”。

在第一卷里讲到一般词序规则时，甲柏连孜指出，主语有语法主语和心理主语之分，二者可能不一致，也可能重合。

除了语法主语之外，其它句子成分如时间—地点状语、语法宾语、属格名词等也都可以担任心理主语。

在作心理主语时，这样一些词必须脱离句子，处于“绝对状态”。

这种用法也见于其它语言，如法语：

Votrefrere,j‘aidesesnouvelles.

在第二卷里，甲柏连孜进一步分析了时间、地点、原因、条件状语担任心理主语的情况。

比如这样两个句子

“今汝曰”

“汝今曰”第一句说的是现在发生的事，“今”是心理主语，“汝”则是语法主语。

第二句说的首先是你，然后才是你现在做的事，语法主语与心理主语相一致，副词“今”只是进一步限定动词。

在第三卷里，甲柏连孜探讨了心理主语的绝对位置。

心理主语不论由哪一句子成分担任，总是处于句首。

这样一个成分跑到句子前面，占据了本不属于它的位置。

它似乎脱开了与句子的联系，在句子中大都由相应的代词“之”、“其”或动词性助词“以”、“与”来代替：

例如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

”心理主语后面经常跟着“者”、“也”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后来，在普通语言学的着作里论及词序问题时，甲柏连孜也探讨了心理主语和心理谓语，并对若干语言作了比较。

是什么决定了说话人先说出这个词，再说出那个词呢？

他认为，说话人所称谓的，刺激着他思想的东西，应是心理主语，而他所想的东西便是心理谓语。

法语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Cettelettre,jel‘ailue.

Votrefrere,j‘aidesesnouvelles.第二个例句已见于《汉文经纬》。

在这类句子里，心理主语被孤立出来，置于完整的语法句子之前，然后在句子里用指示词来复指。

甲柏连孜认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在汉语里十分常见。

6.《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

《汉文经纬》不是西方人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但它在西方汉语语法研究史上占有醒目的地位。

德国汉学家EduardErkes——甲柏连孜在莱比锡大学创下的汉语语言学事业的后继者——在为该书1953年重版本撰写的序言中赞扬道

《汉文经纬》在汉语研究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

以往的着作，从18世纪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到肖特、恩德利希和儒莲的语法，对汉语的语法现象已作了系统、明白的解说，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和其它特点还不甚了了。

在甲柏连孜以前，人们一直无意识地受到一种成见的左右，即认为应该根据拉丁语的模式衡量每一语言、建立每一语法。

甲柏连孜第一个彻底摆脱了这种成见，认识到了一种印度支那语言的特性。

这是一位现代西方汉学家对《汉文经纬》的评语。

那么，我们中国学者在我们自己的第一部汉语语法问世百年之际，应该如何看待、如何评价这部出自西方人之手的更早的汉语语法呢？

我们不妨回到前引何九盈所归纳的《文通》的三点历史贡献上来，从大的方面谈谈这两部书的特点和短长。

之所以选择何先生的评语来分析，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看法在当代语言学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体系的完整性

何九盈说，《文通》“第一次为汉语草创了一个完整的语法体系”。

关于怎样才算“完整”，他解释说

这个体系的完整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组织结构。

就是上面已经谈到的九个字类，七个词类，六个次，以及顿、读、句。

二是概念模式。

马建忠是一个具有现代科学头脑的人，他懂得概念的重要性。

“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义之所在者，曰界说。

”《文通》提出了许多新的为中国古代语法研究中所没有的概念，同时也将一些传统的概念名称加以改造，作出科学的“界说”。

如“虚字”、“实字”这一对概念。

第三点能说明马氏语法体系完整性的是理论基础，也就是马建忠的语法观。

马氏语法观的核心是认为各民族的语言既有共同的语法规律，也有不同的语法规律。

先说组织结构，《文通》和《经纬》无疑各有各的完整的组织结构。

《文通》的字类、词类、次，相当于《经纬》的词类、句子成分、格，具体划分上同多异少。

甲柏连孜的词类中，比较特别的是区分出独立的一类“部分—关系词”，他显然认为这一类词很有特点；把“否定词”看作基本词类之一，似无必要。

从词类划分来看，甲氏并未照搬西方传统语法的全套概念。

相比之下，《文通》的词类划分更严整更清楚，除了“助字”一类外，似乎也更贴近西方传统语法。

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评述”一文中说

《文通》把字分成实字和虚字。

实字五类：

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虚字四类：

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这九类字的划分大体上是合理的，发展到现在，除把“字”改为“词”，也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拿现在通行的分类来比较，只是把数词从形容词中分出来，单独成为一类；增加了一类量词。

此外就是在某些词类中分出若干附类，如名词中分出方位词。

见张万起，1987∶302）

《文通》考虑到汉语的特点，把“助字”单列为一类。

在《汉文经纬》中，与“助字”相当的“尾助词”虽然不是基本词类，但在助词底下也列为一类，用专章处理。

在解释名词与句子中其它词的关系时，《经纬》借用了“格”的范畴。

《文通》的“次”等于“格”，其定义也是一样的：

“凡名代诸字在句读中所序之位，曰次”；“次者，名代诸字于句读中应处之位也”。

前文说过，王力在这个问题上误解了甲柏连孜的格论；况且，如果说甲氏误用了格的概念，那么马建忠也就犯了同样的毛病，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甲氏在生搬硬套，而马建忠则比他高明。

把印欧传统语法的“格”范畴与普通语言学上的“格”范畴混为一谈，又以为“格”只能跟形态有关，似乎是较普遍的看法。

比如何九盈说

……［《马氏文通》中］“次”与“词”都是用来分析句子成分的［姚按：

“次”的适用范围比“词”小］。

两套术语，纠缠不清。

“次”的设立可能是受西洋语法中“格”的影响［按：

“词”又何尝不是从西洋语法借来］，然“格”是表示形态变化的，是词法问题［按：

这是印欧传统语法的理解］；“次”是句法问题。

二者对不上号，徒增麻烦而已。

“次”的概念并非毫无用处，不过，汉语里可以用“次”说明的句法关系，用“词”大都也能说清楚，因此“次”便显得有些多余。

总之，在格、词类以及句子成分方面，《经纬》和《文通》各具完整的体系，区别并不大。

然而，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其组织结构并不限于这些方面；一部语法书的体系是否完整，还应该看它对句子如何处理。

《文通》全书10卷，除第一卷论概念定义外，8卷讲词法，只有最后一卷专论“句读”。

欠缺对句子结构的系统分析，是《文通》的明显不足，吕叔湘、王海棻指出

讲句读，至少要有单句、复句、主句、从句，或者再加上母句、子句，才大致够用，而《文通》仅仅依靠“句”和“读”这两个术语，怎么能不左支右绌，没法把问题说清楚呢？

《经纬》在这一点上无疑要比《文通》做得好。

在第三卷“综合系统”中，甲柏连孜分篇探讨了简单句和复合句，单句、复句、主句、从句等一整套术语都已有了；而这些也并不是甲氏的发明，他不过是把印欧语言语法的句法理论和分析方法用到了汉语上面。

吕叔湘曾说

句子结构的分析，用传统的术语叫做“句法”，是现代语法学的中心。

这个地位是近百年来取得的。

在这以前，讲句法总是以“词法”为主，句法不受重视，许多句法现象都放在词法里讲。

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才有些语法学家在论述形态不太繁琐的语言如英语的着作里，开始把句法提到重要的位置上。

实际上，19世纪后期西方语言学界对句法已相当重视，而且是在形态相对丰富的德语里。

《德语的句子结构和词序》，的《无主语句》，《德语句子结构》，是那时句法研究的杰作。

甲柏连孜明确表示过应优先考虑句法，尤其是对汉语这样一种“句法几乎等于语法”的语言更应如此。

联系到当时语法研究重心的转移，可知甲柏连孜的这类说法并非得之偶然。

再说概念模式，《文通》以“正名”为第一卷，把众多语法概念严格界分开来，一一交代清楚。

这本是西方传统语法和学校语法的典型做法。

这样做对于当时尚无语法概念的中国读者是完全必要的。

《经纬》并未专门设置一章来定义概念。

这对甲柏连孜来说没有必要，因为《经纬》不是传统语法或学校语法，而是一部旨在摆脱惯例，另辟一条新路的研究语法。

在论述中，甲氏对传统语法中常见的、一般人熟知的概念不加解释，但对一些他认为不太普通的、有可能引起误解的概念，则作了明确的定义，并且注意吸收中国传统的表达，例如“静词”的定义

我们用静词来指每一个具有名词性意义而不是动词性或副词性意义的实词。

“静词”包括名词、代词、形容词和数词，这个概念为《文通》所无。

最后说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语法体系，当然都有其理论基础，或者说语言学基础。

关于《经纬》的语言学基础，本文已作了阐述。

甲柏连孜的汉语语法体系反映出19世纪后半期普通语言学所达到的水平，在马建忠的知识结构中这方面还是空白。

马建忠自幼习读外语，熟通拉丁文、希腊文和英文、法文，对西方传统语法自然了若指掌，而这些具体的、古典和现代语言的语法书，已能满足他参照比拟，构写出一部汉语语法的需要。

马氏的具体语法知识极为丰富，他的逻辑辨析和推理的本领堪称高超，可是他对普通语言学的了解却异常地少。

在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