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讲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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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讲诉

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

郑异凡

2013-3-1213:

45:

09　　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1期

　　摘要:

1953年苏联“贝利亚事件”轰动一时。

贝利亚到底是如何死的，至今仍是个谜。

种种迹象表明，贝利亚并非经审判合法地被处决，而是6月26日在其住所被枪杀的。

这是一场由赫鲁晓夫策动的有预谋的政变。

为除去贝利亚，赫鲁晓夫在领导成员之间挑拨离间，动用了军队力量，甚至出动了坦克，搞突然袭击。

赫鲁晓夫后来实施的改革，与贝利亚的“百日新政”并无原则区别，说明这一事件不是由于政策路线的分歧，而是一场争权斗争，它为赫鲁晓夫飞黄腾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关键词:

苏联;赫鲁晓夫;贝利亚;政变;改革

　　中图分类号:

D1;D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5574（2012）01－0035－15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破获了“贝利亚叛国案”，贝利亚于12月经审判被枪决。

此案震惊世界，也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多年之后，此案的诸多疑团逐渐显露，种种迹象表明，这实际上是由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

　　1938年8月，时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贝利亚被调到莫斯科工作，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委员，同年12月升任内务人民委员。

1945年8月至1953年6月任苏联部长会议国防委员会第一专门委员会主席。

1950年4月至1953年3月任部长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位置仅次于马林科夫，排第二位。

那时赫鲁晓夫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没有政府职务，排第五位。

赫鲁晓夫是从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位置提上来的，此前还担任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这两个职务都算不上是全国性的，只能算是地方领导人，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则都是全国性领导人。

特别是贝利亚，可以说是当时苏共中央里最能干的领导人，并且有安全系统的支持，凭赫鲁晓夫的位置和实力是无法同他相对抗的，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排除自己上升道路上的这一最大障碍。

自斯大林逝世后，在赫鲁晓夫的仕途中共经历过三次政变:

第一次就是剪除贝利亚;第二次是1957年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发动政变，企图推翻赫鲁晓夫，但弄巧成拙，反而被赫鲁晓夫打成了“反党集团”;第三次是1964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谢列平等发动政变，终于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在苏联历史上，一个领导人亲历三次政变实属罕见，而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当数剪除贝利亚。

这是一场流血的政变。

苏联官方对“贝利亚事件”的说法

　　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贝利亚案的经过大体如下: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他弥留之际，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组成了新的苏联党政领导班子。

会上，贝利亚提名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提议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开始了他的“百日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变现行的国内外政策。

6月26日，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在会上逮捕了贝利亚。

7月2—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揭发批判贝利亚。

7月10日，《真理报》公开报道了贝利亚事件。

12月23日，对贝利亚及其同案犯六人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上述说法存在好多疑点。

让我们从此案的结局开始，倒过来逐一进行考察。

当时在克里姆林宫从事保卫工作的希日尼亚克·古尔维奇少校，曾奉命看管被捕的贝利亚，并亲自参加了对贝利亚死刑的执行。

据他回忆:

6月26日，他和另外50名卫兵被召集在一起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们等候在克里姆林宫正门外面。

当夜，古尔维奇和他的同事押送贝利亚前往秘密关押地点——莫斯科市中心奥斯班考大街的一所地下室。

关押贝利亚的房间只有20平方米，四周没有窗户。

在以后等待审判的六个月中，古尔维奇一直住在贝利亚房间的隔壁，全权负责料理贝利亚的生活。

在关押期间，贝利亚说得最多的就是:

“我是无辜的，很快就会被放出去，等我出去以后，要好好地报答你。

”1953年11月以后，对贝利亚的审判正式开始，古尔维奇每天陪他上法庭。

贝利亚的死刑判决下来后，古尔维奇给他买了一套黑色西服，供他在行刑时穿。

行刑当天，古尔维奇给贝利亚戴好手铐，送他到地下室的另外一个房间，那里有五名军官等着他。

贝利亚知道自己将被处死，他叮嘱古尔维奇把他死去的消息通知他的儿子。

几分钟后，苏联空军参谋长巴茨斯基中将在近距离内向贝利亚开了第一枪，然后命令其他行刑队员开枪。

古尔维奇也掏出了手枪，在距离贝利亚两米远的地方开枪射击。

行刑完毕，其他军官迅速离开了，留下古尔维奇一个人处理后事。

他用帆布裹起贝利亚的尸体，送到火葬场。

在那里，古尔维奇把贝利亚的尸体推进了焚化炉，最后又用巨大的鼓风机把他的骨灰吹得一干二净[1]。

　　然而，关于贝利亚死亡情况的官方资料存在许多疑点:

（1）案卷中没有留下贝利亚的手印，而摁手印是必须的手续;

（2）案卷中没有贝利亚的最新照片，按规定，囚犯入狱后必须有正面和侧面照片，而贝利亚的案卷中只有一张较为年轻的、不戴夹鼻眼镜的正面照片，看上去比当时54岁的贝利亚要年轻10岁左右，显然不是入狱时拍的;（3）审讯记录中没有贝利亚的签字;（4）案卷中没有判决书的原件，无论判决书还是审讯记录都没有法官的签字，只有科涅夫元帅一人的签字;（5）案卷中没有枪决后确认贝利亚死亡的医生签名，而同案其他六名被枪决者均有医生的签名;（6）其他六名被枪决者的遗体均留有火化的相关文件，而贝利亚的则没有。

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贝利亚是否真的在12月23日被枪毙了，因为这些手续按常规是应该有的，经办者是决不会疏忽的。

此外，贝利亚于6月26日被捕，直到7月8日才公布逮捕贝利亚的决定，这种做法在苏联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的。

贝利亚的“审讯记录”所标的日期为7月23日至8月26日，这就是说，贝利亚很有可能在审讯结束后立即就被执行枪决了，所以在所谓正式审判和执行枪决时，已经不存在活着的贝利亚了，也就无法形成所需要的文件了。

　　贝利亚被捕后，7月2—7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揭发批判贝利亚的罪行。

这时候贝利亚还没有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苏共中央和苏共，按理他有权出席全会，为自己辩护，但实际上他没有在全会露面，被剥夺了这一权利。

据说，会上宣读了贝利亚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的三封信，这也许能够证明贝利亚还活着。

然而有专家认为，这三封信不是贝利亚的笔迹和签名:

头两封信是用正规的书法写的，用这种写法通常都是不愿让对方认出自己的笔迹;第三封信写得比较匆忙，也不像是贝利亚的笔迹。

拿这三封信同贝利亚以前在文件上的批语和签名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出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三封信是伪造的，不足以证明贝利亚当时还活着，还呆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地下室[2]。

全会上一些人发言的用语，似乎也表明贝利亚已被消灭。

例如，卡冈诺维奇在会上说“中央委员会消灭了冒险分子贝利亚”，“现在，当我们了结了阻碍我们前进的奸细贝利亚”[3]。

赫鲁晓夫在会上谈到贝利亚时，用的也都是过去式。

　　这就有必要再往前回溯到1953年6月26日，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官方的说法是，这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

到底是什么会议?

说得并不清楚:

一种说法是部长会议;另一种说法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三种说法是，先是部长会议，然后改为主席团会议，以便让非政府成员的主席团委员能够合法参加会议。

赫鲁晓夫的说法是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同时邀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但马林科夫主持会议时把它说成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样就可以讨论党内问题了。

　　接下来，在这次会上发生了什么事?

官方的说法是，会上逮捕了贝利亚。

怎么逮捕的?

存在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马林科夫或者他的助手发出了暗号;另一种说法是马林科夫紧张得找不到桌子下面的电铃，赫鲁晓夫动手揿了电铃，发出信号，闻讯进来了几个将军。

是谁逮捕了贝利亚?

朱可夫说，是他拧住了贝利亚的双手;莫斯卡连柯说，是他迫使贝利亚举起双手;巴季茨基说是他抱住了贝利亚;而赫鲁晓夫说，逮捕时贝利亚把手伸向了公文包，他怕贝利亚去拿枪，就急忙摁住了他的手。

就这么一个逮捕贝利亚的过程，当事人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细节的不同说明有人说的不是实话。

这使人们不由地产生一个疑问:

究竟有没有在会议上逮捕贝利亚这回事?

　　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那么，逮捕或枪杀贝利亚的事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说法是，那一天领导们在大剧院观看歌剧《十二月党人》，贝利亚在回家的路上被逮捕。

另一个说法是，那一天领导们出席波兰使馆的招待会，回家时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同乘一辆车，途中被后两人制服并逮捕。

由于这两种说法都缺乏旁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

第三种说法是，26日贝利亚在自己家里的办公室被击毙。

关于一位国家二号人物的被捕或死亡，竟存在这么多的不同说法，而且都出自当事人之口，且离事发时间并不远，这就说明里面肯定有问题，肯定有人要对公众、对历史隐瞒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们用倒叙的方法一项项地来排除官方的说法:

贝利亚不是在12月23日被枪毙的，在七月中央全会期间贝利亚已经不在人世了，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逮捕贝利亚一事不可信。

下面我们来看看比较可信的另一种说法，即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

贝利亚是在他住所的办公室里被枪杀的。

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在《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无论是12月，还是11月、10月、9月和7月，我父亲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都不能够给正在奔向权力巅峰的赫鲁晓夫同志写‘忏悔信’，也不能提供有关证词，因为他已经于1953年6月26日在莫斯科市被杀害了，既无审判，也没有调查。

”[4]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上面提到的种种疑问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我们引谢尔戈·贝利亚另一段较为详细的回忆:

　　1953年6月26日，父亲在官邸。

我走得早一些，大约8点钟，一小时后已到克里姆林宫（父亲的办公室在对面大楼）。

下午4点钟，我们要向父亲报告实施核爆炸的准备情况。

……约12点钟，万尼科夫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我这里，让我接电话，是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我们的飞机试飞员阿梅特·汗来的电话。

他对着话筒喊道:

“谢尔戈，我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消息，不过你要坚持住!

你们的房子被军人包围了，你的父亲非常可能已被打死。

我已经要了一辆汽车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你坐上去机场。

趁为时未晚，我打算把你拉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我开始往父亲的秘书处打电话。

电话没有声音，大概他们把它掐断了。

官邸和住宅也没有人接电话，所有联系都断了。

……于是我给万尼科夫（时任装备部部长）去电话。

听到我说的，他也去打电话，用的是自己的专线。

这一天，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召开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

……万尼科夫查明，会议被取消了，出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事。

……怕我一人被抓走，鲍里斯·利沃维奇（万科维奇）同我一起去了市内位于花园环路的官邸。

这一地区实际上已经被军人封锁，在万尼科夫再次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之前，久久不让我们进入院子。

最后，得到他（赫鲁晓夫）的准许，让我们进去了，这也证明他参与了所发生的事情。

我父亲房间的那面墙被大口径机枪的子弹打出好多弹坑，窗子被打碎，门被打掉。

我正绝望地看着这一切，一位警卫跑来对我说:

“谢尔戈，刚刚从房子里用担架抬出一个人，上面盖着粗帆布。

”[5]

　　谢尔戈的说法得到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索夫少将回忆录的证实。

布尔加索夫从1950年起在一个秘密小组工作，研制防护细菌、化学和核武器的材料。

他写道:

　　（6月26日）12点30分，我从小卖部回楼上自己的办公室。

突然，苏联装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