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三角一个社会政策分析的范式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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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三角　福利多元组合　社会政策　社会排斥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

社会政策的研究一直在沿着不同的范式推进。

经典的社会政策研究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和提供方面的作用。

国家权威、公共拨款、普及主义和社会福利制度化是人们关心的重点议题（Beveridge,1958;

Marshall,1965;

Wilensky&

Lebeaux,1965;

Titmuss,1974）。

福利三角理论在福利国家陷入危机的背景中出现,强调人民获得的福利是多种制度福利提供的总合,成为社会政策研究中的一个新范式。

本文从福利多元组合范式、福利三角范式、福利三角与社会排斥研究、福利三角范式在中国社会政策发展中的意义等方面展开讨论。

一、福利多元组合范式

福利三角（welfaretriangle）和福利多元组合（welfaremix,又译为福利混合、多元福利）是两个意义相近又有区别的概念。

罗斯（Rose,1986）提出了福利多元组合的理论。

他认为,一个社会总体的福利是重要的议题,社会中的福利来源于三个部门:

家庭（household）、市场和国家。

这三者作为福利的提供方,任何一方对于其他两方都有所贡献,将三方提供的福利整合,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福利整体。

这三者成为一个社会的福利多元组合。

罗斯还指出,社会福利可以被认为是各种各样制度综合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中,福利的总量等于家庭中生产的福利,加上通过市场买卖而获得的福利,再加上国家提供的福利。

在福利国家面临危机的年代,罗斯关于福利多元组合的理论因为强调国家以外其他社会部门在福利方面的作用而受到重视。

不少学者（Ascoli&

Ranci,2002:

225-244;

Evers,1988、1993;

Woerness,1998:

207-228;

Wong,

1991）使用福利多元组合理论建立他们研究的分析框架。

约翰逊（Johnson,1987、1999）在罗斯的福利多元部门组合中加进了志愿机构,丰富了福利多元组合理论的内容。

约翰逊将提供社会福利的部门分为4个部分:

1.国家部门提供的直接和间接福利;

2.商业部门（commercialsector）提供的职工福利,向市场提供有营利性质的福利;

3.志愿部门（voluntarysector）,如自助、互助组织、非营利机构、压力团体、小区组织等提供的福利;

4.非正规部门（informalsector）,如亲属、朋友、邻里提供的福利。

在这个社会福利多元部门的结构下,分权（decentralization）和参与（participation）是实现社会福利多元化的途径。

志愿部门对福利的贡献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

王卓祺（Wong,1991:

20-26）指出,在儿童照顾的议题下,福利产品是由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志愿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组成的福利多元组合提供的。

格罗斯（Gross,1993）也将志愿部门放入福利多元组合的框架中,他认为,志愿部门提供的对老人的照顾是解决老人照顾问题的重要方式。

不同的福利理论有不同的福利多元组合内容,或者说他们在福利多元组合中强调某个部门的作用。

保守主义强调非正式部门和志愿部门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优先;

费边社会主义（英国工党传统哲学）把国家部门的权力视为个人积极自由的延伸,等等（Wong,1991:

130-132）。

约翰逊（Johnson,1999）认为,社会福利多元部门中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他批评了福利国家过分慷慨的福利提供。

在欧洲福利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核心家庭增加、失业问题严重等等社会问题时,政府的福利承担能力减少,因而其他社会部门便需要分担福利责任,使福利产品的来源多元化,这是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出路之一。

降低国家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的作用,由社会上的不同部门提供社会福利,使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型。

约翰逊称自己的观点为混合福利经济理论。

二、福利三角范式

伊瓦思（Evers,1988）借鉴了罗斯的多元福利组合理论。

罗斯的观点是,福利多元组合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家庭、市场和国家的贡献,构成一个社会中的福利总体,伊瓦思将此观点演绎为家庭、（市场）经济和国家共同组成福利整体,并称之为福利三角。

伊瓦思认为福利三角的研究分析框架应该放在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中;

他将福利三角中的三方具体化为对应的组织、价值和社会成员关系（见表1）。

（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正式组织,体现的价值是选择和自主,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建立的是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国家对应的是公共组织,体现的是平等和保障的价值,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建立的是与国家的关系。

家庭是非正式的P私人的组织,在微观层面上体现的是团结和共有的价值,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建立的是与社会的关系。

福利三角展示了三方的互动关系。

（市场）经济提供着就业福利;

个人努力、家庭保障和小区的互助是非正规福利的核心;

国家透过正规的社会福利制度将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

在一定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和家庭提供的家庭福利可以分担社会成员在遭遇市场失败时的风险（Evers,1988、1993）。

在福利三角中,社会成员是三种制度互动过程中的行动者（见图1）。

行动者和不同的制度发生不同的关系,是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福利三角特别注意在三种制度互动过程中分析行动者和制度的关系。

个人嵌入的社会制度结构是复杂的、多路径的。

从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视角,个人得到的福利首先来自（市场）经济制度和家庭制度。

在行动者和制度的关系中,这两种制度安排是由国家介入而产生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存在的前提和条件。

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不可能脱离（市场）经济制度和家庭制度而被无限扩大,社会福利水平不应该无限提升。

福利三角的互动过程中的福利提供是多元的,福利提供的份额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此消彼长地进行补充。

福利国家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与安排是由于市场和家庭失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福利共识”,由于后来石油危机引发的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而重新考虑市场及家庭在福利供给方面的功能和在福利三角中的互补作用。

福利三角在不同的研究中有不同诠释。

一些学者（Abrahamson,1994;

deNeubourg&

Weigand,2000;

Duffy,1998）在使用福利三角理论作为他们研究的分析框架时其侧重点和表述略有不同。

阿布瑞汉森的福利三角是提供权力（power）的国家、提供财源（money）的市场和提供团结（solidarity）的市民社会的组合。

杜非的研究是国家一角提供保障和被动性（securityandpassivity）,市场一角提供机会和风险（opportunityandrisk）,市民社会一角提供团结和分离（solidarityandfragmentation）,由此组成一个分析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福利三角。

德柳波格和魏甘德在讨论作为社会危机管理的社会政策时指出,社会福利产生于社会中的福利三角制度之中,这三种主要的制度是市场、家庭和公共权威（publicauthorities）;

社会福利是关于满足人的需要的经济能力,以及管理造成人们的需要满足危机的能力;

福利三角制度的角色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社会政策作为社会危机管理安排的关键。

从对罗斯、伊瓦思和约翰逊理论观点的陈述中可以看到福利三角和福利多元组合的联系与区别。

在罗斯的理论中,福利多元组合的内容就是福利三角。

伊瓦思提出了清晰的福利三角的内容,伊瓦思等学者明确地将福利三角的分析框架用于对就业、服务和社会政策的分析中（Evers&

Wintersberger,1988;

Evers&

Svetlik,1993）。

约翰逊（Johnson,1987、1999）在福利多元组合理论中加入了志愿部门,他的多元部门的内容超出了福利三角的内涵。

社会的各个部门都贡献福利,组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整体福利,福利三角可以包含在福利多元组合的内涵中。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福利多元组合可以讨论的社会部门和互动关系更加复杂和丰富。

阿布瑞汉森（Abrahamson,1994）、伊瓦思（Evers,1993）和约翰逊（Johnson,1999）将福利多元组合的分析归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welfarepluralism）。

伊瓦思认为福利多元组合是一个多元主义观点。

他用福利多元组合分析框架来分析对老人和孩子的照顾。

如果仔细区别福利多元组合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

福利多元组合是一种福利资源的安排,它强调福利资源的来源多元化,是一个偏重社会结构的描述。

福利多元主义强调的是面对福利国家的危机,通过福利多元组合安排,将国家的全面福利提供转变为社会诸多部门的福利混合式提供;

在社会不同部门参与下,重现家庭、小区和其他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从福利国家转型到福利社会,化解福利国家的危机。

它是一个偏重社会过程、强调多元价值的论述。

福利三角范式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三角部门的总供给或福利总量是大致相同的,但三角之间所承担的份额不同。

例如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1999:

177）就指出,美国和瑞典的福利开支相同,但支出的侧重有所不同,美国偏重家庭、市场,而瑞典偏重国家部门。

这当中就存在着不同的再分配成分、社会平等的价值考虑及社会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都在实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但是以福利三角的视野看,社会政策建立的国家、家庭、市场的三角责任关系是不同的。

三、福利三角范式与社会政策发展

福利制度安排是社会政策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工业化以前的西方社会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成员的需要通过家庭、邻里、小区、宗教慈善组织的自助和互助来满足（Pinker,1979:

66）。

在那时,福利制度以非正规福利为主,基本是市场和家庭制度提供福利的模式。

西方工业革命后,社会分工的发展,大型工业组织的兴起,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使就业制度成为社会成员需要满足的重要方式。

在劳动力市场这个“无形之手”的作用下,社会生活的风险增加。

国家淡出“守夜人”的角色,“有形之手”的作用不断增加。

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正规福利体系开始成为社会成员需要满足的制度安排（Beveridge,1958）。

社会福利制度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迅速发展,在社会成员的需要满足中发挥着作用。

在社会成员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制度安排取向、社会文化、福利提供的传统部门（家庭及邻舍）与现代部门（国家及专业的非营利机构）的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使社会成员的需要满足有着不同的模式。

贝弗里奇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是以充分就业为依据的。

在21世纪,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开始服务于新的目标:

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成为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制度。

福利国家在需要满足方面发挥了新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

与工业革命前的福利模式相比,福利三角中的社会福利制度作用大大加强。

真正意义上的福利三角制度建立了。

社会福利制度是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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