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的制度困境与中国转型的策略选择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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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燕，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转型理论；

张龙林，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

付春光，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制度分析。

　　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步伐，而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等事件亦标志着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制度变革的开始。

“华盛顿共识”被苏东转型国家奉为圭臬，引发了近10年的转型性衰退与社会危机，国际学术界认为这种转型性衰退与失败已经是“实证性记录”（empiricalrecord）。

由中央集权制计划经济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制度体系的大调整，制度变革引发的转型危机不仅取决于转型战略，亦是战术选择的结果。

对转型国家转型危机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进入到深度转型期的中国总结经验教训，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转型国家转型困境的描述

　　尽管人们都承认转型总体目标应定位于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但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与截然不同的选择。

由许多国际著名学者的推介与IMF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俄、东欧国家采用了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休克疗法”的激进主义转型战略，对这些国家的转型实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俄、东欧的转型实现不仅未出现效率改进与绩效增长，反而陷入到严重衰退状态，这是制度安排综合性失效的表现。

　　道格拉斯·

诺思认为“制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决定一个社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原因。

任何社会走向繁荣，其必要条件是有效制度系统性安排的结果，它确定了社会主体进行选择的“游戏规则”，社会福利因技术、资金、人才、信息等稀缺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得以增进，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并因“路径依赖”强化制度选择。

无效的制度体系却与之相反，财富生产无法集聚稀缺资源与智力禀赋，社会资源被投之于再分配领域而非创造财富的生产领域，设租寻租、腐败欺诈等活动异常兴盛而使经济发展根基遭受损害。

无效制度长期存在使得转型国家因此面临困境，这表现在政府治理、社会秩序与经济生活等多个方面。

　　政府治理方面，转型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政府治理能力出现障碍。

俄、东欧国家的实践表明，权力阶层大规模集体性腐败并不是个案，权力阶层的设租与谋利集团的寻租相互勾结，“潜规则”主导了私有化交易过程，恶性关系网络普遍滋生。

政府不仅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阻碍市场化改革的连续性，而且无法保证法律的公正性，缺少法律实施机制所产生的法治失效使得政府治理能力与公信力备受质疑。

可称为“政府失灵”。

　　社会秩序方面，激进转型快速摧毁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而现代独立、自治与具备利益协调功能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

迅速的私有化催生了“精英”与“大众”两大社会阶层，在精英群体权力、利益、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一般大众的实际社会福利却明显下降，社会结构脆弱甚至存在着社会断裂的风险。

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动荡可称为“社会失灵”。

　　经济领域方面，俄、东欧国家经济大起大落，险象环生。

与交易潜规则及寻租腐败并行是经济领域的各种黑色或灰色经济，金融泡沫不断膨胀，商业欺诈层出不穷；

不规范的市场交易规则促使资金、人才等稀缺资源的外逃现象十分严重，失业率与通胀率不断上升。

仅仅关注私有化与自由化程度等单指标量度的经济改革使社会付出了过度的代价，不仅是糟糕的经济政策也是糟糕的社会政策。

可称为“市场失灵”。

　　转型国家的制度困境来自于无效的制度安排，是综合性制度危机的体现，反映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治理机制失灵带来的严重混乱。

宏观治理失效干扰了微观主体“理性预期”的选择，大量的投机、掠夺与合法性“剥夺”应运而生，损害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加重了“转型性衰退”。

　　二、转型困境的主要形成因素

（一）转型国家的历史约束

　　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制度体系转换的“惊险一跳”，“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理论阐明了制度转换的连续性与因果关系。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其原有制度环境、经济物质条件、社会组织结构及技术发展特点密切的相关性。

一国的制度变迁具有类似于物理学的惯性特点，即一旦进入某一发展路径，无论“好坏”都可能对此产生依赖，惯性力量的自我强化使原有体系难以为其他体系所取代，换言之，“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诺思将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国家转型困境的形成原因可以由“路径依赖”效应得到部分的解释。

　　东欧、俄罗斯、中国等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现代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的转型并非在空白一片的历史背景中进行。

大多数转型国家的制度体系均刻画有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烙印，其突出的国家治理特点即以政治为中心控制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专制主义、低水平市场经济与松散的社会组织是其中的关键词。

前提的不同决定了转型的诸多差异：

既有的社会生产力与经济水平决定了制度转换的现实物质基础；

既有的社会阶层利益结构影响到制度调整中博弈主体力量的对比；

以习俗、民众心理、意识形态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偏好。

这构成了制度转换的初始条件，新旧制度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导致了国家转型发展选择的“路径依赖”效应。

　　制度“遗产”带来的困扰在于，一方面，除波兰、捷克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转型国家普遍地缺少支撑现代国家治理与市场经济必要的制度基础，“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状态意味着转换期间的“真空状态”，制度重构过程相对无序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另一方面，“嫁接”的西方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与这些国家原有的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体系并不配合，过渡期间两套体系并存的状态使矛盾冲突不断，博弈主体无所适从。

李强曾指出：

相比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威丧失都将导致的社会混乱而言，转型国家则因政府、政治的“全能主义”导致秩序混乱更加严重，而且很可能无法在短时期内克服，原因在于，全能主义政治摧残了各种有利于国家治理的社会机制，难以快速提供产生秩序的力量。

因此，使得经济封闭程度更高的国家制度调整的速度更加缓慢，新制度的运行效率受到抑制。

　　历史条件的约束无疑限定了制度转换的选择空间，但却不能推导出转型国家必然身处困境的结论。

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渐进式转型模式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式转型模式，其转型绩效的对比充分说明一国转型战略理性选择的重要性。

（二）“华盛顿共识”的转型战略

　　尽管存在着历史烙印与制度包袱，转型战略与推进方式的主观选择则是决定一国转型是否稳定、深入与有效的关键因素，构成了转型国家的现实性约束条件，因而主导转型改革的政府选择偏好却是造成转型国家转型困境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华盛顿共识”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理论支柱的具体十项操作措施，简言之，其基本原则就是：

“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

其本质不是简单的经济制度，而且同时具备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三重特性。

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大都以“华盛顿共识”为转型指导宗旨。

这种体现着“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带任何修饰语的”、“盎格鲁-撒克逊，”版本的市场经济模式成为其向往的目标，并且得到许多国际著名学者、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美国财政部的支持，对这一发展战略的选择反映了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的偏好与主张，对转型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遵循共识训导，急切的转型国家以“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经济自由化与“最小化政府”是占据统领地位的改革理念，摧枯拉朽式的改造快速形成了“小政府+大私有化+自由市场+金融创新+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

　　然而，预言中的繁荣并没有到来，反而加重了转型危机。

俄、东欧转型国家过分迷信“共识”推崇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制度，却因过度弱化政府执政能力且全面急速地退出经济领域而缺少对市场的控制，忽视构建竞争环境与竞争秩序，自由化与私有化运动在“制度真空”的状态下运行。

市场经济缺少基础的制度支撑，以及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治理结构的混乱，使大多数转型国家陷入到“秩序分裂”的困境之中。

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总裁、美国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早在1998年就开始对“共识”过分强调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以及忽略政府作用与促进竞争制度设计的主张及恶果进行了批判。

　　“大规模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动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作为转型秩序的稳定器、制度变迁的推进器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不当的转型战略选择与随之而来的执政能力的严重弱化使得政府在维护法治、社会秩序、保持契约执行等基本履职能力方面出现功能性障碍，这本身即成为转型国家陷入困境的根源之一。

俄、东欧消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性国家垄断”，取而代之的是“自愿性私人垄断”，国内外利益集团的资本实力推进垄断由横向集中转为更为强大的纵向联合方式。

“最小化政府”大力削弱政府职能，政府急速退出社会掌控而导致“政府失灵”的同时，“市场失灵”的问题又登上舞台，大量的投机、寻租、掠夺等恶性行为在双重失灵下被释放出来，严重损害经济正常发展的微观基础，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加剧了“转型性衰退”。

　　（三）阶层分化与特权阶层的影响

　　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是财富生产方式的转变亦是“蛋糕”分配规则的改变，客观而言，对所有阶层而言并非完全均等，是对社会群体利益与地位、权力的再调整。

在“精英”与“大众”分化的同时形成了赞成改革与抵制改革的态度分化。

人们习惯上认为，改革失利者或失势者将是阻碍转型改革的阻力，如失业的国企工人、退休人员、前政权官员、退伍军人与其他贫困阶层等；

而赫尔曼等人的研究却表明，恰恰相反，改革的短期获利者才是深入转型的最大阻力，主要包括掌握国有企业资产与私有化转型中受益的经济精英，以及掌握大量公共资源与行政决策权力的政治精英阶层。

对后者而言，无序制度是最好的状态，扭曲的制度土壤是最佳生存环境，可借此矛盾体系获得大量的垄断租金。

　　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手合作，不仅使寻租设租等腐败现象漫延，权力与资本的“联姻”造就的是权力寻租高级形态的“政府俘获”（governmentcapture）现象。

政府决策与执行受到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干扰与左右，企业控制政府、企业和政府官员勾结瓜分公共财产，为维护既得利益而设置垄断，公共权力受到侵蚀，高额的资源租金与权力租金给掌控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提供了寻租而非进行深入改革的动机，这对得利者的意义在于：

困境中的状态是最佳选择，任何前进或后退的改变都将耗散垄断租金，这以俄罗斯出现的“财阀政治”与政治黑手党为代表，对此赫尔曼针对转型国家设计了“政府俘获指数”反映这一现象。

虽然政府治理失效是多因素的综合性结果，但显然与强调政府激进退出导致制度“断裂”的转型战略密切关联。

与此同时则是普通民众的贫困化，全民福利大幅下降，大多数失业人口无法领取国家救济。

有别于预想，私有化非但没有带来提高社会保障系统更多的资金，反倒是社会保障系统几乎瘫痪，必要的医疗、教育、住房和体面的退休越来越远，众多需要救济的失业者不断涌现。

缺少必要资源与能力的普通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虽有推进产权保护与加强法治的强烈诉求却难以将其转化为现实政策，许多转型国家进入“局部改革均衡”，长期徘徊，即使是创造了转型奇迹、被视为“转型明星”的波兰，2002年《选举报》进行的一项大规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的人占87%，持肯定态度的人占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