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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时候，“历史”也可能指称各种历史著作陈述的内容，正如约翰·

H.阿诺德所言，“语言会让人迷惑。

‘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

”

（1）现今，二者的混淆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或许，这种表述有助于摆脱纠缠：

过往发生的一切均可充当历史著作的素材，历史著作的陈述意味了运用某种话语给予有效的处理——这即是历史话语。

“过去发生的一切”相对于现状或者未来，权衡的要素显现于时间之轴；

“历史话语”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或者社会学话语，权衡的要素显现于话语组织层面。

当然，历史话语并不是处理上述素材的唯一形式，另一些类型的话语也可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例如文学话语。

“话语”是一个时髦同时又歧义丛生的概念。

罗兰·

巴特曾经简洁地指出，话语的组织超出了句子的范围，并且，“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和‘语法’。

”

（2）相对地说，托多罗夫解释得详细一些：

“……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

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

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

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

”重要的是，托多罗夫指出了关键的一点：

“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概念的结构对应物。

”（3）他们不约地认为，话语是超出句子之后的语言组织规则；

相对于句子内部稳定、坚固同时又高度抽象的“语法”，外部的文化政治语境以及意识形态有力地介入话语的组织，影响、干预乃至决定各种类型的话语构造、生产机制和等级。

话语不是语言学内部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社会交流、认知的定型框架。

这表明话语从抽象的语言学跨入具体的社会文化，按照福柯的观念，无孔不入的权力终于掌管了话语的诸多环节。

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历史话语远非语言对于过往事实的单纯记录，历史的书写通常与权力机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历史话语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官修历史与私家修史之别，哪些人物有资格载入史册，哪些历史事件必须隐讳、回避或者篡改，历史记录或者评价出现了分歧如何处理，哪一个类别的专门史只能由指定的作者涉足，什么是正统的历史话语修辞风格，如此等等。

换言之，权力对于历史叙述的控制完整地转换为话语组织的各种规则。

巴特对于历史话语的分析间接表明，（4）人们之所以可能辨识相对于历史话语的文学话语，显然因为另一套相异的话语规则——文学话语对于作者、故事情节、人物以及修辞风格无不设置了另外的指标体系。

后者证明的是文学与权力机制的关系。

我愿意重申的一个事实是，不存在“本质主义”的历史话语或者文学话语。

首先，二者共同来自漫长的历史演变，彼此之间的疆界时刻改变；

其次，二者的历史演变包含了复杂的相互参照、相互权衡与相互比较。

之所以考察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异同，二者的相邻位置无疑是首要原因。

相对于数学话语、哲学话语或者政治话语，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最为接近，甚至拥有共同的根系，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文史不分”。

二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此消彼长，左右啮合。

因此，剥离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不得不涉入二者之间渐进式的相互对抗；

进入二十世纪，这种对抗终于因为文学话语的现代性建构而逐渐清晰、稳定。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各司其职的时刻到来了。

返回“文史不分”的命题，人们可以从远古搜集到大量二者混沌一体的话语标本。

鲁迅不仅称赞《史记》乃“史家之绝唱”，同时譬喻为“无韵之《离骚》”——这种表述之中的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不分轩轾。

尽管如此，许多证据似乎显明，历史话语很快成熟，并且长期担任主宰性话语类型；

文学话语毋宁说来自后续的分裂、派生和逐渐完善。

孔子的《论语》之中，“文学”的语义远非现今的文学话语。

当时的文学范本是《诗经》，“诗”在诸多古代典籍之中即是文学的代表，《尚书·

尧典》的“诗言志”公认是中国文化版图之中第一个著名的文学命题。

《论语》简要地概括了诗的“兴、观、群、怨”，文学话语的初级形态无法启发更为复杂的理论阐述。

然而，这时历史话语已经遥遥领先；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

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他列举了《诗经》之中的一些篇章证明，这时的“诗”更像是俯首充当历史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5）

梁启超同时指出，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专供统治阶级阅读（6），统治者希图从历史之中收集统治术的参考资料，正如《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所显示的那样。

可以推测，统治阶级的垂青肯定是历史话语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

用钱穆的话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

”（7）汉代的目录著作《七略》之中，史籍尚且附于“六艺”的《春秋》之后；

到了《隋书·

经籍志》，“史部”已经确立——大规模的历史话语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个类型。

如果说，古代诗赋的作者身份庞杂，那么，史官的设置保证了历史话语的职业化生产。

这显然是历史话语迅速繁衍的重要条件。

延续至《四库全书总目》，历史话语已经阵容庞大，名目繁多，拥有十五个类别，例如正史类，编年史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如此等等。

史官的设置显示了政治权力体系对于历史话语的鼎力扶持，同时也是政治权力体系设计的自我监督镜像。

史官无畏地记录帝王的言行举止，迫使帝王不得不收敛种种恶行丑闻，力图保存一个勤勉而清廉的形象。

刘知几的《史通》阐述了史官设置的意义：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如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千古，不出庭户，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8）由于历史记载内部潜藏的评价系统，历史话语逐渐超出繁琐的“起居注”而指向更高的意图：

激浊扬清，颁布规矩，或者用司马迁的话说，可以“当一王之法。

”这时，历史话语是具体记载与普遍哲理之间的统一，各种个别的案例强烈地隐含了训诫后人的意义。

所以，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

他在《文史通义》之中开宗明义地断言：

“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9）无论如何，政治权力体系拥有的特殊能量赋予历史话语的特殊繁荣。

尽管历史话语的意义、效力以及叙述模式愈来愈明朗，但是，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另一些话语冲动的顽强存在，例如文学话语。

文学话语的不同追求曾经引起历史话语的若干不满，刘知几对于华美言辞的贬抑之意溢于言表——《史通》指出：

“昔尼父有言：

‘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10）然而，即使历史话语的强势和普遍崇拜形成巨大的压抑，文学话语的冲动从未熄灭。

《诗经》、《七略》之中的《诗赋略》或者《后汉书》之中的《文苑列传》以及四库全书之中的集部，文学话语始终不绝如缕。

当然，现代意义上文学话语的定型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之初，现代性制造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终于成就了文学话语建构之中关键的一步。

2、二、历史话语的特征

相当长的时间里，多数人津津乐道的是历代史官秉笔直书的大无畏性格。

一个政治权力体系设立的位置居然发出了叛逆的声音，这种戏剧性的话题通常令人兴奋。

联系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软弱和依附性，史官的气节和舍身忘我的事迹得到了广泛的传颂。

历史话语能不能坦率地说出真相？

这种话题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相形之下，另一种话题未曾赢得足够的兴趣——历史话语拥有哪些不可替代的特征？

首先，历史话语的一个内在矛盾是——个别事实与普遍规律之间始终存在张力。

历史著作记载了一个又一个具体事件，千姿百态，不可重复。

然而，历史学家的信心总会在某些时刻遭到一个事实的挑战：

无论如何，历史著作记载的内容远远少于遗漏的部分。

以历史话语覆盖过去发生的一切不啻于老鼠追赶大象。

因此，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记载某些事件而放弃了另一些事件？

多数时候历史学家认为，他们记载的个别事件隐藏了某种超出个别的意义。

这些事件或者组织在一个前后相继的脉络之中，或者与某种重大的价值发生联系。

总之，¡

°

个别事实的单纯描述¡

¡

不配称为历史概念¡

±

，亨利希¡

¤

李凯尔特的这个观点是富于代表性的：

¡

历史仅应表述‘本质性的东西’，这是能为每个人所断然承认的。

（11）尽管如此，历史话语的¡

本质¡

辨识可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科林伍德说过，历史是¡

一场即席演出的戏¡

，历史展示之前并不存在上帝写成的剧本，这个剧本先验地规定历史的¡

是什么；

同时，历史没有骨骼，没有哪些多余的细节可以删除，历史内部的所有要素同等重要，（12）无论是子曰诗云、刺绣女红、山川草木还是达官贵人或者蝼蚁一般的草民。

然而，如果没有任何基本的坐标体系，那么，人们如何判断——历史的¡

究竟隐藏在一场血腥的政变之中，还是隐藏在一个茶杯里？

当然，对于许多历史学家说来，历史话语的聚焦点即是政治权力，历史学家对于国家、王朝、帝王家族以及各种争权夺利的历史事件几乎拥有天然的兴趣。

他们心目中，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与帝王将相的决策、征战产生的历史贡献率大相径庭。

政治权力是组织国家政权、确立社会模式的轴心。

中国之所以拥有煌煌二十五史，每一部历史著作的诞生无不因为政治权力的改朝换代。

所以，马克¡

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之中说过：

时代的划分往往以统治者的更替、王朝的征服为界¡

，¡

当历史上不再有国王时，人们就以政府为线索，好在政府也是会倒台的，于是革命就成了历史分期的标志。

帝国、国王或政权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自有其潜在的吸引力，它们具有某种威望，这与长期以来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

（13）当国王象征了政治权力的时候，当政治权力象征了民族国家的时候，历史话语似乎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民族意识的主题。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历史话语时常逾越政治权力的覆盖区域而表露出远为广泛的兴趣。

无论是¡

存在即合理¡

、¡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还是¡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或者¡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诸如此类的命题无不显示出历史话语背后种种活跃的视域。

一个意味深长的倾向是，历史话语的关注范围逐渐摆脱了单纯的政治权力而扩大至整个社会。

这种演变形成了双重性质：

首先，历史学家不再狭隘地以国家为主角，不再局限于政治权力直接制造的各种事件，例如战争、政变、王位争夺、大臣之间派系倾轧，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居高临下地控制国家和社会时所具有的宏观、开阔与综合性仍然牢固地存留于历史话语内部，成为一个显眼的特征。

阿诺尔德¡

托因比曾经表示，他最为得意的论点之一就是：

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以理解的领域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关于社会的任意分割的片断¡

——托因比甚至不愿意认可国家对于社会的分割。

（14）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可以引申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这种观念不谋而合。

他提出的历史定义之一是¡

人类社会之庚续活动：

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

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

梁启超进一步解释说：

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

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

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

（15）可以认为，历史话语的诸多特征无不可以追溯至这个结论。

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锁定整个社会，历史学家的考察必须预留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并且清理大型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