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转型与发展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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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再造；

可持续发展

一

1978年后，改革开放释放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江苏、广东等沿海城市崛起了一大批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地方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迫切要求。

于是，从沿海到内地，一大批由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地级城市为主的中心城市举办的地方高校应运而生，甚至像江苏沙洲这样的县级城市，也办起了全国唯一的一所县办普通高校——沙洲职业工学院。

“办自己的大学”，成为各中心城市政府的共同愿望。

中心城市高校以培养地方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实用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初衷，突破了我国原有的中央、省二级办学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形成了中央、省、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新格局，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实不多见。

学者们认为，其意义和影响可以媲美十九世纪英国兴起的以培养工商实用人才为目的的“新大学运动”，因而誉之为中国的“新大学运动”。

国家对中心城市大学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性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宣布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体制”。

中心城市新办大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其一，中心城市办学主体为省、市两级政府，或以省为主，或以市为主，双方共同管理，共同建设，调动了两级政府的办学积极性。

其二，中心城市办学形式为一所多学科、多层次、多形式的地方综合性大学，该大学在当地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中心，对于提高城市人口素质，改善地区投资环境，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中心城市办学定位为“立足地方、服务地方”，其资源利用、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域性。

中心城市大学一经出现，就显现出特有的生命力。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中心城市大学的崛起，实际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先声。

它在体制上突破了中央、省两级政府办学的旧模式，开启了中心城市发展高等教育之先河；

它在机制上引入了一些市场因素，在董事会制度、教师管理制度、招生就业制度、人才培养制度上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激发了办学的活力；

它在资金筹措上，调动了中心城市政府出资办学和广大华侨捐资助学的积极性，使办学经费多元化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正是因为有了中心城市大学在观念和体制上的率先突破，才有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

中心城市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民办高校的数量达到了中国高等院校的80%，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地方化的基本力量，承载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也为大众化阶段的精英高等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可以说多样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形式。

中心城市大学也在这一转变中实现了自身的超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并在地方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当中心城市本科院校驶上发展的“正道”时，在国家积极扶持高水平大学和高职高专政策的双重政策影响下，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在夹层中似乎倍感冷落、困惑、甚至迷茫。

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应该如何发展？

怎样才能扮演好自身的角色？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探究和反思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后15年的发展轨迹和发展问题，也许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21世纪以来，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广东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大大增强，能够为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支持和外部环境。

2002年，广东省生产总值为13502亿元，2007年增加到30606亿元，五年年均增长14.5%，占全国比重由2002年的1／9提高至1／8，经济总量超过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人均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

在此背景下，省市政府加大了对中心城市本科院校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并确保中心城市本科院校财政拨款达到或超过省标准，中心城市的生源市场、就业市场和科技市场也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些都为共建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面临新的发展要求。

广东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随着国务院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实施，粤港澳经济融合明显加快，珠三角经济发展后劲明显增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一体化趋势明显提速，并辐射粤东、粤西和粤北广大地区，广东中心城市新一轮的发展态势已全面展开。

为了满足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强劲需求，广东省政府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左右，并提出要努力实现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人力资源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的历史跨越，这些对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提出了新的要求。

再次，广东省市政府加大了对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办学行为的指导。

广东是科技大省和经济强省，在生产建设的第一线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而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则具有基本的应用型特征，因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广东省出台了《关于实施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粤教高[2009]76号），将“分类指导，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基本的改革方向，将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院校和示范专业建设作为重要的改革举措，这些都为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指明了发展方向。

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作为广东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生力军，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力军，在未来的发展中大有可为。

新世纪以来，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发展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是办学定位的挑战。

在创业阶段，为地方培养应用或实用人才的目标是清晰的，但进入发展阶段后，在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和水平评估的利益驱动下，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出现了盲目攀高求大、重学轻术的发展态势，办学定位日渐模糊。

在广东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进程中，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受到了来自实力雄厚的重点大学和蓬勃兴起的高职高专的双重压力，发展空间日益缩小。

向上依附发展前景暗淡，向下同台发展又极不甘心，困惑和迷茫使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步入了发展的困境。

因此，厘正发展目标，明确办学定位，实施错位发展，是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次，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挑战。

升本伊始，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在本科办学经验欠缺的情况下，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

校长聘任主要依靠重点大学，教师引进主要来自重点大学，专业设置主要参考重点大学，教学计划主要照搬重点大学，实验室建设主要模仿重点大学，教材选用主要依照重点大学，科研方向主要沿袭重点大学，希望借助重点大学全面夯实办学基础，培养出合格的本科人才。

殊不知，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依附重点大学的办学道路。

由于重点大学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建设、生源结构和校园文化等与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相去甚远，一味的模仿而缺乏改造创新，必然使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既达不到重点大学的标准，也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特色。

毕业生适应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是此类院校的共性问题。

面对广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中心城市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转变人才培养模式，调整学科专业结构，适应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更为艰巨的任务。

再次，是正确处理地方政府与地方大学关系的挑战。

地方政府是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主要投资者和举办者，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的发展始终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也希望中心城市本科院校能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双方可谓是互利而共生。

然而，双方毕竟是不同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对地方大学如何办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和价值需求，双方的关系又可谓既密切又微妙。

随着创办阶段“蜜月期”的结束，双方在办学理念、发展定位、管理方式、生源结构、校园建设等方面的一些矛盾逐渐显现。

例如，地方政府希望地方大学规模适中，办成精品，而地方大学希望做大做强，跻身一流；

地方政府希望生源主要来自当地，以提高地方人口素质，而地方大学希望生源广泛，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地方政府希望加强对地方大学的管理和监控，而地方大学希望地方政府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地方政府希望地方大学应有一定的“造血功能”，以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而地方大学希望地方政府应不断加大投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扩招和校园建设需求。

这表明，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必须在谋求办学自主权和尊重地方政府管理方面保持必要的张力，不能一味强调自身的特殊需求而漠视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根本需求，而后者正是地方大学得以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正确处理地方大学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努力探索一条适合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特色发展的道路，对于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多样化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同时，这也是时代、社会和高等教育实践赋予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主要职责。

三

发展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显学。

“发展”一词最初源自胚胎学理论，意指生物胚胎“自然而然”的演变和进化过程。

后被广泛引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特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和变迁。

[3]发展主义是西方现代化的主流理念。

在广义上，发展主义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社会进步理论，代表着工业革命以来的进步主义价值观；

在狭义上，发展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阵营的一种特定的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种种不同发展学说的总称。

在以经济增长、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观受到普遍质疑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等观念不断出现，在我国更是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崭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其表述为：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可见，发展理论对发展实践的不断反思、批判，既推动着发展理念的不断升华，使全球性的发展实践日益合理、有效，也推动着自身的理论创新，使之更具科学的解释力，发展研究由此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发展学及其分支学科，如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环境学、发展教育学等，成为人们分析社会发展问题的有力杠杆。

发展同样是高等教育的主题，高等教育发展必然要求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力图避免依附发展、片面发展和被动发展。

然而，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作为“第三级办学”的载体，如何发展，一直备受争议。

其法律地位不明晰，办学定位不准确，政府关系不稳定，经费来源不顺畅，人才培养缺特色，使此类院校在办学实践中出现了种种不适应症状，面临着比其他类型院校更为突出的发展问题，这集中表现在此类院校呈现出依附地方政府办学、依附重点高校的发展道路。

形式上此类院校在办应用型本科教育，但实质上却在走传统大学的老路，或者说，脑子虽装着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但屁股却坐在造就学术型人才的平台上。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未能正确识别“后发效应”有密切关系。

从后发优势看，广东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高等教育相对滞后形成巨大反差，为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可利用地缘，通过与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密切交流，以较低代价采借高等教育发展的各种必需资源，在高起点上实现后来者居上；

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可通过学习模仿、移植借鉴先发型国家和地区重点高校的先进经验，在快速发展中少走弯路。

从后发劣势看，广东中心城市本科院校面临着“赶超”和“补课”的双重压力，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极易导致失衡性发展；

广东中心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