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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了顶的教授,哄笑一片。
“你们都笑了。
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
”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
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事实上,“死亡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
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死亡的意义”。
“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
”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死亡课”的陶国璋教授说,“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
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
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那么少
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
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
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
”卡根说,“这太荒谬了!
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这让我很不满意。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
上课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球鞋的他不准学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欢学生叫他“雪莱”,他还喜欢像参加聚会一样,盘腿坐在讲桌上,跟学生们分析死亡。
“我是个哲学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这里跟你说话。
”卡根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
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
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北京大学的王一方在网上看完了卡根的课程录像,感受简单而强烈。
“太长了,太学院派了,太像个哲学家了。
”他总结说,“这法子不太灵。
在他的“死亡课”上,他曾经邀请儒家学者来讲“孔子的死亡观”,为了讲得有深度,他还特意请了一个“特别有名头的哲学家”。
结果,台上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台下的学生安安静静,下课后王一方一打听,“都没听懂”。
“死亡教育是一颗发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会吃的。
我们只能加点糖、加点奶,搅拌搅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们才会愿意吃。
”王一方说,“只要让人们吃下这颗巧克力,他们就会自己去体会里面苦的味道。
不过,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
他给本科生开的那门课,叫《自然辩证法》,给博士生开的课,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按照教学大纲,他应该在课堂上按条目讲解“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不过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每次上课都要“偷偷运点私货”。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
“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
”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
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往往他大费周章寄信过去,只是为了提醒恩格斯还他2英镑的稿费。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
”王一方笑道。
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
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
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
“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
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
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
”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
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
“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
”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
”陶国璋说。
在复旦大学,【讲思想道德修养】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
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
“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
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
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
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
”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
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
”胡志辉调侃地说。
失去了让死亡“脱敏”的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对生的恐惧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
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记忆里,在农村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头故事”——村子里有人去世,家里人会在村头办丧事,有人敲锣打鼓,戏班子搭台唱戏,亲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围,晚辈去磕头,乡里乡亲去随点份子钱,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戏,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别。
所以,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
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都挺惭愧的”,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
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
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
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
”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这位哲学教授感叹:
“村庄的沦陷”让死亡成了“躲在暗房里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们失去了‘村头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机会’。
为了让死亡“感光”,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到解剖室触摸尸体。
一开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
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
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
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诉妈妈上课要去参观殡仪馆,结果换来她的质疑,‘这是什么课?
这地方有什么好去?
’”陶国璋的学生在参观后写信给他说,“可我到了才发现,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
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
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
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
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当然,也有学生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
“我要是知道得去殡仪馆,我可不选这门课了。
”一个上过《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内地学生说,“我当时选这门课,可全是因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啊!
不过,这个避讳谈及“死”的学生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在课堂上第一次看到电影《入殓师》,了解到死亡之后还有许多庄重的仪式。
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会把“殓”字念错,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死亡不是终点,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上“死亡课”。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医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小邓说,自己也上过这门课,但是很无聊,能逃则逃,因为这种课,“效能太低”。
“医学告诉我要‘改变死亡’,你上个死亡课告诉我要‘接受死亡’,这不是和医学精神背道而驰吗?
”小邓说,“我有那功夫还不如去学点技术,想着怎么早点把人治好呢!
这个在肿瘤科实习的医学生说,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死亡,是肿瘤终末期的病人。
因为病情反反复复,死亡其实是个“没完没了”的漫长过程。
他说,当最终看到病人的生命体征消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死亡,不过如此”。
“你能在课上讲那么多道理,完全因为那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当你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只有0和1,简单粗暴。
”他说。
王一方在课堂上要面对像小邓一样的年轻医学生。
有次他在课上讲“马克思之死”:
凌晨两点,恩格斯下楼跟人说了两句话,上楼一看,马克思坐在摇椅里,因为呼吸衰竭,在短短两分钟内猝死。
听完这一段,台下的医学生一脸羡慕地跟王一方说:
“马克思能这么死就挺不错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小邓说,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历的死亡,大多意味着体力活儿,抑或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拉锯战。
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几十分钟他就会被叫起来,急冲冲推着医疗推车冲进病房,按照标准在胸口按压几次,再根据流程胸外电击几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