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传统音乐人文地理探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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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地较大，从今浙江绍兴到今越南国北部，从东海、台海到南海北部湾，整个华东南及沿海一带，史籍均称之为“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之地。

而岭南，只是越地一隅。

　　五岭南麓五省区内，文化资源古老而丰厚，音乐资源多彩而独特。

加之有史以来，中华民族大迁徙的南来北往、东移西进，以五岭和南海为天然屏障，将东西南北中的各代移民、各地文化汇聚其地、融合其中，使岭南形成中华各地各族音乐文化的交汇、融合、封存以及新生之地。

甚至有些在内地已经渐失的，而在这里却依然存活传承着。

　　从史前的五岭南麓文化遗址，到今天的岭南五省区自然环境，初识“岭南文化”内涵，首先需从其天然本质开始。

例如：

五岭的山水赋予“岭南文化”的天生丽质，曾被形容为岭而海之的“岭海文化”，即五岭三江连珠水，条条道路通海洋。

这就是本文首要图解的岭南传统音乐人文地理特色之一的“水文化”本色！

　　以下从五岭三江及其古文化遗址的几个要点，逐渐展示岭南音乐文化“出海人世”的“水文化”特质：

　　大庾岭（粤赣边）：

梅岭关入粤古道。

曲江“马坝人”遗址（距今约10万年前）。

浈水入北江之古航道。

　　骑田岭（粤湘边）：

武水、连江入北江古航道。

　　萌渚岭（桂湘边）：

九嶷山舜帝墓。

贺江入西江古航道。

　　都庞岭（桂湘边）：

潇水北入长江古航道。

　　越城岭（桂湘边）：

湘水北入长江古航道。

漓江南入西江古航道。

秦灵渠连通湘漓，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直航。

西江上游“柳江人”遗址（距今约1.8万年前）。

　　百越一隅的岭南，从秦统一六国始置岭南三郡起，直至今岭南五省区，向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秦朝岭南三郡，分别为南海郡、桂林郡、象郡。

三郡边界涉及今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乃至越南国北部等一线的部分地区。

秦三郡地域，比今五省区地域大。

　　汉朝（西汉）时，三郡中的南海郡尉赵佗（河北真定人）武力统一三郡，建南越王国，历时93年。

越承汉制，地望如秦。

南越王墓出土的乐器、文物等极其厚重，青铜钟、鼓、羊角钮钟等颇具岭南特色。

对越汉融合关系重大，是研究古代岭南音乐文化的重要遗产。

　　唐初，全国改建十道，“岭南道”始以政区名正式进入史册。

其地望一如秦汉。

宋元之际，岭南道曾称“广南”，后又分设东西两路，广南东路渐成今广东，广南西路渐成今广西。

今海南、香港、澳门均在广东境内。

盛唐文化和音乐的高度发展，带动着岭南文化和音乐的成型成熟。

　　五代时，汉裔刘氏兄弟在广州称帝，欲在西汉南越王国旧地重建“大越国”，未准。

遂改称“南汉国”，历五帝共67年之久。

南汉国曾仿唐代乐制，设太常寺，下置太乐署、鼓吹署、教坊等，其强化汉唐盛乐之举，在古代音乐史上留下佳话，对岭南音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岭南文化的勃兴，岭南音乐的成型，从唐、五代开始，已初见端倪。

如果将此前的先秦至汉唐称为“百越文化”积淀期，那么从唐宋至清末则可称为“岭南文化”勃兴期。

　　自秦统一，经汉唐盛世，岭南一向是一个整体，其内部分区可能多变，但总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定势显示，今岭南五省区各地区各民族的多彩音乐文化，正是构成岭南人文地理特色之二“多元一体化”本色的重要因素。

　　岭南传统音乐人文地理特色之三——本土性。

今日岭南音乐文化多元一体化，虽然汇聚融合了本土的和来自东西南北中各路各地各族文化而形成，但其主要元素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本土特性。

文化本土性特质，主要标志是人和人的音乐文化行为。

　　岭南人的先祖，可追溯到10多万年以前的古人类“马坝人”及其所创造的旧石器文化。

其发祥地在今广东曲江一带，也是今岭南文化子文化广东“南粤文化”和古番禺人的发祥之地。

另一支先祖，可追溯到1.8万年以前的新人类“柳江人”及其所创造的新石器文化（也称旧石器末期）。

其发祥地在今广西柳州一带。

也是今岭南文化子文化广西“八桂文化”和古苍梧人的发祥之地。

　　二、岭南音乐文化概貌

　　岭南母系氏族原始人，一支古番禺人先祖沿北江南下，在珠江三角洲创造了西樵山文化。

另一支古苍梧人先祖沿柳江南下，在黔江上下创造了红水河文化。

母系社会的群居群婚制，出现了以女性为核心的群体生产生活、群体婚恋和群体歌唱的原始文化现象。

众人各执一声的群唱，为以后的群唱多声不同情（音）的多声部形成，开启了人文（婚恋文化）的基础。

现代民歌中通过群唱、合唱、重唱进行婚恋，以歌择配，婚后不落夫家等习俗，仍留有这样的古风古音。

　　岭南父系氏族原始人，经历“最激进的革命”，通过抢婚、夜婚制，改变了女性核心为父性核心现象。

广东石峡山文化、广西西江文化遗址，分别反映了父系氏族原始人的生产生活遗迹。

现代民歌中的群唱、重唱、对唱，各分男女，也是一种反映。

哭嫁歌、拦路歌、嫁哥歌、串寨调等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声部歌中，都含有这种时代变革的古风古音。

　　岭南越人不同于内地汉人，因其远离中央集权和中原战乱，并未形成完型的奴隶制社会。

故其人文和音乐，一直坚守着自由自在的本真天性。

虽然内地移民不断南来，不断融入，但毕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自然规律使然，外地外族人文的融入，变虽有变，但万变不变本，本土I生始终如一。

岭南传统音乐人文地理的特色之四还体现为“越”“粤”文化主体性。

　　百越文化积淀和岭南文化勃兴以及岭南文化各子文化的互补互动，自然形成了以“南粤文化”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内核。

古代“越”和近世“粤”一脉相承，并带动整个岭南“五子”文化互联互动，合铸主体。

　　笔者有幸从1960年代开始至今，先后参加广西卷、广东卷（原含海南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采编、定稿、出版全过程。

最近又参加了澳门卷的初审和终审过程。

深感岭南五省区民歌，在各地各民族移民文化渗透、融合乃至新生中，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越”为本、以“粤”为体的主体意识。

认识这一点，可从根本上着眼，以现代民歌为例，沿着历史轨迹，进行逆向考察，探究岭南音乐之源、之本、之流向。

这在近60年的民歌集成编纂研讨过程中，粗略能窥视一二。

　　《中国音乐学》季刊1988年刊登拙作《“百越文化”中的音乐》一文，分别在“百越乐舞的文物与文献”“百越民歌的传世与遗音”两部分中列举大量民歌实例。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11年刊登拙作《岭南音乐的文化解读》一文，分别对源、本、流向等进行解析，并在“岭南文化兴盛与岭南音乐之本”中解析了唐宋600年间汉越融合及文化整合历程呈现的6大变数。

此两文如下表所列实例，都可视为岭南音乐越粤主体的佐证。

　　古代《越人歌》歌词及记述原文，提供了追溯岭南音乐之源的重要信息。

　　西汉刘向《说苑·

善说》中记述，先秦时越地属楚。

楚共王之子鄂君子晰，曾泛舟越水，并与船工越女在歌乐中发生的缠绵故事。

记述中的“会钟鼓之音毕”、越女所唱《越人歌》、楚王子为越女“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复之”……这乐声、歌声、场景，三者所展现的，是楚王子的儒雅浪漫情怀，越船女的自由自在天性。

两类人生、两种文化相碰相融的有声有色的鲜活情境。

　　首先，彰显出岭南音乐人文地理特色之五——楚越文化交融是百越文化积淀和岭南文化形成的重要中介。

　　刘向记述《越人歌》原文：

　　鄂君子晰泛舟于新陂之中，会钟鼓之音毕，榜木世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日：

“滥兮汴草滥予？

昌桓口泽予？

昌州州湛。

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

随口河湖。

”鄂君子晰日：

“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

”于是乃召越译。

乃楚说之日：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耻诟。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于是鄂君子晰乃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其次，从《越人歌》歌词译配，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民歌近似版本《船歌》，通过译配，彰显岭南音乐人文地理特色之六：

古代越歌同现代壮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再次，从《船歌》词曲解析，探研到楚人楚语楚歌对越人越语越歌可能产生影响的中介性实例。

实际上，语言学家已经论证了楚语对越语的影响以及楚越语交融并发展成近代粤语的语言学轨迹。

那么，音乐文化学者是否也可从楚越歌乐的互补互动中，探究其楚商调式对越商调式和越商调式发展为越徵调式体系为主导的历史轨迹呢？

语言和民歌，都是文化的有声载体，也定会有互补互动、共同发展的轨迹。

　　湖北省编钟博物馆曾于1990年来广州展演，其演示的《楚商》曲，留下深刻印象。

现暂以《楚商》和《船歌》对照《越人歌》，试作模拟解析（注意尾声如出一辙）。

通过对照（模拟），显示出岭南音乐人文地理特色之七：

楚商与越徵关系密切，古今越系歌乐中的“越徵”调式体系，是现代岭南音乐的重要血脉源流。

　　从先秦《越人歌》探究百越文化积淀和岭南音乐之源，是可行的重要例证。

　　同样，从唐宋刘三姐的故事和山歌，探究岭南文化勃兴和岭南音乐之本，从古今《咸水歌》探究珠江文化拓展和岭南音乐之流向，也都找到了可行性的对应实例。

　　以上关于岭南传统音乐人文地理的诸多特色，将为整体探析岭南音乐的人文脉络提供理性认识基础。

　　下表系由“古政区”奠定的“今省区”及其下属各“民族区”又“族群族语及方言区”和“越裔歌乐分布区”五层面分层解构绘制。

　　整个岭南文化区，由五个子文化区及其属下的14个民族文化分区共构合成。

南粤文化区含4个民族文化分区；

八桂文化区含12个民族文化分区；

琼海文化区含4个民族文化分区；

香港文化区和澳门文化区待查。

　　以上民族文化分区共20个，除重复者，实为14个。

14个民族中，有10个民族属于越裔；

有4个民族（苗、彝、仡佬、回族）因迁入越地较晚而未参与百越族群的融合、新生与岭南文化史创。

虽如是，但仍为岭南添丁增彩贡献有嘉。

　　岭南越裔10兄弟民族的先祖，分别由本土百越族群的古番禺人、古苍梧人、古桂国人、古蛋家人等，和南迁的吴越人、扬越人、瓯越人、骆越人、闽越人等，长期融合而成，是古代百越文化积淀和近世岭南文化勃兴的主创者。

　　三、岭南越裔民歌文化

　　笔者曾以越裔各民族歌乐为对象，出版专著《越歌：

岭南本土歌乐文化论》，被视为岭南音乐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成果。

本文亦将以越裔为主体分而述之。

（一）广东“南粤文化”区

　　1.汉族：

由三个方言群体共构合成

　　其一，以汉语粤方言为代表、以粤人粤语粤歌为标志的“广府文化”，是岭南原住民古越人、古番禺人、古蛋家人等长期融合的结果。

其中，尤以蛋人蛋语蛋歌中存留越粤本色最古最多最有代表性。

广府文化载体，如汉语粤方言及其粤乐、粤讴、粤曲、粤剧、咸水歌等。

　　其二，以汉语客家方言为代表，以客家人客家话客家歌乐为标志的“客家文化”，是岭南原住民古越人和中原移民长期融合的结果。

客家文化载体如汉语客家方言、客家山歌、山歌剧、广东汉剧、汉乐等。

　　其三，以汉语闽方言为代表的潮州人、汕头人、雷州人等共创的“潮汕文化”（雷州文化）。

如：

闽方言的潮汕话、雷州话以及潮剧、雷剧、渔歌、歌仔、歌册、潮州音乐等。

2.壮族

　　聚居于粤北近桂东的壮族人，同广西壮族北部方言区人同祖同源。

其文化载体是壮语北部方言及其歌乐，如山歌、年晚歌、坐歌堂、风俗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