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关系评价方法综述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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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研究

近年来,生态平衡问题愈来愈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这是因为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能否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持什么样的生态平衡.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巨大而且深远。

这一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以及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所带来的经验教训,日益深刻地被人们所认识。

因此,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使经济能够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实现稳定而迅速地发展,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间题。

1生态经济发展的定量衡量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发展定量研究方法分为3类。

即:

基于系统理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货币估值理论的评价方法和具体的生物物理衡量方法。

1.1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1995）建立的“驱

动力—状态—响应”（DSR）指标体系是目前得到较广泛应用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评价工具

[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1999年提出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国内采用系统理论和方法构建指标体系的研究典范[4]。

近年来,国内学者结合区域发展,构建了针对不同研究尺度不同研究对象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区域生态经济发展进行了评价。

在区域发展层面,郭志仪等[5]及张冬梅等[6]以分别以青海省和贵州省为例,构建了生态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权重,对生态经济进行综合评价。

封新林[7]针对安徽省按照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截面采集各项基本指标和综合指标,利用主成分和独立性分析筛选并确定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描述发展现状并进行发展预测的综合评价模型。

在较微观的研究尺度上,王聪等[8]构建了安塞县退耕区生态经济联合生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用因子分析法对安塞县167份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

李叶[9]将生态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外来树种生态经济评价中,对外来树种的生态经济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

①在不同的区域以及尺度的研究对象中,不同的研究者构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细目大都依据不同地区生态经济实际情况而选择;

②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不同的研究者会根据数据状况、研究要求等情况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常用的评价方法各有优缺点[6];

③对更小尺度的研究聚焦较少,目前的研究对县级以下尺度的研究非常少见。

1.2基于环境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

这类指标主要为世界银行的国民财富指标以及对国民经济帐户体系的纠正而产生的指标体系,如绿色净国内生产总值、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真实发展指标。

联合国统计局1993年

提出的SEEA—综合环境和经济账户体系,第一次完整给出经济、资源、环境的综合核算。

十几年来,基于环境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在衡量国家和地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

Lawn和Sanders10]通过重新界定收益和成本,计算了可持续福利净值,提出了最适宜宏观经济尺度的概念。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也应用于澳大利亚、意大利、智利、泰国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评价11-14]。

Hanley等[15]采用经过环境调整的净国内产值、真实储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和真实发展指标等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对苏格兰的一定时间序列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然而研究所得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学界对这种评价方法的研究从对系列理论的学习、探讨到本土化模拟实施,乃至改进都有涉及。

徐中民[16]针对国际上流行的环境货币估价的定量衡量方法,分析评价了环境和资源问题中金钱分析研究方法的优缺点。

修瑞雪等[17]综合评述了绿色GDP的表现形式和几种广泛应用的指标,并分析了这些指标在国家和城市尺度的应用实践,指出绿色GDP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李宣[18]对将真实发展指标应用在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法。

温宗国[19]将真实发展指标的方法运用到以苏州、宁波、广州、扬州为案例的实际测试中,结果显示GPI有效衡量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价经济增长的效益和成本,但同时,王茂园[20]等也指出其本地化应用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障碍。

环境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在指标项具体的估算方面存在很大的应用技术难题,具体实施也还有很大的难度,但环境货币化估值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至少为我们看待发展提供了一种定量衡量综合环境损益的视角。

1.3具体的生物物理衡量的指标

生态经济研究领域生物物理衡量的方法主要包括生态足迹、能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以及由它们之间的组合、与其它技术方法相结合而衍生出的诸多方法。

1.3.1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通过测定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使用的自然资源的量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1997年,Wackernagel[21]计算了52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足迹,计算结果表明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存在生态赤字。

WWF在《生命行星报告2008》[22]中指出全球3/4以上的人口目前生活在生态负债国家,其中美国和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最大。

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态足迹法被研究者不断充实,如将“投入产出法”[23]、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加入到生态足迹的计算中[24]。

也将其应用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比如城市化25]、旅游业[26]等。

应用的区域范围多样化,如:

城市、部门、家庭甚至个人生态足迹研究[27-28]。

生态足迹理论1999年被张志强和徐中民引入我国以来,从认识到发展进展迅速。

杨开忠[29]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生态足迹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并对生态足迹理论在国内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

徐中民[30]等学者通过计算中国与部分省区1999年的生态足迹并对结果加以实证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不断对生态足迹模型进行充实和改进:

如,王书玉[31]针对wackemagel生态足迹方法没有考虑复种的影响,采用复种指数对耕地类生态足迹进行修正;

徐中民等[32]考虑生态多样性,将Ulanowicz模型与生态足迹模型相结合;

秦耀辰等[33]首次将投入—产出模式应用在国内生态足迹的研究中;

徐中民等[34]将生态足迹分析与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相结合;

王国刚等[35]将生态足迹分析与物流能流分析相结合。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其它方法的结合使得基于生态足迹法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法在考虑考虑生物多样性、生态足迹是否在本地区造成生态冲击、分析整个供应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稳定反映区域特征等方面具有更强的问题分析能力。

目前来看,国际贸易影响下生态足迹转移、碳足迹、气候变化等是国际生态足迹研究领域的新趋势[36]。

生态足迹法的应用尺度

也将日趋多元化且有不断缩小趋势,尺度的微观化将有利于制定更为精确可靠的局部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

1.3.2能值方法

能值方法是通过产生某一资源或劳务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消耗的另一种能量类型多少进行评价,通常用太阳能值表示。

由于其综合运用了生态学、物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将能流、物流、价值流、信息流统一起来,相对来说,具有严密的热力学和系统生态学科学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综合性更强[37-38],现已广泛应用到生态经济综合研究领域。

国外,生态经济可持续评价研究中能值方法广泛应用:

Odum比较了12个国家的能值评价应用;

在针对不同生态系统进行能值分析研究方面:

Steele,J.H用能值理论对比了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

EdwardUfroy等对澳大利亚西南部三种种植系统作了能值评价,为选取、优

化种植模式提供参考;

Cavalett等对巴西南部小型农场谷物一猪一鱼综合生产系统进行能值分析,结果表明,综合生产生态系统的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性比单一生产生态系统高,等等[39]。

国内学者大范围将能值分析方法与其它方法相综合,比如与与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的结合[40];

与投入产出数据的结合[41]等;

王千[42]采用能值理论与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自相关分析（ESDA）技术相结合,深化了对问题分析的层次。

冀建成[43]将能值分析理论与三元相图法结合对重庆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其发展方

向进行了预测。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的能值研究在基础理论阐释、案例实证研究、尺度聚焦、与其他方法结合等方面取得了进步。

未来能值分析的主要研究方向有选择合适参数,进行能值量化、能值综合评价方法、能值形成过程时间尺度分析等[44]。

除此之外,拓展能值理论在更多领域的应用、加强与模型结合提升模拟契合性和预测性也是能值方法未来的发展方向。

1.3.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康斯坦察是生态经济学奠基的核心人物,他1997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将全球的生物圈分为15个生态系统类型,将全球的生态系统服务分为17个指标类型,对全球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定量计算[45]。

该研究成果为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我国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丰硕。

在理论层面,欧阳志云[46]、赵景柱[47]、张志强[48]、谢高地[49]等研究者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内涵及其价值评价方法、物质量评价和价值量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及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研究对建立“生态一环境一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可持续发展核算体系）的意义以及构建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等方面做了重要的研究工作。

我国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实证研究开端主要集中在森林态服务功能方面,诸如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大气的经济价值的评估。

2000年左右,针对全国或区域生态系统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的估算的研究者有欧阳志云等50]、陈仲新等[51]、潘耀忠等[52]、何浩等[53]。

对城市、湿地、河口和海岸带等典型生态系统类型的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的研究者有徐俏等[54]、肖玉等[55]、吴玲玲等[56]、杨清伟等[57]。

在与其它方法技术的结合方面,黄凤[58]结合遥感、GIS技术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对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新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进行了估算。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应用还主要针对单一功能或单一的生态系统类型,普遍采用先分类计算再加总方法,对区域多种生态类型的复合生态功能进行价值评估的研究较少;

多针对固定的空间范围或瞬时的时间点上,对不同区域之间和时间序列上动态变化的生态服务边际价值进行连续研究的较少;

不同生态类型服务价值系数的取得多以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全面调查和综合考虑所

有利益相关者价值认知的研究较少[59]。

因此,该方向的研究还应在以上薄弱的方面进行深入和加强。

2生态经济系统整合模型

随着理论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纯粹的经济学或者生态学模型已经不能满足问题研究的需要,建立生态经济的整合模型势在必行。

由于研究系统因子和关系的复杂性、时空尺度多样性、模型稳健性和预测性双重性,生态经济模型比单学科模型要复杂得多,模型建立本身难度较大。

2000年以前,我国国内尚未见到整合模型的报道[2]近年来,国内关于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的研究报道日益增多,这些报道中常见的模型构建理论为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如李怀宇

[60]、陈六君[61]分别基于生态、环境和经济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经济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对生态经济系统的状态转移、投入与产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