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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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他指出：

税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况吾袵席之赤子哉!

”[22]他们还要求体恤商铺行，反对官府对商贾铺户横征强买“须照时价给现银，与市民两平易买，不得倚官减值，亏短赊欠，不得纵容买办人索取铺行钱物”。

[23]有些东林党人还积极支持市民的反税监斗争，如应天巡抚曹时聘疏劾税监孙隆、刘成。

万历四十二年（1614）税监高寀为虐闽中，周起元、周顺昌也不断上疏弹劾高寀，为商民请命。

苏州织工领袖葛成为反税监而死，东林党人文震为他写碑，朱国桢为他写志铭。

同样，当东林党人遭到朝廷迫害时，商人也给予东林党人同情。

如天启六年（1626）三月十五日，锦衣千户张应龙率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首领周顺昌[24]，在苏州的山西绛州大商人张国纪等“倡诸贾，欲缗贿缇骑，毋为忠介苦”。

[25]不难看出，东林党人在明中后期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并形成经世实用之学，对当时的政局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在他们的背后有着商人的影子。

也就是说，东林党人的社会背景与商人有着密切关系，以致影响到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此可谓明末商人影响国家政权的又一表现。

（三）清初政府与商人的结托关系早在明末清兵人关前，一些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人关前清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清政权对于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

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

“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26]因此，清政府对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

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

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

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

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

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三、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商人欲求得自身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即以新的价值观对抗传统的贱商价值观。

商人的新价值观，集中表现在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国家政权影响力的增强，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越来越突出。

如：

明人李维祯记陕西商人王来聘告诫其子孙说：

“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

”[27]韩邦奇记山西商人席铭：

“幼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

“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

”[28]于是做了商人。

归有光则指出：

“士与农商常相混”，记述新安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

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

”[29]不难看出，王来聘是士不成，不如业贾；

席铭是士不成，农不屑，决心业贾；

归有光是“士商常相混”。

明清之际商人的四民观，其排列已是：

士、商、农、工，四民可分为二大类，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

特别是在商人势力比较强的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四民中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

例如，《歙风俗礼教考》称：

“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

”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

在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

[30]常州府靖江县“农人贱而商贾贵”；

[31]山东“不贱商贾”；

馆陶“俗多弃农矜贾”；

潍县“则民务农贾”；

临邑“地无遗制，人惯贸易”；

安丘“富人则商贾为利”。

[32]河南一带，偃师“为农商者，重耕货”；

郏县“民务耕商”；

睢宁“庙湾民庶，食货得流，后多富者”。

[33]陕西各地，“泾阳为西安县县政繁而道冲，俗美而习敝，民逐末于外者八九”，[34]三原县“士勤学问，民多商贾，……商贾远出，每数年不归，……思欲转移令务本轻末，其道良难”。

朝邑县“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

[35]江西“吉（安）土薄繁，虑走四方为生”；

[36]南昌一带“人挟子母线，入虔人粤，逐什一之利，趾相错也”；

[37]抚州府“金溪民务耕作，故地无余地，土狭民稠，为商贾三之”。

[38]浙江常山“闽楚之会，地狭人稠，习尚勤俭，业事医贾”；

[39]江山“民殷富，人肩摩，庐舍鳞次，商贾辐辏”。

[40]福建西北山区的将乐县“乡有苎布之利，喜于为商”；

建宁“土地膏腴，专有鱼杉油漆苎麻之利，以通于商贾”；

永定“民田耕作之外，辄工贾”。

[41]安徽徽州“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

[42]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

[43]山西汾阳府“民率逐于末作，走利为鹜”；

泽州蒲州“民去本就末”；

[44]临县民“勤于商贾”；

[45]就连雍正皇帝也说：

“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46]在这里，四民已经排列为“商农兵士”。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改变着过去仕人不屑交往和婚姻的状况。

如明人董含说：

“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

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

”[47]

四、商人的新文化观

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明末清初还逐渐形成了商人的新文化观。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儒贾相通观

对于儒贾，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48]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

但明末清初的商人则提出了名利相通，义利相通的观点。

明人吴长公自幼业儒，后父客死异乡，遵母命业贾承父业。

吴长公说：

“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

籍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

”[49]山西代州商人杨近泉，“独喜与士人游，……江淮数千里间，皆籍重翁名，无敢以贾目翁矣。

”[50]蒲州盐商展玉泉，上数百金，得授归德之商丘驿丞，对其经营之沧盐，命其子掌之。

临行时，高兴地对其子说：

“我仕矣，得间或视而。

”展玉泉虽然得了个小小驿丞，且受到了同业者的羡慕，“荣其贾而能仕。

仕而不失其世业”。

[51]前述张四维、王崇古家，则是一个家族中，既有为宦者，又有从商者，互相支持，相得益彰。

另外，山西商人在河东盐池为其商籍子弟设立了运学；

在淮扬盐场，山西之阎李，科第200年。

（二）义利相通观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

孟子说：

“义，人之正路也”。

[52]荀子说：

“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53]明末清初商人认为，义利相通。

明代蒲商王文显说：

“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

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

”[54]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商人经营哲学的思想基础，成为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

所以，在山西商人会馆中很崇祀关羽。

这是因为：

①关为山西解州人氏，武圣人为同乡也；

②关以义气为主，敬奉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像。

正如《山陕会馆志》所载：

“夫子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陷贼，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君臣而恩，则为手足，千古君臣相得无有逾……今秦晋商人亦既轮涣辉煌，朝夕告虔春秋俎豆矣，而能仰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臣也，以事父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言必忠信，行必笃敬。

”

在义利思想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商人的商业道德观。

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

宋人范仲淹说：

“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

司马光从《中庸》中得到的精义是“诚者天下之道”。

这些对经商者的商业道德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明末清初“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55]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

明代陕西扶风商人樊现（1453—1543）经商足迹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其取胜之道是“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益损，诚谓天道难信哉?

”[56]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三）谋略竞争观

义利思想是中国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

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57]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则体现出明末清初商人文化观的又一特色。

明人张四维说：

“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者，有不终岁变者，其

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

”[58]蒲人王海峰，奇人也，“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

……青沦者故太公管仲与盐策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千金者也。

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

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

公独曰：

此可居也。

遂相地计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

……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

……而公之业益饶”。

[59]

（四）修身正己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基础。

“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60]这就是说，修身正己，在教化中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

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都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事商业的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与诸家思想家一样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经商活动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

明代广东布政张君毅曾弃仕从商，正如他所说，“用儒意以通积着之理，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资计出入”。

[61]

经商虽是商人致富捷径，但他们很重视劳动节俭。

春秋商人白圭作为富商，却坚持“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

这位治生之祖的节俭风范为后世经商者效法。

顾炎武说：

“新都（即新安）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

徽州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

”[62]这就是说，徽商之富由勤俭起。

明人沈思孝说：

“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

”[63]谢肇涮说：

“富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