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BQLTY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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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13页。

）恩格斯在1889年12月18日《致格·

特里尔》的信中指出：

“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5页。

）什么是自觉的阶级政党？

自觉的阶级政党，就在于它时刻牢记自身的使命，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时刻坚持革命的作风。

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指出：

“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5页。

）

针对当时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的情况，马克思更加注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1887年9月17—18日，马克思在《给奥·

倍倍尔、威·

李卜克内西、威·

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明确提出：

“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他在批评巴枯宁的文章中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一1875年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页。

）意思是无产阶级要想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必须要有良好的作风和纪律作为保证，切实做好群众工作，就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样，只有联系群众，把纪律和作风抓紧抓实，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作为马克思最亲密和最忠诚的革命战友，恩格斯无论是在马克思生前还是在马克思逝世后，都全力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和发展之中，他不仅在思想认识上和马克思高度一致，而且在许多方面思虑更加全面和深刻，在作风建设上，应该说恩格斯比马克思看得更深刻更长远，他在《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中指出: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

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1871年2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9页。

在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中，1872年1月，思格斯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中，深刻揭露了巴枯宁否认党的纪律的目的和实质，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纪律对坚持党阶性质、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他明确指出：

“没有任何服从纪律的支部!

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

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

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

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447页）。

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是一个“为了战胜资本主义”而如何科学把握党与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对此列宁指出：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

）列宁认为，只有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真正把握了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

为此，党必须加强队伍和作风建设。

列宁指出：

“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遗余力地继续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入手打造俄共（布）先进性建设的坚实基础和强力支撑。

他把执政党组织建设工作的重点放在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上，放在不断增强和筑牢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上面。

他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是清党，增强执政党的战斗力；

二是提高党员尤其是新党员的质量，增强执政党的组织基础；

三是及时提出组织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以防止党内分裂。

列宁高度重视执政党的纪律建设，坚决维护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执政党纪律建设的方向应该是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工农的自觉纪律”。

1920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最早提出了党的纪律是铁一般的纪律。

他说：

“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的任务上去。

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如果没有这种纪律和组织，他们不仅不能支持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16页）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著作中，又明确提出了党的“极严格的纪律”和“无产阶级党的铁的纪律”的科学概念。

从作风建设上看，列宁紧紧抓住“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一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创造性地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党风等方面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从而使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在党的作风方面不仅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而且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

列宁认为：

“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列宁：

《<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6—507页）。

“为了执行我们的革命任务，并且使这些任务不致成为空想或天真的愿望，而能真正变成现实（能迅速地实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现在应当把组织工作中的讲求实际和求实精神作为当前首要的、最主要的任务。

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146页）为了完成任务，“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在工作中，“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7—8月），《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我们确定不移的口号应当是：

少当点“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也就是少发一些空泛议论，多提供些事实，特别是经过检验的事实。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

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作风建设，特别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毛泽东同志更是把党的作风建设看成党的生命。

早在建党前，毛泽东与蔡和森就党的组织原则就进行了多次探讨，双方都赞成建立一个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蔡和森文集》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l版）。

毛主席的一生更是作风建设的榜样和作风建设永不止步的楷模。

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早期的艰苦创业还是后期的治国平天下，他对党的作风建设一直相当重视。

从当前已经呈世的著作来看，从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秋收起义时期算起，到他逝世前夕，他论及作风建设的著作和文章就近百篇。

他指出：

“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1937年9月7日《反对自由主义》）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中有“三大优良作风”，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1945年4月24日《论联合政府》）。

身处革命胜利的前夕,他强调仍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毛主席在作风建设上的言传身教无不彰显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宏观思维和超前谋略。

革命领袖们之所以如此特别重视作风建设，是因为作风建设事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地方、一个组织、一个部门、一个人的生死存亡。

2.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需要。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最早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都作了重申。

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的本质，就是“战略布局”。

这个战略布局，蕴含了深刻的战略思想。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定海神针和助推器；

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

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

四个“全面”加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为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