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词义考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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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司”得以替代“公班衙”而泛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事组织？

　　我们无法脱离具体场景而把握语词的意义，因此，解读“公司”一词，需要进入维特根斯坦（LudwingWittgenstein）所称的“语言游戏”，考察游戏参与者如何在对话中使用语词。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如果“语言游戏”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过程，语言游戏的参与者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变换，选择什么时代的、有哪些人参与的对话场景才能反映语词的典型意义？

本文目的是分析一个特定语词所负载的、反映制度演进轨迹的信息，而只有当语词用法具有连续性的时候，才可能找到语词和制度之间的联系。

因此，作者选定的场景是：

从1757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行商、通事、官员、学者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之间在冲突中的对话。

作者如此选择，理由有三：

　　其一，“保商”始于1750年，到1842年为中英《南京条约》所废止，为清代最重要、最稳定的外贸管制措施。

中国行商轮流出任“保商”，承保外国商船，“保商”就外商在华之不法行为连带承担刑事责任，就一切进出口货物承包关税、规费。

连坐、连保，一人犯法而罪及亲友，固然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法统，然而，用连坐钳制“夷商”则属清代首创。

“保商”制度将对话参与者限定在一个制度化的封闭圈内。

　　其二，广州“一口通商”之前，广州、澳门、厦门、定海、宁波和舟山都是贸易口岸，外商的贸易对象有台湾的郑成功政权、福建的番王耿继茂、两广总督和将军大员等等，参与者和体制都是变易不定。

广州“一口通商”之后，外商只能以广州十三行为交易对象。

“一口通商”则将对话参与者固定在一个地域。

　　其三，EIC对华贸易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与清政府之间的交涉最为频繁，是一个最为活跃的对话参与者。

（二）中西交往的认知盲区及其成因：

本文的背景

　　除了传教士和贡使之外，欧洲国家的东印度公司是中国最早接触的西方事物。

然而，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和一些公司打交道，中文甚至没有出现“公司”一词。

这是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

两人长期交往，其中一人却不知另一人身份和姓名。

然而，在明清两代的中西交往中，相识而不相知的“盲区”比比皆是。

分析“盲区”成因，也正是本文的背景介绍。

　　在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之前，中国统治者缺乏认识外来制度的好奇心，而没有被认识的外来制度始终是陌生的，甚至在观念上是一个空白。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克货物以通有无”，皇帝之所以容忍外商来华贸易，只是“怀柔”远夷，让那些“仰慕向化”的外国人有机会前来纳贡奉表——西方汉学家称之为“封贡贸易”（tribunytrade）。

“天朝”俯视远邦，外国人或为“夷”、或为“番”，或为“蛮”，此类名称足以显示华夷之别，以至有时候不费心思去弄懂“夷”、“番”、“蛮”的国别（例如：

将英国人和荷兰人统称为“红毛番”），更不会细心探究一个“夷商”的组织形态及其名称。

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中国官方和民间对EIC的正式称谓或是“英吉利红夷”、“英吉利夷商”、“红毛番国夷商”，或者不加区分而一律简称“夷商”；

EIC在澳门和广州的商馆叫“夷馆”，EIC的商部叫“夷船”，EIC大班（supercargo）的妻子叫“夷妇”或者“番妇”。

英国人当然计较名分和面子，但一直无可奈何。

有时侯他们也习以为常地沿用了明显“不敬”的中文语词，例如：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国书自称其为“红毛英吉利国王”，英国人长期将公历纪年称为“红毛年”。

直到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令英国人感到屈辱的名分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

　　在“夷夏之分”主导外交和贸易的时代，除了辨认西方人和中国人外表差别之外，其他的西方知识似乎都是无足轻重。

因此，只有在无法回避EIC特殊身份，而“夷”、“番”之类称呼又不足以区分一般和个别时候，中文才会出现“公班衙”、“公司”之类的语词。

例如：

EIC大班直接（或者通过中国行商或者通事）用中文指称其服务的机构，他们会选择一个体面的中文译名；

又如：

大清帝国一贯承认EIC大班统管在华“英吉利夷商”，为了区分机构和机构管束之下的个人，需要一个专用名称指称机构；

再如：

18世纪后期，欧美其他国家的对华贸易是诸多商人参与竞争，与EIC的独占格局通然有异，英国本土和印度的散商也不时冲破EIC独占而进入广州。

在诸多游戏参与者之间出现紧张和对峙的时候，以专用名称显承身份和权限差别的必要性也随之凸显。

　　彼此通晓对方语言是国际交流的基础。

如果堵塞学习语言的渠道，纵有交往，也难得了解。

大清法律禁止外国人使用中文。

外国人递交禀帖须用本国文字书写，由通事翻译为中文而转呈官署。

EIC大班对通事的翻译是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他们看来，通事的“广东英语”（PidginEnglish）完全是信口开河或者一知半解的领会，而且通事从来不敢得罪官员而据实翻译。

因此，对华贸易一开始，nc就竭力争取自行书写和递交中文禀帕。

但是，交涉几近一二

百年仍没有得到许可。

1810年，EIC大班提出了官员难以辩驳的一个理由，他们争辩说：

既然中国提倡“书同文”，为何不准外国人用汉字？

广东布政使回复：

“该夷商等情愿书写汉字，似欲书同文之意尚无妨碍。

……嗣后如该大班能写汉字，准其自书。

”这样，禁止“夷商”递交中文禀帖的成例似乎一度废止。

但是，1811年海关监督的另一个命令又重新禁止“夷商”递交中文禀帖，称：

“此后，外国人之禀帖必须以外文书写，并交由行商转递，然后译成汉文，其复函亦如此。

”紧接着，1814年两广总督又例外地接受了EIC大班用中文递交禀帖。

1816年，英王特使阿姆士德勋爵访华，他的使命之一就是为EIC“取得以汉文书写全部书信与文件递交本地或者帝国政府的权利”。

由于阿姆土德勋爵在最后一刻拒绝向皇帝叩头，陈情书也就无从上达圣听。

与此同时，大清法律严厉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违者可能被处死。

　　中英双方在无人通晓对方语言的情形下交往了一百多年，多半是自说自话，而不是对话。

彼此之间的信息传递或是依靠身体语言（例如：

外国贡使是否恭行三跪九叩大礼，是皇帝判断该国夷情恭顺与否的主要指标），或者依靠错误百出的翻译。

“公司”一词萌生于语言障碍无法突破的年代，这是解读“公司”一词的初始意义所不可忽视的事实。

　　清政府以行商和通事作为管理“夷商”的“中介机构”。

“夷商”呈递官署的文件由行商和通事“转禀”，官署对“夷商”的书面训令亦由行商和通事转达，“夷商”犯法，行南连坐。

清代大吏不和外国人通达信函，但是，在面见“夷商头目”的时候，偶然也破例收受禀帕。

行商和通事既是联络“夷商”和当局的纽带，也是阻挡“夷商”骚扰当局的隔离带。

行商和通事是一个人数极少的群体（每年最多不会超过25人），他们直接交往“夷商”，却没有著述立说、传递信息的机会。

因此，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递是发生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而且是一个真实信息递减和误述递增的过程。

国人只是透过那些从封闭圈里泄露出来的信息，朦蒙胧胧地看到了西方“公司”的存在。

二、“公班衙”、“公司”：

EIC的用法

（一）1759：

洪任辉秦“公班衙”之命北上告状

　　1759年7月，一名通晓中文的EIC大班洪任辉状告粤海关监督敲诈勒索，苛刻征税，行南拖欠贸易货款等情事，总共提出七项指控，掀起震动中外的轩然大波。

告状结果是：

乾隆皇帝派钦差大臣赴粤调查；

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查办；

一名可能完全无辜的中国商人刘亚匾因“教授夷人读书”、“主谋唆讼，代作控词”的罪名被斩首；

若干名中国商人和他们的亲属受李连入狱并遭严刑拷打；

洪任辉本人也在澳门被“圈禁三年”；

两广总督在次年颁布了第一

个管制夷商的法令。

　　记载这一事件的中、英文资料留下了三组有关“公班衙”的陈述。

　　第一，据洪任辉日记记载，他在天津受阻，一度投诉无门，此时，一名头衔为“总爷”的官员表示，他可以将诉状递给天津盐政、总督和其他官员，将事情预先张扬开来，以防官员互相庇护，隐匿不报。

当然，这名“总爷”并不是乐善好施，他为此向洪任辉索要银子5000两。

根据中国史料，这名“总爷”很可能是清兵大沽营游去赵之破或者他的部下，赵向直隶总督方现承报告了洪任辉告状一事，并将诉状转呈后者，后者又将诉状奏报乾隆皇帝。

方观承奏折提到，洪任辉“略知官话”，并引用洪任辉口述如下：

“我系英吉利国四品官……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申冤……”

　　第二，乾隆皇帝阅读诉状之后，立即命令新枝、朝挂两名钦差大臣赴广州调查。

钦差大臣非同寻常地允许“夷商”洪任辉同行，同年9月10日，钦差大臣和洪任辉一同抵达广州。

大约经过半个月左右的严查，钦差大臣向皇帝呈交了审查报告。

鉴于皇帝事先读过洪任辉诉状，并要求钦差大臣—一查明洪任辉的七项指控，放新柱、朝柱在审查报告中不得不依次逐一援引洪任辉的每一项指控，并—一回应。

该报告援弓供任辉的第三项指控如下：

“（三）又据呈称资元行故商黎光华拖欠公班衙货本银五万余两。

”

　　第三，在审查粤海关监督和行商的同时，新柱、朝柱亦负责追查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中国人。

洪任辉被捕之后，经官员“严加洁讯”，供出一个已回到澳门的中国人－－林怀。

新柱、朝柱的审查报告记录洪任辉口供如下：

“我们公班衙今年三月替请了他到这边海口，我们送到船上，将要告的情事说明，就给了他三百两银子……。

”但是，新柱等不信洪任辉口供，又对商人刘亚匾等若干人刑讯拷问，刘亚匾“坚供实不知情”，供称可能是一位与洪任辉关系密切的徽商汪圣仪“指使告状”。

　　在以上三组材料之中，“公班衙”一词都使用于EIC大班为第一人称的叙述。

在和中国当局进行口头和书面对话的时候，EIC大班自称其为“公班衙”，“公班衙”是EIC大班接受和使用的一个中文译名。

　　“公班衙”从何而来？

这是一个无从考证问题，因为，语词通常产生于一个没有任何记载的、偶然发生的思维片段。

在想象不超越历史事实所限定的思维空间的前提下，有关这个问题的假设总是比任何来自逻辑推理的结论更接近事实。

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

　　18世纪某年夏季的一个早晨，在广州“夷馆”之内，EIC大班要求一名中国通事将一封致两广总督的英文信翻译为中文，并且要用一个体面的中文名称去代替“英吉利夷育’、“夷商”等称呼。

然而，通事对“特许公司（chartedcompny）”、“法人（legalentity）”、“国会（parliament）”这样一些表明EIC来源和性质的关键词汇一无所知，只知道大班是代表本国国王前来广州做生意。

他眼前的几间屋子里堆满了纺布、铅、碑柱银元、自鸣钟、八音盒等，几个皮肤白皙，毛发浓密的EIC大班口街雪茄，围坐在一起商讨返航日期，不时向前来请示报告的水手发号施令。

通事迅速比较大班、行商、官员：

行商和大班都有官颁执照，都从事通洋贸易，但是，行商各做各的生意，各管各的帐，大班做生意则是“合埋”（粤语，合拢起来，在此有众商出资的意思），故大班有共同的办公场所，常常聚集在一起议事；

行商温和谦恭，与大班判然有别，而大班和衙门官员都是一副盛气凌人的嘴脸。

当通事将“官商”和“衙门”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突发灵感：

“公班衙！

”－－一个新词汇就这样脱口而出。

（二）1800年：

EIC大班致广东官府的“禀帖”

　　1800年，粤海关监督怀疑ECI商船“西里塞斯特号”走私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