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论文西方文化论文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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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于1959年9月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先师已步入花甲之年,当时历史系名
教授云集,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在全国史坛熠熠闪光。
刚过弱冠之年的我,对
他们是仰视的,充满了敬意。
是时,系里盛传有“三老”:
周谷老(周谷城)、周予老(
周予同)、耿老(耿淡如),并简称为“二周一耿”。
他们三人同庚(均生于1898年),都
是在上个世纪出生的人。
三人中周予同先生生于1月为最大;
先师生于3月,次之;
周谷
城先生生于9月,列老三。
wWw..cOm在他们三人中,“两周”在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之后,都
曾亲历大地重光,有过劫后重生般的欢悦,尤其是周谷城先生,在其耋宿之年,还入阁
人大,积极参政,位居第六和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历过一段很璀璨的人
生之旅。
相比之下,先师的人生轨迹,却要平凡得多,但也苦涩得多。
终其一生,他淡泊名利
,追求真理,勤奋治学,从不向困难低头,从不向权势屈服,在平凡的经历中又处处显
示出他的不平凡,直至晚年,当病魔时刻在折磨他的时候,他仍在奋争、求索,笃学矢
志,至死不渝,从中所辐射出来的一位学者的人格力量,足以震慑一切邪恶与丑陋的东
西,也使后世学人歆羡与崇敬(注:
为了纪念耿淡如先生百年诞辰,1999年在台湾出版
了《耿淡如先生国际问题论文集》(上、下册),辑录先生在1936-1938、1946-1948年间
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计百万余字。
如今翻阅,深为先师那时的多产与才智所折
服,对于当今国际问题研究者亦不无参考价值。
对比之下,先师在1949年后则主要从事
外国史学的翻译与介绍,而著述真是惜墨如金了。
对这类现象,我不知道该作如何解释
。
)。
人生充满了缘份,不是吗?
先师与我竟是同乡,1898年3月,他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的
一个农家,距我的出生地正余乡不远。
虽然耿家贫寒,但不识字的父母都力意要把他培
养成一个文化人。
他最初在一家老式的私塾学堂里念书,后又进小学,毕业后,他以工
读方式在海门中学完成学业,1917年,他只身闯荡,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文科。
虽
然,他的家庭无力供养他上大学,不得不继续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日间就读、晚间
在学校图书馆做些管理或抄写工作)艰难地维持学业。
大学三年级时,他曾一度中断学
业,回故乡海门中学执教。
1922年重返复旦,至1923年以优异成绩获取“茂才异等”金
牌。
大学毕业后,相继在海门中学和复旦大学附中教授英文、史地等课程。
后来,他在
一位热心教育的同乡富商郁先生的资助下,于1929年去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研究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获硕士学位,1932年5月学成归国。
先师回国后,开始在大学执教,从1932年直至去世,他在大学讲台上度过了整整四十
余年的教师生涯。
1932年至1937年任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任暨南大学教
授,讲授西洋通史、政治史、外交史、政治思想、政治学、国际公法等课程,并担任东
方杂志、外交评论杂志评论员,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复旦大学内
迁,由于老母年迈,他滞留在上海“孤岛”,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兼任大夏大学历
史社会系主任。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渝沪并校,他辞去大夏大学的教职,重任复旦大
学和光华大学两校政治系主任,直至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先师由复旦大学政治系转入历史系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此
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却翻开了新的一页。
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
兴,人气凝聚,各行各业都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
当时的高等教育是学习苏联,历史学
科也不例外,为了推进历史系的教学改革,他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藉以掌握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另一方面,他决心自学俄文,以便更好地借鉴与汲取苏联
在世界史学科领域的成就与经验。
于是,他以一个年轻人的劲头发奋地工作着,很快地
成了国内治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权威。
在当时大跃进的时代氛围的感召下,我们做学生
的也常常听到“耿老不服老”的声音,这分明是一个已过花甲之年而又忠于党的教育事
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先师在6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招收世界中世纪史方向
研究生的同时,又经当时高教部的批准,在国内招收了我这个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
的研究生。
当我于1964年9月入学跟随先师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前期
征兆已初露于学术界,那时周谷城先生的学术观点已开始遭到不公正的批判。
研究生们
的学习也安不下心来,先师为我制定的培养计划受到了干扰,在我们聚居的10号楼不时
看到扛着铺盖、用网线袋兜着脸盆之类杂物的研究生们上上下下。
我们刚读了二个多月
的书,不久也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去了,等到我们参加完一期“社教
运动”返回学校的时候,闻知先生已身患癌症,幸好手术成功,但身体较前却更虚弱了
在1965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师硬是以其病弱之躯,从西区天平路住处赶往学校
,为历史系本科生最后一次开设“外国史学史”课,先师指定我担任他的助教。
在此期
间,我一面随堂听课,干些助教之类的杂事;
一面又在先师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阅读
西方史学名著,并做读书札记。
在此期间,根据先师的要求,精读了几部在西方颇具影
响的英文史学史名著:
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g.w.thompson,
a
historical
writing;
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nineteeth
century;
j.t.
shotwell,the
history等(注:
在这几本英文原著
中,其中g.w.thompson的a
writing与g.p.gooch的historyand
the
nineteeth
century现已译成中文,分别为汤普逊:
《历史著
作史》(共4册)、古奇: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均由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与1
989年出版。
先师的这些安排,为我今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认定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
将他关在研究生住的10号楼底层的“牛棚里”,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后来
,造反派对他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不得不把先师从“牛棚”里放了出来。
此后,先
师身体更加衰弱,诸病间作,但在病中仍坚持为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
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等著作。
老年性肺气肿与膀胱癌的复发,终于迫使他
再一次住进了医院。
在病房里,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坚持自学日语,仍在不倦地学习,
学习……
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先生与世长辞,终年77岁。
二
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奠基工作,学术界有“南耿北齐”之说,这里所说的“
南耿”,指的是先师;
“北齐”,指的是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
正是由于“南耿北齐”
,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今天的发展铺下了路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功不
可没。
“是的,日出不是由于鸡鸣,而鸡鸣却是提醒人们注意日出!
”(注:
耿淡如:
《
拿破仑对历史研究的见解——世界史谈片》,载《文汇报》,1962年10月14日。
)这是
先师之言,他是在论及拿破仑提倡历史研究的功绩时说的,如借用来评价“南耿北齐”
对西方史学史的倡导,也是合适的。
先师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转向是与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有关
的。
从总体上看,在整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
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如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汤因比史学、对鲁
滨逊史学等进行的批判,都是显例。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难的。
但在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
在学术文化政策上,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贯彻“
三不主义”,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哲学上的
“合二而一论”、文艺领域内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先生之论)等
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遂催发了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萌发
科学史学思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
因此而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南耿北齐”正是在这一学
术背景下,成了促进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师为西方史学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
先师在这方面的建树,大体可以概括如次: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先师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这一学科的设想,1961
年,他发表《什么是史学史?
》一文(注:
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提出“
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并结合西方史学的实例,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作了
广泛的探讨,纵论了包括史学史的分期、史学史的内容、史学史的方法论、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等10个方面的问题。
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参考价值。
从1961年开始,先师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橥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想的流变,评述重要史家与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学方法的进步。
1964年,先师招收了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
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①、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
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
会议结束后,先师即有计划地积极地工作起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
国史学史教材”为题(注:
载《文汇报》,1961年8月28日。
),专门刊发消息,报道先
师老而弥坚、奋发工作的情形。
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3.对西方名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