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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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种线性历史又与民族密不可分，“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即使是最优秀历史学家也很少去探求在民族国家之外是否有其他历史主体的存在。

“我们从来不怀疑我们所学的历史就是中国、印度、日木或法国的历史”杜赞奇的问题意识由此开始，他认为线性历史与民族国家的联姻一定不是出于偶然，它们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非常值得探。

在第一章中，他重点分析了民族国家成为线性历史主体的原因及其后果。

　　杜赞奇首先借用保罗·

李科尔关于历史时间的哲学分析了在线性历史中构建单一主体的必要性。

因为线性历史是按线性时间来编撰的，线性时间观念把时间理解为“现在”的不断逝去，这种逝去是连续的、一维的、单向的，由此，线性历史也如同“通向未来的一次变幻不定的航程，没有回返”。

在线性历史中，过去不可挽回，现在转瞬即逝，未来无从预测，它极易让人们产中‘有限之悲哀”和“灵魂分离”的焦虑。

要克服这种悲哀和焦虑，最好的办法是建构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来连接过去与未来。

这个统一体在历史过程中始终在场，并且能够不断更新;

它因为占老而拥有过去，因为进化而掌握未来。

　　由此，“民族国家”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

“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极具模糊性和可塑造性，它既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兴事物，又似乎植根于占老的“民族”传统之中;

它能以“民族主义”的而貌争取尽可能多的政治认同，又可扮演成“种族主义”的角色制造和排斥“他者”。

它这种多变的而孔和暖昧的身份正好符合了线性历史建构一个统一主体的需要。

于是，历史学家利用“民族国家”概念的模糊性便捷地占用着一切与之看似相关的话语资源，将它们虚构成一个统一的形而上的历史主体，使线性历史获得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

反过来，民族及由其衍生的民族主义领袖和以民族的名义行事的民族国家则获得了作为历史主体的特权和主权，实现了对线性历史的垄断。

这种垄断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后果，使得杜赞奇认为必须对历史实施拯救。

　　后果之一是造成了历史的极权与封闭。

历史被民族国家垄断后，历史学家撰写历史便有了统一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民族国家是唯一的主体，现代性是共同的目标。

框架之外的史料变得毫无用处，它们由此被忽略或遮蔽，消失于历史中。

历史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被压抑和篡改了，正如杜赞奇所指出的:

“在关于民族进化的描述的表而卜包含着一个压抑与再创造的复杂工程，包含着扬弃他者的自我再生。

民族国家叙事通过自身的极权压抑了历史时空中喧哗的众声，摧毁和驯服了他者，“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卜的历史主体时，其他历史就没有了”.后果之二是促成了启蒙史观即进化论史观的全球扩张，并在理论上为西方政治殖民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杜赞奇指出:

“进化论历史一直是优越种族进步的纪录。

按照这样的标准，停滞、落后的种族可以说是没有历史，没有民族。

”川它们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外力的推动实现进化，由此，民族国家凭借其先进性征服落后的非民族国家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种征服甚至可以视为顺应历史潮流的造福行为。

黑格尔作为进化史观的领军人物，就大言不惭地指出:

“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

于是，落后地区要避免被征服，就必须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准，从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

甚至殖民地要争得自身的解放，也必须事先预设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主体，把自身历史描绘成一部落后民族国家通过反抗资木主义殖民而走向现代性的“国族史”。

竹内好也曾指出:

“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

”叫可见，启蒙史观与西方政治殖民的互相借力和彼此强化，使得落后地区只有接受并服从这种强大的民族国家叙事才能借助西方统治性的话语体系表达自身的历史以及存在，全世界的历史也因此被顺理成章地书写成一部按西方意志演进的历史。

基于这样的后果，杜赞奇认为必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把历史从民族国家叙事的垄断中拯救出来。

对此，他所做的尝试是:

撰写“复线历史”。

　　二、“复线历史”:

寻找失语的“他者”

　　针对线性历史的局限性，杜赞奇在书的第二章提出了“复线历史”的理论模型。

首先，复线历史是“一种试图既把握过去的散失，又把握其传播的历史”〔‘明。

它不仅把握线性历史中记录和传承卜来的过去，还致力于收集被线性历史所遗漏或遗弃的过去。

如布罗代尔所言，我们“不能以为会吵会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其他演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

事实上，民族从来不是历史中单一性的身份认同，它甚至不能称得上是一种主身份认同，而最多只能算是众多身份认同中的一个。

所以，要打破历史的封闭性，就需要将目光投射于民族国家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收集这些散佚的声音，恢复他们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

　　其次，复线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力图揭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历史不是直线的前因产生后果的关系，现在会影响过去，后果也会生产前因。

正如G.R.埃尔顿所言，历史学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这样做虽然能使历史事件得到精致的排列和解释，但很可能“受到一个存在已久的错误逻辑命题的误导，即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

因为历史总是后来人所书写，在知道后发事件的情形卜，去寻找甚至杜撰前因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现在的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见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塑造着过去引。

当然，杜赞奇也并不就此认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一方而看到历史中不可避免的建构性因素，另一方而也认为历史的物质性存在不可能被任意地掩盖或改造。

他借用李科尔“象征效应”的观点解释道:

“历史就像过去打给我们的电话，我们必须大体在其框架内对之做出答复。

”所以，历史是位于“电话”两端的过去与现在的人们共同创造的结果，不能忽视哪一方的作用，它是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交易”。

　　此外，复线历史还注意研究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致力于在人们所摄取的话语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性。

杜赞奇的研究深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他认为后殖民主义“一直试图解构常常源于启蒙主义进化观的帝国和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以便揭示或指出被压制、打败或被否定的历史和故事”。

所以，后殖民主义为他提供了一个探索替代性历史的工具箱，在这个工具箱中，他所选用的最主要的武器是话语分析。

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杜赞奇认为:

“话语形成主体，主体创造制度.历史变迁可以看成是各种力量对权威话语争夺、控制和实施的过程，正是话语生成或掩盖了历史。

话语的制造、利用、篡改乃至消亡，实际上就是历史叙事生命过程的体现。

因此，杜赞奇选择以话语分析为工具撰写复线历史，呈现多元叙事的竞争，以此来发掘被主流叙事压抑和边缘化的历史。

　　从书的第三章到第七章，杜赞奇开始尝试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撰写复线历史，他着重分析了五个案例。

第三章考察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反宗教运动的话语与政治。

在杜赞奇看来，国民党对“人民”概念的重新定义、对“迷信”与“宗教”的微妙区分，都很好地呈现了权威政治力量如何通过制造话语肃清民族国家建立的障碍。

第四章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对民间秘密会社的宗旨进行重新建构，将之纳入民族主义话语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民间会社的江湖之义被赋予了多种层次的内涵，从反抗政府压迫之义，转化为反抗满清统治的种族之义，再上升至反抗外侮的民族之义，最后被俭释成符合革命需要的“共和平等”之理想。

第五章讨论了“封建”的主张作为知识分子建构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一种依托，是如何被强大民族叙事掩没并被彻底改造成现代化的“他者”的。

第六章描述了“联省自治”等联邦主义话语和实践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

它们与“封建”的命运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解读为利用民主的外衣上演分裂主义的企图，遗弃于历史的尘埃。

第七章中杜赞奇考察了中国和印度两国对“大写的历史”构成挑战的其他叙述结构和话语。

通过以上个案的研究，杜赞奇用复线历史的方式呈现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探索现代化方案过程中的竞争性叙事，并分析了它们被民族国家主流叙事压抑和边缘化的深刻原因，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开放式的历史文木。

那么，复线的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历史的拯救呢?

　　三、历史得救:

恢复叙事之争

　　从理论模型的建构到深入的个案分析，杜赞奇以极大的学术抱负为人们展现了复线历史观的而貌和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复线历史能无可指摘地实现对历史的完全拯救。

如果说线性历史掩盖了历史丰富的真相，复线历史能否通过拯救历史的丰富性，还原历史之真?

杜赞奇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心目中的复线历史既没有那么大的功能，也没有那大的抱负。

就功能而言，拯救历史不是恢复历史之真，复线历史也恢复不了历史之真。

复线历史只是提供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展现更为丰富的历史。

它使历史成为多种意见的竞技场，恢复历史之“争”，仅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呈现了历史的真实。

对此，杜赞奇表述得非常清楚:

“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中国史，而是为了确定一个场所，在那里，多层次的叙述结构或是在摄取历史之真或是在同历史之真挣扎，而历史之真除了通过叙述象征以外是不可得知的。

拯救历史其实是致力于将历史还原成多元叙事的竞争，而不是武断地撰写历史事实的真相。

此外，杜赞奇还认为:

任何历史既是传承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

可见，纯粹的历史之真木身就是个伪命题。

无论以何种形式撰写的历史，都是过去的“遗迹”与现在的人们共同创作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地被解释和建构的过程，复线历史也不例外。

所以，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尝试是积极的，而对复线历史能在何种程度上拯救历史则持一种“谨慎喝彩”的态度。

　　就抱负而言，拯救历史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目的。

复线历史不可能取代线性历史，成为主流的历史书写范式。

所以，杜赞奇声明:

“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

他所撰写的复线历史也无不围绕民族国家展开，着重展示的是民族国家叙事是如何压制和打败其他挑战性叙事的。

虽然杜赞奇的理想是采用自卜而上的民间立场书写边缘化的历史，但在其案例分析中，真正的民间卜层历史即使不是全无着墨，也很少能有正而呈现。

因为“贱民自己是不能说话的”，沉默的卜层社会无法为杜赞奇的学术抱负提供多少有用的素材。

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方法是话语分析，主要从话语的争夺、控制、实施和操纵等角度去理解社会和历史的过程。

当某些历史主体在宏大叙事的话语竞争中没有表达能力，木身处于失声和缺位的状态时，复线历史也就只能遗憾地徘徊于历史的“分叉”路口。

所以，要完全打破民族国家叙事对历史的垄断已经不可能，复线历史所真正提供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