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维柯思想的美学内涵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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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6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写作《西方美学史》时,为维柯专辟一章。

在《西方美学史》的章节分配中，单独安排为一章的除维柯外，只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等人。

然而《西方美学史》用作教材出版之后，维柯思想在学界和读者中却影响不大。

朱先生有感于此,在近八十高龄之年，花数年之功，将《新科学》译出。

他对维柯思想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此后国内的维柯美学研究却仍然显得较为薄弱和不够深入。

从着作的译介和引进来看,2000年以前，关于维柯的译着只有衞科学》和九十年代末陆晓禾、周昌忠译出的《维柯着作选》。

从学术成果来看,对于维柯的美学思想至今尚无专门的研究着作出版。

而八十年代以来近三十年，可查检到的研究维柯美学思想的期刊论文仅四十余篇。

　　出现这样的情况，绝非维柯思想本身缺乏研究价值。

正相反，西方维柯研究自20世纪以来十分兴盛。

以英美学界为例，仅20世纪中叶以后的维柯研究文献便已逾千篇（Tagliacozzo,Verene,andRumble）。

也不仅仅是因为语言的障碍（除《新科学》是意大利文外,其余维柯着作均为拉丁文）。

当然因语言障碍、风格晦涩而导致的翻译困难确实是维柯研究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但这些困难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制约了维柯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要回答这一问题，也许还需要从朱先生的研究出发,做一些回溯与寻绎。

　　朱光潜先生对维柯的美学研究,是受到克罗齐的影响。

而克罗齐本人确实对维柯极为推崇,在1902年出版的《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一书中，他明确指出，维柯对‘‘形象思维”的强调丰富了美学的内容,他才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克罗齐64）。

　　但韦勒克在其《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曾尖锐地抨击了这一论断。

他说“克罗齐，他从《新科学》中看出，维柯是他直接的精神远祖和美学奠基者………]必须接受克罗齐本人的美学体系，我们才能从《新科学》中看出，维柯是美学的奠基者。

在不持克罗齐观点的人看来,维柯毋宁说是一位历史哲学家，甚至是尝试建立一套历史演化论的社会学家。

他对具体文学作品的领悟,看来并不透彻”。

　　韦勒克的质疑有一定的道理。

大多数通行的看法主要将维柯作为一位法学家或历史哲学家。

这也符合维柯自我的定位,他在《自传》中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学术目标“维柯的一切研究都在探求普遍法律的一些原理”，可见，维柯首先是、并且自视为是一位法学史专家。

从他的着作来看，从《六个大学演讲》到《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从《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到《普世法权》乃至各版《新科学》维柯主要关心的确实不是文艺问题。

他只零星论及过“美”和“艺术”;

他对荷马的论述,与其说是在探讨其诗艺的高超，不如说以考据的态度，来辨别早期人类文明留存在语言中的痕迹;

甚至是《新科学》中历来被人称道和阐发的“诗性智慧”，也并非在探讨作为文学体裁的诗歌的智慧，而主要是建立在感觉和想象基础上、留存于神话和语言中的人类最初的文明。

　　并且，即使是曾高度赞扬维柯美学贡献的克罗齐,也在随后的着作中扩大了和修正了维柯研究的进路。

在1910年《维柯的哲学》中，克罗齐的研究重心明显向维柯的知识论和历史哲学转移,克罗齐甚至明确指出，此书旨在“对一位历史哲学的最伟大的现代导师表示一份尊敬”（克罗齐，《维柯的哲学》）。

事实上也正是得益于克罗齐的阐释、发挥与推崇,维柯作为“近代历史哲学奠基人”“历史主义先驱”的面目才逐渐确定下来,并且，比他把维柯视作美学奠基人的观点主要和流行得多。

　　可见,无论是克罗齐、还是朱光潜，他们开创的维柯美学研究的学术进路都存在着某种断裂。

因此,本文要探讨维柯的美学思想，首先还必须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维柯到底有没有堪称为美学的思想？

或者说可不可以将维柯思想作为美学学科的思想资源之一？

　　二

　　诚然,维柯主要不是一个美学家,但这并不表示其思想中不包含美学的内涵和维度，更不表示其思想不可以、不能够被美学合理地借鉴。

一切伟大思想家的共性是难以规约的，他们的思想、理论往往可以被多个学科、从多个维度借鉴吸收,作为它们的学理资源。

二百年的维柯研究史表明，维柯思想影响到法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语文学、诗学、甚至于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过程,其实也正是研究者们从各学科出发、将维柯思想纳入其学术视野进行研究和解读的过程一这恰如硬币的两面,无法截然区分,共同组成了维柯思想的传播史与效应史。

因对维柯思想的创造性阐释而闻名的以赛亚?

柏林曾将维柯的思想体系比作一座宽广浩瀚、枝蔓丛生、偶尔奇异怪诞的巴洛克式的大厦,对维柯的研究并非定要拘泥于大厦整体“大厦”中的“石头砖块”本身就极有价值，并且可以被用于更坚实的结构之中（Berlinxxi）。

　　这些都为我们从美学视野来解读维柯思想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可能性。

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即将探讨的从美学视野来解读维柯思想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树立来自两个方面:

对美学学科内涵的反思和对维柯思想的掌握与运用。

这两者共同作用于一个思维过程,前者给我们提供了阐释的角度，我们以某种“美学”的学科标准为尺臬,去比较和衡量维柯思想,并将符合标准的这一部分纳入进来;

后者给我们提供了阐释的基点，指示我们发现维柯思想中的哪些重要观点、哪些特质,可以被看作是“美学”的，在何种意义上,维柯可以被称为是美学思想家。

　　首先,美学学科之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因为学科之形成,并非一日之功；

学科之内涵,也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定义或规约,而是在动态的演进与建构中生成的。

这种动态的生成，一方面是共时的，是美学与诸关联领域的互动与互融;

另一方面是历时的，正如塔塔尔凯维奇所说“美学史的形成,并非将相同的定义和学说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两者都是逐渐在形成，并且也逐渐在改变”（塔塔尔凯维奇11）。

从西方美学史的发展来看,到维柯和鲍姆嘉登那个时代,美学大致包含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进路：

第一，对“美”的本质（如柏拉图“美本身””及其现象的探讨;

第二,对艺术和艺术美（如黑格尔）的研究;

第三,对审美经验或情感（如经验派）的研究。

　　而“美学之父”鲍姆嘉登所给出的“美学”（“Aesthetica”，德文“Asthetik”）之定义，实际上多少涵盖到了这三种进路，并将之归结为、奠基于人的“感性认识”。

这从他给美学下的一个经典性定义可以看出：

“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嘉登）。

　　很明显，首先,在这个定义中，“Aesthetica”的核心是一种“感性认识的科学”，所谓“低级认识论”也就是感性认识论；

“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中的“艺术”不同于“自由艺术”中的“艺术”，前者只是技艺,包括研究和理论，但是，它们的研究对象都不是理性的认识，而是包括感觉、想象和记忆力在内的感性认识。

其次,鲍姆嘉登指出，“美”与“感性认识”息息相关。

他说：

“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

而这完善也就是美”。

理性层面上所认识到的事物的完善体现为真,感性层面上所认识到的事物的完善体现为美，因此,美就是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这就是Aesthetica对美的本质概括。

再次,鲍姆嘉登指出了Aesthetica的五种功用，其中之一便是“为一切内省的精神活动和一切自由艺术打下良好基础”（鲍姆嘉登）。

而这种“感性”与“艺术”的内在联系，是黑格尔也不得不同意的观点（尽管他并不赞成“Aesthetica”这一名称）。

他指出“‘伊斯特惕克’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在当时德国，人们通常从艺术作品所应引起的愉快、惊赞、恐惧、哀怜之类情感去看艺术作品”（黑格尔）。

黑格尔这个看法同时涉及了艺术与审美情感、经验这两种美学研究的路径。

　　鲍姆嘉登还进一步强调了建立Aesthetica这门“感性认识的科学”的必要性（鲍姆嘉登）。

他指出，感性认识是人认识能力的必要阶段，既然它已存在，就不应予以压制，以免荒废上天的赐予;

并且,对这种认识的探讨是有益于人们更高阶段的认识（如理性）的;

如果感性认识被一味地忽略和破坏，甚至会使理性认识遭到损害。

正如克罗齐评价的那样，鲍姆嘉登完成了一场革命,赋予“感性认识”独立肯定的意义，从而“取得了这门新科学之父一不是义父而是亲父一的称号”（克罗齐《美学的历史》）。

　　我们认为，鲍姆嘉登对Aesthetica的定义给我们提供了解读维柯思想的美学角度和尺度。

只要我们专注于、沉潜于维柯的全部着作之中，就不难寻找到其博大思想中可供支撑美学研究的基点,这就是“感性”。

可以说，人的感性是维柯一生思想始终关注的重心之一。

　　在维柯早期的大学演讲（1698-1708）中，他从认识论出发，正面肯定了人之“感性”的必然，并由此规划出了一个始于感性、且终于感性的认识历程。

维柯强调指出，人的心智发展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感性认识是开端的也是必然的阶段。

在孩提和少年时期,人的理性尚未确立,但记忆力与想象力等感性认识能力十分发达。

此时的学习，应该顺应心智，从语言开始学起，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学问像言语那样，它较少地依赖理性，而主要依靠记忆力”（维柯《论人文教育》）。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历史、文艺、数学、物理学、乃至形而上学的学习。

而这个学习过程，也正是人的感性能力逐渐削弱、理性思维日益增强的过程。

　　在维柯那里，从认识层级的高度上来讲,到了形而上学这一环节，认识历程已经达到了智慧的顶点。

但是,维柯认为，这并不是认识的终点，而只是认识历程的一半；

在经历了由感性上升至理性的前半程之后，还必须走完由理性下降到感性的后半程。

维柯一再强调，智慧的目的是整个人类的幸福,所以,求知的路途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体对智慧（哪怕是形而上学的最高智慧）的获得上;

真正的哲人,还必须将这些智慧用于为人类整体谋求福祉。

而这个整体中必然包括那些缺乏理性的“常人”。

维柯很清楚,有些人或是先天的禀赋不足,或是未能受到应有的教育，既缺乏深刻的理性来获取知识,又没有强大正确的意志来指导实践,他们往往是受感性支配的。

不同于启蒙主义者对于理性的高蹈理想，这些人,是“人的实在的样子”（维柯，《新科学》）,是人的现实。

真正的哲人必须将这些人纳入其思想关照之中。

他批评启蒙主义的光明恰恰忽略了对这一部分人的照亮。

因此,他强调，从形而上学出发，自上而下，通过对审慎智慧（即伦理学、法学等实践智慧）的掌握,最终将这些智慧与雄辩术（修辞）结合起来，以融汇了情感节奏、拥有生动形象的感染力的演讲来引导和教化大众。

因为“常人”，虽然不能凭借理性掌握智慧，却可以被智慧引导。

而要用智慧引导他们，严密的推理、清晰的逻辑难以发挥用处。

尤其是对那些普通大众而言,要引导他们，凭借的是修辞而非逻辑，仰仗的是感性而非理性。

于此,认识历程才算是真正达到了它的终点。

由此可见,维柯对于认识历程的前后两个阶段（感性—理性—感性）的概括是非常超前的：

认识的前半程主要是指人的思维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其中感性的基础和前提;

后半程则偏重于由理性认识回到感性实践中去，由哲学家的智慧来引导、教化普通大众的感性实践中去。

维柯把理性认识用于指导感性实践这后半程纳入整个认识论的范围，显然是非常现代的思想。

这一思想在三百年前出现,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