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人的权利上研究与分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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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少数人”的概念

  “少数人”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模糊的概念,这就决定了“少数人”概念的相对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少数人”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

最早被标上“少数人”标签的应该是17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的异教徒,即所谓的“宗教上的少数”。

19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由此而来的少数人群体暴力或非暴力的形式争取权利的运动,标志着“少数人”范围已经从“宗教上的少数”扩充到“宗教、种族、语言上的少数”。

二战以后,出于对战争的反思,少数人问题渐渐成为国际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规定:

“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但由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对“少数人”措辞本身的谨慎性及其试图调和不同立法主张而刻意模糊化的处理,使得原本就难以界定的概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因此就必须求助于国际法学家们对少数人概念的恰当解释。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凯博多蒂(Capotorti)在1978年《关于隶属于种族的、宗教的和语言的少数人权利研究》中对少数人所给出的定义。

他指出,少数人是那些数量上居于少数,政治上不处于支配地位,在人种、宗教和语言方面具有不同于他人的特征,并且具有维系自己文化、传统、宗教和语言向心力,居住在一国领土上的国民。

  

(2)英国学者西格勒是少数人权利研究专家,他认为少数人是数量上具有一定规模,在肤色、宗教、语言、种族、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特征,由于受到偏见、歧视或权利被剥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长期居于从属地位,国家应当给予积极援助的群体。

  (3)《欧洲保障少数人权利公约》中将少数人概念表述为:

在数量上居于少数,在人种、宗教或语言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征,含有维护他们文化、传统、宗教或语言倾向的国民。

  可见,上述对于“少数人”概念的解释,都试图为少数人的内涵设定一些标准,这些标准包括:

一定的数量标准、一定的特性标准、特定的社会地位标准、特定的主观要素标准。

就数量标准而言,少数人是指在与相关的对象进行比较时,数量上处于劣势;

就特性标准而言,少数人是指在种族、宗教、文化、语言、肤色、政见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上述相关多数的特性;

就社会地位标准而言,少数人是指因相关数量上的劣势及不同于相关多数的特性,而遭到不公平的偏见、歧视、待遇甚至权利剥夺,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处于该相关多数的从属地位。

就特定的主观标准而言,少数人是以一种文化认同为前提而存在的群体,其群体成员希望继续作为一个具有特性的群体而不被同化为其他社群。

可是,“少数人”范围的界定具有相对性、复杂性及多样性的特征,这就使得我们在理解和使用“少数人”概念时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胸襟,即少数人不能仅仅以数量作为判断标准,正是因为:

一方面,设置一个数量比例标准是很困难的;

另一方面,少数人群体数量的流变性也可能使得昨日的多数成为今日的少数。

所以。

数量标准不能绝对化;

同时,少数人的特性标准不能将仅仅少数人的特性局限为种族、宗教、文化、语言、肤色、政见等要素,可以预料的是。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少数人群体的特性标准将会日益扩大。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少数人”是指在数量上有一定的规模,在种族、宗教和文化语言及价值取向等特性方面不同于数量上相关的多数人,并且有保留这种种族、宗教和文化语言及价值取向等特性的诉求,在社会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领域遭受不公平偏见、歧视、对待,甚至权利被无理剥夺,在各相关领域处于长期的从属地位。

  2、“少数人”与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等概念的辨析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往往将“少数人”概念与少数民族概念相混淆,但应当肯定的是,“少数人”与少数民族不是同一个概念。

从定义少数人所必不可少的几个标准来看,少数人应具备数量标准、特性标准和特定的社会地位标准。

其特性标准则涵盖了种族、宗教、文化、语言、肤色、政见等方面,而不仅是指民族特性。

这就意味着少数人群体除了民族上的少数人,它还包括宗教、文化、语言、肤色、政见等相关方面的少数人。

应该明确的是,少数人与少数民族二者之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能相互涵盖的,他们之间存在交集,但这种交集也是时刻变动着的。

  少数人在社会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领域遭受不公平偏见、歧视、对待,甚至权利被无理剥夺,在各相关领域处于长期的从属地位,自然应属于弱势群体,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弱势群体。

他们和弱势群体中的多数如农民工、消费者等相互区别。

可见,“少数人”与“弱势群体”的区别在于,从数量标准而言“少数人”必须在与相关对象进行比较时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弱势群体无此要求;

从特性标准而言“少数人”应具有不同于相关多数人的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性,而“弱势群体”无此要求。

同时又必须将少数人同特权、寡头阶层等少数中的强势群体相区分。

  二、少数人权利正当性的证成

  少数人权利的正当性对于信奉自然法思想及受过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西方而言,是不证自明的真理。

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秉持着整体主义的价值本位,“少数人”、“异类”、“标新立异”、“不合群”等都是含有贬义甚至歧视色彩的词语。

可以想像那些被多数成员归入“异类”的少数人,如异教徒、同性恋者、吸毒者等,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将会被主流社会所抛弃。

无处不在的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偏见,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正常享有人之为人的权利。

同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学者往往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用“人民”这一抽象的群体概念解构了权利冲突的必然性和多元性,将权利的冲突简单化为“人民”与“敌人”的一元利益冲突。

在人们的意识里,“人民”往往所代表的是多数的利益,“敌人”往往所示意的是少数的利益。

任何人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信条,由此导致了“少数人权利”不仅在法理上缺乏法律的实证,甚至在道德上都不存在合理性。

笔者认为,少数人权利正当性的证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其一,人格尊严及其权利的平等。

人格伦理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不同于动物,人有尊严,因为人有理性,有理性的人必然要求其他人尊重自己的人格并希望自己的价值得以实现。

萨维尼曾指出:

“所有的权利,皆因伦理性的内在于个人的。

自由而存在。

”可见人权——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是每一个人,无论其种族、宗教、性别、皮肤或财产、语言、政见等有何不同,都应该享有的。

这些权利乃是他所应得的,正义要求他享有它们,当它们被尊重时,他就得到公平的对待;

当它们不被尊重时,他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这是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本国国民还是外来民、有智慧的人还是愚蠢的人,都有的诉求与希冀。

少数人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份子,理应享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并不因任何多数的意志而改变,这是人的内在伦理价值所决定的。

  其二,假借“多数”为名歧视、剥夺少数人权利的不合理性。

某一社会中的多数或权威假借“多数”的名义,将其自身利益虚化为“公益”。

从而使得社会中的“多数”或权威似乎得到了漠视少数的道德支撑甚至法律授权,堂而皇之地进行一些践踏人权、蔑视人格尊严的行径。

这必然将导致一种“多数的暴政”。

诚如托克维尔的至理名言:

“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

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

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

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可见,任何试图假借“人民利益”之名歧视、剥夺少数人权利的行径,都可能将原来美及善的生活带向专制,导致暴政。

当年日本、德国纳粹以多数的名义肆虐世界的惨剧,也用血的事实证明了假借“多数”为名歧视、剥夺少数人权利的不合理性。

  其三,少数人权利与多数人幸福的相关性。

少数人范畴的相对性及流变性,使得一个主体究竟是属于多数还是归于少数,究竟何时处于多数、何时处于少数,究竟何地处于多数、何地处于少数的回答变得扑朔迷离。

多数人与少数人是相互转化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属于大多数。

同一个人也并不一辈子全是占据多数或优势,他(她)也有作为少数的时候。

因此,如果对多数人肆意侵犯少数人权利的暴政熟视无睹或者怀着侥幸心理的话,最终可能导致自己的权利包括生命的毁灭。

诚如,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马丁·

尼莫拉牧师一段闻名于世的话,“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可见。

对他人权利的尊重,特别是对处于少数的弱势人权利的尊重,其实就是对自己本身的尊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其实就是对自己权利及整个人类权利的保护。

少数人的权利与多数人的幸福紧密相关,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之间难免存在冲突,但只要处理得当,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不仅不会伤害多数人的利益,而且会增进多数人的利益。

  三、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权利的冲突

  笔者在上文中论述了少数人权利在应然层面的正当性,但在实然层面,当少数人权利与多数人权利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和取舍这两者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在理论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其中,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理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提出了“利于最少受惠者”理论。

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对于如何解决和取舍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权利的冲突问题,往往倾向于诉诸民主的方式,即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两者之间权利的冲突。

但可以想像,若仅仅简单的选择“多数决”的方式对其进行解决,则难免出现所谓“多数人暴政”的问题,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不是很好地证明了“多数人暴政”对少数人权利肆意践踏的悲剧吗?

那么,是否应该否定“多数决”的民主制度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若真的是这样,则是人类几千年来对特权专制制度胜利的倒退。

诚如马里旦所言:

“民主在一条脆弱的船上载着人类尘世的希望,或者不妨说是生物的希望。

当然,船是脆弱的,我们一定要原谅民主制度的偶然的弱点和缺陷。

”那么,如何选择一种恰当的理论来指导、完善民主制度,使得其既不用彻底否定自身,更能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保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呢?

  

(一)权利冲突的不可避免性

  马克思曾指出: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

由此,我们不难推知权利的核心是利益,权利的冲突从实质上而言是利益的冲突。

由于社会中现有的资源(利益对象)总是处于匮乏的状态,造成利益客体对主体的有效供应不足,在此条件下,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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