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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时逢明代的“太平盛世”，皆为台阁重臣、太平宰相，位极人臣，倍受宠幸。

他们的创作雍容典雅，洋溢着志得意满的神气，内容上极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被称为“台阁体”。

茶陵派。

成化至弘治年间的流派，以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为首。

李继“三杨”之后，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地位主持诗坛。

他不满“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流弊，主张宗法唐诗。

不过，他要学的只是唐诗音韵格律，而非唐诗精神。

因此，茶陵派仍未脱净台阁体气息，但启发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前七子。

弘治至正德年间的流派，以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七人为骨干，针对八股文和“台阁体”造成的虚饰、委顿的文坛风气，掀起了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号召的复古运动，同时在政治上勇敢地跟残暴贪婪的权贵进行斗争。

他们以关注现实的诗文创作和挑战强权的战斗精神形成巨大影响。

但也有盲目尊古的不良倾向。

后七子。

嘉靖至隆庆年间的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七人为骨干，李、王为首领。

后七子复古拟古的文学主张与前七子相同，但言论更激进，声势更浩大。

王世贞认为文章一代不如一代，东汉文弱，六朝文浮，唐文庸，宋文陋，再往后便无文章可言了。

后七子为扫荡自“台阁体”后弥漫文坛的恶劣文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弊。

唐宋派。

嘉靖年间的散文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

他们尖锐批评复古派食古不化、诘屈聱牙的文章作法，强调文章应直抒胸臆，唐宋派成就最高的散文家是归有光。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号项脊生，昆山（今属江苏）人。

他的散文善于将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之外。

归有光描写琐屑人事，抒情婉曲含蓄而感人至深。

特别是《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怀念亲人的散文，通过一两件小事表现对亲人的追思和挚爱，催人泪下。

公安派。

万历年间的流派。

以公安人（今属湖北）“袁氏三兄弟”为代表，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李贽是其思想和理论先导。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精通外语，不信仙、释、道，对儒家学说多有批判。

李贽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三点：

一是提倡“童心”和“迩言”。

“童心”指人的本性；

“迩言”指民间声音。

二是鼓吹“自然”与“发愤”。

推崇自然之美，追求文学的解放精神和愤世嫉俗的气质。

三是重视戏曲和小说。

叛逆封建正统文化，提升鲜活的世俗文学的地位。

李贽的思想给了公安派很大启发。

针对文坛积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和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通变说”和“性灵说”。

“通变说”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化，不可拘泥古人。

“性灵说”认为文学应表现个性、发露真情，“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

因此，真文学必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冲决禁锢创作的桎梏。

竟陵派。

万历年间的流派，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

竟陵派也反对复古拟古，主张“性灵”，但与公安派有所不同。

钟、谭所谓“性灵”是指古人诗词中的精神。

他们认为公安派的创作过于俚俗化，因而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追求标新立异、不同凡响。

从创作实践来看，竟陵派实际上是主张学古的，与复古派不同的是他们强调学古人的精神气质。

复社。

崇祯初年产生的文学社团，脉延至清初。

主张“兴复古学”，故名“复社”，由江浙一带为主的十多家社团联合而成，以张溥、张采为首，后期成员中包括陈子龙、顾炎武、黄宗羲、吴伟业、侯方域等著名文士。

复社带有浓厚政治色彩，以东林党后继自居，公开反对政治腐败和阉党专权，曾多次举行大型集会，声动朝野。

复社在文学方面深受复古派影响，但更自觉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

如张溥《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人民同阉党的斗争，慷慨激昂之气洋溢于字里行间，为后世传诵的名篇。

（二）明代戏曲。

作为通俗文学最大众化的形式，戏曲在明代有较快发展。

明代戏曲包括传奇和杂剧。

前者传承宋元南戏，后者传承金元杂剧，形成一南一北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以传奇为主流。

明代戏曲最辉煌的成果是由戏剧大师汤显祖创造的。

汤显祖对王守仁哲学和李贽思想推崇备至，深受其影响，具有强烈的反叛封建伦理教化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倾向，蔑视权贵，坚持操守。

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牡丹亭》。

由于汤显祖的影响，不少人纷起仿效，形成了“临川派”。

（三）“三言”“二拍”与明代拟话本。

叙事性通俗文学的繁荣，是明代文学史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

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拟话本的勃兴。

拟话本是随着明代中期宋元话本大量刊行而流行起来的。

它是案头文学形式，是文人整理、摹拟宋元话本形成的白话短篇小说，其结构特点与话本相近，多用俚俗口语，首尾有诗，中间穿插点缀诗词。

拟话本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城市生活成为小说的重要题材，许多故事都以衙门、寺院、茶楼、酒肆、商铺、旅途、家庭、街巷为背景展开。

二是市民成为小说的主要角色，商人、工匠、小贩、衙吏、僧侣、倡优常常作为正面形象来描写。

三是市民思想在小说中得到较多反映，外遇、偷情等两性关系往往被欣赏和肯定，人与人的金钱关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拟话本以贴近市民的语言、内容、主题，迎合了市民读者群体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情趣。

在明代拟话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三言”“二拍”。

（二）清代文学

（三）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最后阶段。

优秀的文言小说和长篇白话小说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作品享誉文坛，《红楼梦》则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超越了以往所有的长篇小说，成为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巅峰之作，并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绚丽夺目的东方瑰宝。

清初戏剧也产生了有影响的佳作，《桃花扇》、《长生殿》等作品丰富了中国戏剧文学的创作实践。

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有发展。

清代诗文体裁多样，作家众多，流派纷纭。

影响最大的是桐城派。

虽然不乏优秀的作家作品，但与小说、戏曲相比，诗文创作成就尚嫌逊色。

（一）清代诗文。

清初诗文创作最常见的是遗民主题。

但与元初、明初的情况相比，清初诗文所表现的遗民心态突出的是对当朝统治的不满，以及强烈的民族感情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

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重要作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钱谦益、吴伟业。

此外，诗歌方面，屈大均、吴嘉纪、施闰章、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均有佳作，其中，王士祯倡导“神韵说”，影响颇大。

散文方面，较有影响的作家有魏禧、侯方域、汪琬等。

陈维崧的骈文才气横溢，为人称道。

本时期著名词人有陈维崧、朱彝尊等。

陈推崇豪放，是阳羡派代表；

朱力倡婉约，是浙派首领。

清代中期文论和流派显得活跃。

持“格调说”的沈德潜强调格律体制和声律的重要性，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

他所编《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是影响较大的选本。

持“性灵说”的袁枚，自号仓山居士，世称“随园老人”，是乾隆、嘉庆时的代表诗人，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

他的诗歌率真灵巧，清新自然，影响很大。

他的散文活泼机趣，情感真挚。

在文论方面也有建树，其《随园诗话》最具代表性。

与袁枚齐名的蒋士铨也持“性灵说”，他的七言诗苍莽遒劲，有不少揭露时弊之作。

赵翼与袁、蒋的文学主张相近，诗歌浅近流畅，富有哲理。

黄景仁是黄庭坚后裔，一生贫病。

其诗作多抒发穷困不遇和孤寂凄楚的情绪，苍凉悱侧，哀婉动人。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也是出色的诗人。

他的诗歌体恤民生疾苦，抨击时政黑暗，洋溢着愤世嫉俗的精神。

肌理派是清代以翁方纲为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

本派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言志集序》），“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实际”（《延晖阁集序》），讲求学问、材料、文理的统一，即在内容上要有思想性，文理上要注意组织结构，强调以学问作为诗的根祗，这样便能增加诗的创作上的骨肉，做到外表空灵而内容质实。

（四）这一时期在散文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流派，这就是以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

其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法”。

按照方苞的说法，“义”就是要言之有物，“法”就是要言之有序。

“义”和“法”的关系，就是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义法”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刘大櫆则强调了语言和艺术手法的重要性。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整合了方、刘的主张，指出写作贵在“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结合和统一。

桐城派在创作实践上形成了清真雅正、文从字顺的文风，产生了极大影响，备受推崇，流风所及延至清末。

清代后期，“盛世”景象开始幻灭，社会矛盾日渐突出，文化专制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箝制十分严重，文坛空气沉闷窒息，诗文创作已鲜见活力。

散文方面以阳湖人恽敬、李兆洛和武进人张惠言形成了阳湖派，主张散、骈结合，百家兼取。

词方面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常州派，其主要人物有张惠言和荆溪。

人周济，强调词的社会意义，推崇厚重深美的词风。

诗歌方面王昙、孙原湘、舒位被称为继“乾隆三大家”之后的“后三家”，作品较为清丽精巧。

（二）清代戏剧与“南洪北孔”。

清代戏剧形式仍分为传奇和杂剧。

传奇在清初相当活跃，特别是借古讽今，褒忠贬奸，反映遗民心态和世态炎凉的剧作受到欢迎，显示出戏剧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提升。

顺治至康熙年间，剧坛影响较大的是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

这一流派针对明代传奇冗长繁缛的弊端作了一些改革，使场次更加紧凑集中，曲白更加通俗浅近。

他们还注重发挥戏曲的社会作用，以戏曲反映时事和现实矛盾，《清忠谱》（李玉等）、《十五贯》（朱翯）、《党人碑》（丘园）、《牛头山》（李玉）等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力作引起强烈反响。

除苏州派外，清初剧坛还有一位影响很大的怪才，这就是李渔。

李渔剧作甚多，以喜剧为主，滑稽恶趣，格调低下，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大多不足取。

李渔真正的文学贡献是他的文学理论，特别是戏曲理论。

他著有《闲情偶寄》一书，有许多清新独到的见解。

例如关于戏剧结构，他提出“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主张，显示出对戏剧特性的深入认识，对其他文章写作也有指导意义。

他将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水平提到了新的高度。

康熙年间，剧坛出现了《长生殿》和《桃花扇》两大传奇，把清代戏剧创作推向高峰。

《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清代戏剧文学的“双璧”，洪昇和孔尚任，世称“南洪北孔”，是清代成就最高的戏剧作家。

其后，直至清末，再也没有出现可以与之比肩的剧作家和作品。

（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及其他小说。

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300年间，尤其是清初至乾隆的150年间，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与明代小说不同的是，清代小说主要是文士创作。

这标志着中国叙事文学已由整理改编民间传说为主转向作家原创为主。

《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的典范。

《聊斋志异》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构思奇巧，想象丰富，情节曲折。

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乾隆年间，一部题为《儒林外史》的长篇小轰动了文坛。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突出表现为冷峻讽刺和生动写实的完美统一。

《儒林外史》的讽刺是以典型化、悲剧性的写实方法来实现的。

因其切中肯綮而显得辛辣和尖锐，又因其凝聚着典型化、悲剧性的写实力量而让人感到痛楚和沉重。

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设计方面也有创新，它并无一个统领全书的中心人物，也无首尾勾连、完整统一的故事情节。

它表现的是一个群体，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