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论文西方文化论文Word格式.docx

1、当我于1959年9月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先师已步入花甲之年，当时历史系名 教授云集，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在全国史坛熠熠闪光。刚过弱冠之年的我，对 他们是仰视的，充满了敬意。是时，系里盛传有“三老”：周谷老（周谷城）、周予老（ 周予同）、耿老（耿淡如），并简称为“二周一耿”。他们三人同庚（均生于1898年），都 是在上个世纪出生的人。三人中周予同先生生于1月为最大；先师生于3月，次之；周谷 城先生生于9月，列老三。wWw.cOm在他们三人中，“两周”在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之后，都 曾亲历大地重光，有过劫后重生般的欢悦，尤其是周谷城先生，在其耋宿之年，还入阁 人大，积极参政，位居第六

2、和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历过一段很璀璨的人 生之旅。相比之下，先师的人生轨迹，却要平凡得多，但也苦涩得多。终其一生，他淡泊名利 ，追求真理，勤奋治学，从不向困难低头，从不向权势屈服，在平凡的经历中又处处显 示出他的不平凡，直至晚年，当病魔时刻在折磨他的时候，他仍在奋争、求索，笃学矢 志，至死不渝，从中所辐射出来的一位学者的人格力量，足以震慑一切邪恶与丑陋的东 西，也使后世学人歆羡与崇敬（注：为了纪念耿淡如先生百年诞辰，1999年在台湾出版 了耿淡如先生国际问题论文集（上、下册），辑录先生在1936-1938、1946-1948年间 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计百万余字。如今翻阅，深为

3、先师那时的多产与才智所折 服，对于当今国际问题研究者亦不无参考价值。对比之下，先师在1949年后则主要从事 外国史学的翻译与介绍，而著述真是惜墨如金了。对这类现象，我不知道该作如何解释 。）。人生充满了缘份，不是吗?先师与我竟是同乡，1898年3月，他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的 一个农家，距我的出生地正余乡不远。虽然耿家贫寒，但不识字的父母都力意要把他培 养成一个文化人。他最初在一家老式的私塾学堂里念书，后又进小学，毕业后，他以工 读方式在海门中学完成学业，1917年，他只身闯荡，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文科。虽 然，他的家庭无力供养他上大学，不得不继续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日间就读、晚间 在学校图书

4、馆做些管理或抄写工作）艰难地维持学业。大学三年级时，他曾一度中断学 业，回故乡海门中学执教。1922年重返复旦，至1923年以优异成绩获取“茂才异等”金 牌。大学毕业后，相继在海门中学和复旦大学附中教授英文、史地等课程。后来，他在 一位热心教育的同乡富商郁先生的资助下，于1929年去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研究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获硕士学位，1932年5月学成归国。先师回国后，开始在大学执教，从1932年直至去世，他在大学讲台上度过了整整四十 余年的教师生涯。1932年至1937年任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任暨南大学教 授，讲授西洋通史、政治史、外交史、政治思想、政治学、国际公法

5、等课程，并担任东 方杂志、外交评论杂志评论员，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论文。抗日战争爆发，复旦大学内 迁，由于老母年迈，他滞留在上海“孤岛”，任光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兼任大夏大学历 史社会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渝沪并校，他辞去大夏大学的教职，重任复旦大 学和光华大学两校政治系主任，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师由复旦大学政治系转入历史系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此 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却翻开了新的一页。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 兴，人气凝聚，各行各业都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当时的高等教育是学习苏联，历史学 科也不例外，为了推进历史系的教学改革，他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藉以

6、掌握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决心自学俄文，以便更好地借鉴与汲取苏联 在世界史学科领域的成就与经验。于是，他以一个年轻人的劲头发奋地工作着，很快地 成了国内治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权威。在当时大跃进的时代氛围的感召下，我们做学生 的也常常听到“耿老不服老”的声音，这分明是一个已过花甲之年而又忠于党的教育事 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先师在6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招收世界中世纪史方向 研究生的同时，又经当时高教部的批准，在国内招收了我这个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 的研究生。当我于1964年9月入学跟随先师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前期 征兆已初露于学术界，那

7、时周谷城先生的学术观点已开始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研究生们 的学习也安不下心来，先师为我制定的培养计划受到了干扰，在我们聚居的10号楼不时 看到扛着铺盖、用网线袋兜着脸盆之类杂物的研究生们上上下下。我们刚读了二个多月 的书，不久也下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去了，等到我们参加完一期“社教 运动”返回学校的时候，闻知先生已身患癌症，幸好手术成功，但身体较前却更虚弱了在1965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师硬是以其病弱之躯，从西区天平路住处赶往学校 ，为历史系本科生最后一次开设“外国史学史”课，先师指定我担任他的助教。在此期 间，我一面随堂听课，干些助教之类的杂事；一面又在先师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阅

8、读 西方史学名著，并做读书札记。在此期间，根据先师的要求，精读了几部在西方颇具影 响的英文史学史名著：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g.w.thompson, a historicalwriting;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nineteeth century;j.t.shotwell,the history等（注：在这几本英文原著 中，其中g.w.thompson的a writing与g.p.gooch的historyand the nineteeth century现已译成中文，分别

9、为汤普逊：历史著 作史（共4册）、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均由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与1 989年出版。先师的这些安排，为我今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认定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 将他关在研究生住的10号楼底层的“牛棚里”，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后来 ，造反派对他也查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不得不把先师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此后，先 师身体更加衰弱，诸病间作，但在病中仍坚持为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 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等著作。老年性肺气肿与膀胱癌的复发，终于迫使他 再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他不顾

10、病痛的折磨，坚持自学日语，仍在不倦地学习， 学习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先生与世长辞，终年77岁。二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奠基工作，学术界有“南耿北齐”之说，这里所说的“ 南耿”，指的是先师；“北齐”，指的是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正是由于“南耿北齐” ，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今天的发展铺下了路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功不 可没。“是的，日出不是由于鸡鸣，而鸡鸣却是提醒人们注意日出!”（注：耿淡如： 拿破仑对历史研究的见解世界史谈片，载文汇报，1962年10月14日。）这是 先师之言，他是在论及拿破仑提倡历史研究的功绩时说的，如借用来评价“南耿北齐” 对西方史学史的倡导，也是合适的。先

11、师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转向是与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有关 的。从总体上看，在整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 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如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汤因比史学、对鲁 滨逊史学等进行的批判，都是显例。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难的。但在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在学术文化政策上，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贯彻“ 三不主义”，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哲学上的 “合二而一论”、文艺领域内的“人性论

12、”与“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先生之论）等 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遂催发了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萌发科学史学思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 因此而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南耿北齐”正是在这一学 术背景下，成了促进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师为西方史学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先师在这方面的建树，大体可以概括如次：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先师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这一学科的设想，1961 年，他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注：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提出“ 需

13、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并结合西方史学的实例，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作了 广泛的探讨，纵论了包括史学史的分期、史学史的内容、史学史的方法论、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等10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参考价值。从1961年开始，先师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橥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想的流变，评述重要史家与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学方法的进步。1964年，先师招收了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会议结束后，先师即有计划地积极地工作起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 国史学史教材”为题（注：载文汇报，1961年8月28日。），专门刊发消息，报道先 师老而弥坚、奋发工作的情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3.对西方名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