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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谓长史谢鲲曰:

‘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

’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

”①顾炎武以为,曾经盛于洛下的名士风流,就是正始名士表现出来的“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

正始以下,名士竞相祖述,遂至风流弥繁。

　　顾炎武所说的名士风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崇尚老庄,以清谈为尚,所谓“弃经典而尚老庄”;

二是灭弃礼法,任情放诞,所谓“蔑礼法而崇放达”;

三是寄情世外,仕不事事,所谓“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

对魏晋名士风流,两晋时期就有桓温、庾翼、干宝、范宁等人提出批评。

范宁《王何论》对王弼、何晏等正始名士进行猛烈抨击:

“王何灭弃典文,不尊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

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

缙绅之徒,翻然改辙;

洙泗之风,缅然将坠。

遂令人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

”②两晋以后,魏晋风度在激烈的批判与热情的赞扬声中,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走进人们的精神世界。

　　世人对魏晋风度所持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人们对名士风流的基本态度。

以赞美或欣羡之情来谈论和评价魏晋名士风流者,多属失意文人。

正统文人却对此不齿,故而多所批评。

明人徐应雷的古今名士之辨,实际上反映出人们对名士的两种态度:

　　所谓名士者,非姓名流传,人人皆知其名之谓……吾独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

袁侍中谓韩康伯:

“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

”袁粲每经傅昭户,叹曰:

“经其户,寂若无声;

披其室,其人斯在,岂非名贤!

”夫名下岂有闲人?

而曰门庭萧寂,而曰寂若无声,无乃不知名者也。

则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

王孝伯言:

“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夫痛饮酒,何关于名?

而常得无事,又无乃不知名者也。

且人知饮酒读《骚》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无事之名名士,甚矣!

其不达于孝伯之旨之轻重也。

③

　　徐应雷所说的“名士”,包含四层意思:

一是不一定有超群出众的才能,二是经常无事可做,三是既能饮酒又能豪饮,四是经常对时政或社会议题发牢骚。

后人把能饮酒、好发牢骚作为名士的两大标志,而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条――不需做事。

有酒喝,有人围绕着聊天发牢骚,又无需做事,就必须有两大资本:

一是善于谈玄清议,二是有物质条件。

不善于谈玄清议,就没有人愿意听你发牢骚;

没有物质条件,就不可能经常有酒喝,自然不可能痛饮酒。

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才不必做事情。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魏晋名士风流,与魏晋风度是一个大体相同的概念,包括了谈玄清议、无所事事和饮酒、发牢骚。

如果再加上风流自赏和服食养生,就是完整的魏晋风度了。

　　不论崇尚自然、喜好老庄,还是率性任诞、风流自赏,不论谈玄清议、寄情物外,还是性喜饮酒、不务世事,也不论超然尘世、心慕隐逸,还是服食养生、追慕仙道,都反映出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其不可复制性。

超越魏晋这一特殊时代和特殊文化背景,去讨论魏晋风度的内涵与形成之因,只能是雾里看花,无异于隔靴搔痒。

超越魏晋时代而试图模仿或复制魏晋风度,只能得其形貌,而不能得其神髓,甚至是邯郸学步,只能为卫道者或热衷功名利禄的官场人物攻击魏晋名士风流提供口实。

　　然而,许多人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

那些所谓的名士不知与时俱进,热衷于追慕魏晋风流,钟情于模仿魏晋风度,结果却是徒为世人耻笑。

譬如服食,乃三国魏何晏所首创,后来成为魏晋名士风流的一块招牌。

据《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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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篇》载: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

‘古诗中何句为最?

’睹思未答。

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④王孝伯之所以认为古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句写得最好,是因为他在服食发散之时充满了孤独感,而孤独最易催人老。

王孝伯是对魏晋风度有深刻理解的东晋名士,服食发散就是其躬身实践名士风流的一种形式。

魏晋以后,不少人仅知服食发散乃魏晋名士风流,却不知魏晋名士为何要服食发散,以至于闹出大笑话: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

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

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

同伴怪之,报曰:

“我石发。

”同伴人曰:

“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

”曰:

“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

”众人大笑。

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⑤魏晋名士服食,是服用五石散。

世俗不知,以“服食”为服石,故有服米中之石,也要装模作样地发散,对人说是“石发”。

世俗之学魏晋风度,大多类此。

一些人不加辨别,认为这就是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多所诟病,甚至大加挞伐。

殊不知这样的作为,与魏晋风度丝毫无涉。

如果把此类事情攀附到魏晋风度之上,那就是不辨朱黄了。

　　二、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时代规定性。

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既是魏晋风度的时代规定性,又是魏晋文化赋予魏晋名士群体的独特人格精神。

汤用彤先生说:

“今之论者以为各民族文化各有其文化之类型,一代哲学思想各有其思想之方式。

盖谓各种文化必有其特别具有之精神,特别采取之途径,虽经屡次之革新与突变,然罕能超出其定型。

”⑥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汉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

这一时代特质,是由魏晋文化“特别具有之精神,特别采取之途径”所决定的。

　　魏晋风度“特别具有之精神”,是由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通过他们的人生实践表现出来的。

他们生当魏晋易代之际,又当玄风大畅之时,受时代政治文化之影响,遂表现出独特的人格精神。

嵇康“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

风邈挺特,阴映于天下。

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

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锄胜己,靡或有遗”。

阮籍“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

求免世难,如为有途。

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

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

所以,沈约以为“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

慢行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兀尽年”。

⑦沈约强调了嵇康、阮籍所处的特殊时代,即司马氏专权,处心积虑诛杀异己。

生当这样一个政治斗争极为残酷凶险的时代,许多名士因主动或被迫选择曹魏而遭受杀戮。

嵇康和阮籍这两位旷世高才既不肯党附司马氏,又不愿成为曹魏的贰臣,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托迹自保,表现为远离政治,托言玄远,风流自赏。

所不同者,是阮籍故意毁行废礼以秽其德,给人疏狂放达之印象。

然而,托迹自保仅是他们处于特殊时代的特殊选择。

这样一种选择传达给世人的,是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生当乱世,却能坚持其固有态度,其最主要者就是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

萧散怀抱是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风流器度是魏晋名士的处世方式。

二者的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

透过魏晋名士的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可以发现其所蕴含的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质,这就是轻蔑名利、遵乎达生。

何晏的风流自赏、珍爱生命,嵇康的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阮籍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过,刘伶的嗜酒佯狂、托体天地,王戎的嗜财爱物、明哲保身,以及以王衍、乐广为代表的中朝名士的空谈经济、不务世事,等等,无不体现出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正如史家所言,嵇康、阮籍等魏晋名士“夫学非常道,则物靡不通;

理有忘言,则在情斯遣。

其进也,抚俗同尘,不居名利;

其退也,餐和履顺,以保天真。

若乃一其本原,体无为之用,分其华叶,开寓言之道。

是以伯阳垂范,鸣谦置式,欲崇诸己,先下于人,犹大乐无声,而跄鸾斯应者也。

庄生放达其旨,而驰辩无穷;

弃彼荣华,则俯轻爵位;

怀其道术,则顾蔑王公”⑧。

进则不居名利,退则以保天真,需要具备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换句话说,正是具备了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魏晋名士才能够“弃彼荣华,则俯轻爵位;

怀其道术,则顾蔑王公”。

　　魏晋名士并不是对功名利禄无所萦系,而是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思想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正是这种转变使他们放弃了常人难以释怀的功名利禄。

魏晋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复存在,此前已退出正统思想竞争的思想观念重新活跃起来。

魏晋名士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除儒家之外,还有道家以及道家与魏晋时代相结合的产物――玄学,以及刑名、法家、佛家等其他思想文化,但居主导地位的已不再是儒家,而是道家和玄学思想。

正是这一历史性变化,使魏晋名士“学非常道,则物靡不通;

理有忘言,则在情斯遣”。

这是魏晋名士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得以形成的思想之本,也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的文化之源。

　　三、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轻蔑名利和遵乎达生是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与精神所在,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是魏晋风度的具体表现。

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完整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的形成,不仅在魏晋时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的士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首先在于它反映出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

魏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惨烈的政治斗争令魏晋名士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当此之际,名士时时面临着生死选择,常常有忧生之嗟。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表现出很强的趋同性,人格精神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正如刘师培指出的那样:

“迄于西晋,一时文士,盖均承王、何之风,以辨析名理为主,即干宝《晋纪总论》所谓‘学者以庄老为宗,谈者以虚薄为辨’者也。

”“而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

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

”⑨正是这种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的趋同性与一致性,决定了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使魏晋风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质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识。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还在于,它以文人的自觉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开始,中国传统文人就开始了寻找人生真谛的文化苦旅,尽管各家追寻的目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不同,所得的效果也不同,但儒家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文化精神,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知其雄,守其雌”以及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等人生理念,终于在魏晋时期经魏晋名士共同的人生实践和精神追求,转化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魏晋风度,实现了中国士大夫内圣外王、儒道互补精神的升华。

这是魏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也是魏晋名士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

可以说,正是这一转化完成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基本人格精神的最后定型。

何晏、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等人,不仅是魏晋名士的代表,更固化为一种文化符号,让后世文人都能从这些文化符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看到自己的影子。

　　魏晋以后,对魏晋风度及魏晋名士的评价,却是以负面批评为主。

李泽厚等论及魏晋玄学时指出,历史上对于玄学的否定评价向来占绝对优势,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认为玄学丢掉了儒学,不尊儒术,不尊礼法”,“第二,认为玄学家能说而不能行,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空谈误国”。

⑩对魏晋风度及魏晋名士的负面批评,原因与魏晋玄学略同,不外乎魏晋名士谈玄清议、不尊礼度、简傲放达、纵酒任性、服食求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