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控税收政策论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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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政策不符合反经济周期调节的基本原则，再实施减税政策就是给现在过热的国民经济“火上添油”，结果助长了通货膨胀。

直观上看，所谓的经济过热，其判断标准主要有三个：

（1）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2003年我国GDP增长了9.3%，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

2004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

（2）较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03年的26.7%提高到了2004年第1季度的43%和1-3季度的29.9%，个别部门投资增长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100%，如今年第1季度，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其他如电解铝、煤炭、房地产和汽车等的投资增长率也居高不下。

（3）较高的CPI涨幅。

2003年1-12月累计平均，我国CPI比2002年同期上涨1.2%。

2004年1-9月份，除2月份和9月份外CPI同比涨幅逐月走高，各月同比分别上涨了3.2%、2.1%、3.0%、3.8%、4.4%、5%、5.3%、5.3%和5.2%，呈较明显的V字型变动态势。

1-8月份同比累计上涨4.0%，是自1997年以来涨幅最高的。

但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说明经济并未整体过热：

第一，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GDP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

我们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按谷－谷方法划分）中历年的GDP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年到1998年9年中只有3年低于9.1%。

也就是说，2003年GDP增长速度虽为7年来最快，但还不及上一个经济周期的平均水平。

第二，从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来看，高投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显出了重工业化的特征，而这需要高投资来支撑；

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既是投资需求又是最终需求，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所以目前投资需求高于消费需求。

第三，现在国内各种商品库存并不是短缺到能使价格上升过高的程度，而且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中国物价也相应会受到一定影响。

因此，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基础。

我国经济存在的局部过热现象，可以归结为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性过热现象。

当前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

（1）产业投资增长不均衡。

2004年1-7月份，我国第一产业投资277亿元，同比增长15%，；

第二产业投资10851亿元，增长42.5%；

第三产业投资15987亿元，增长24.6%。

（2）行业发展冷热不均。

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汽车等行业过热，而其他行业则相对较冷。

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在建的钢铁项目全部建成后，到2005年年底全国至少将形成3.3亿吨钢的生产能力，而钢需求量预计2010年才能达到3.3亿吨，钢铁工业投资已超前5年。

到2003年，我国水泥总产量已达到8.13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以上。

目前，我国电解铝在建能力有310万吨，2005年产能预计达到1000万吨以上，超过市场预计需求近1倍。

（3）即使在投资过热的行业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如，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

第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

据初步统计,2003年我国新建成炼铁高炉81座,能力约3542万吨,其中1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只有6座,能力1000万吨,占28%；

新建炼钢炉60座,能力3475万吨,其中100吨以上的转炉只有8座,能力940万吨,占27%。

第二，产品结构不合理。

据分析，我国钢材品种结构中，普通型线材、中厚板、窄带钢等一般档次产品占钢材总产量的7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

而高档次的钢材品种，还需要大量进口。

据统计，2003年全年进口钢材3717万吨中，90%是附加值高的板材产品，占到国内市场消费量的35%—70%。

但现在我国钢铁企业，特别是民营钢铁企业扩建、新建的钢材品种，大多是棒线材和热轧窄带钢，大部分属于低水平扩张的范畴。

再如，我国水泥行业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根据中国水泥协会的数据，2003年中国水泥企业的平均日产规模是16.8万吨；

全国最大的安徽海螺集团达到4000多万吨，这也是全国唯一超千万吨的大型水泥企业；

百万吨以上的水泥企业也不过几十家。

此外，水泥行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体现在技术差异上，代表水泥发展方向的新型干法水泥比重很小，90%以上是工艺落后的立窑水泥。

所以说，即使是过热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不是全行业过热。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基本思路自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至今已有6个年头。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8年至2002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年均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1.5、2.0、1.7、1.8和2.0个百分点。

但是，以扩大国债投资规模为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就应适时转型。

从前文分析可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已然形成，并正在加强。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是鉴于我国经济中尚存在的问题和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应采取渐进式的转型方式，对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手段和方法组合上进行适时调整。

1.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

由刺激经济增长转向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

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

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症结，就在于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

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

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真正启动，将是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保证。

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列为财政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不仅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便于将当前的财政政策与今后长期的财政政策及发展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

2.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

由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

我国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措施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刺激需求展开的。

但就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既有消费需求不旺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我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水平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长期实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刺激需求而得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兼顾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而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

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

由主要使用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转向财政支出与税收手段的并用。

一般来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采用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两种政策手段。

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尽管在税收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国债投资手段来说，则是很微弱的。

政策手段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方式的变化。

在将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纳入财政政策的目标、实行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的条件下，再继续单独依靠国债投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手段，包括税收、国债、投资、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的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

从市场与计划调节的关系来看，税收相对于财政支出手段，更符合市场调节的要求。

因此，应特别重视税收手段的运用，通过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为社会投资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

（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这对完善我国税收体系和制度，改善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一轮税制改革实质实行的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减税政策通常是指通过调整税收的法规制度而带来的税负的降低，即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税种、缩小征税范围（包括提高起征点和免征额、增加扣除项目及数额、增加税收减免优惠等）等来降低税负。

而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则是指结合税制调整，把一些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的微观税负（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税种和调高一些辅助性税种的税率，但从总体上看，具有减税效应。

尽管减税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但从短期来看政府确实存在减收的压力，所以，在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同时，为缓解财政收支的压力，就需要采取辅助性的增税措施，这与减税并不矛盾，因为减税是主旋律，增税是减税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新一轮税制改革实行的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并且力度相当大。

首先，伴随着增值税转型、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和减免农业税等减税政策的实施，我国还将采取诸如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提高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增加消费税部分税目、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等一些辅助性的增税政策，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其次，从本轮税改对财政收支所带来的总体影响来看，据我们粗略估算，就改革方案算大账，改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统一城乡税制，大约会减收2000－2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10%-15%；

如果再加上偿还欠出口退税款，则约减收5000－5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25%-27%。

可见税改的减税效应之大。

当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

减税，不论对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政策，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个有力的证明。

对不同的税种进行减税，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具有扩张效应是共同的。

第二，我国税费总负担相当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国外和周边国家比，都偏高。

第四，我国最近几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过高。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2003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平均为33%，而2003年高达39%。

这就是说，每年新增GDP的1/3以上被税收拿走了。

目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非常必要，而且新一轮税制改革确实具有力度很大的减税效应。

这如果在西方，将会被执政党和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宣扬，因为它会对经济和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赢得民心，争取选票。

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国政府似乎忌讳谈论减税问题。

表现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