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区主义范式及其对东亚经济体化的解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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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区主义范式及其对东亚经济体化的解释
新地区主义范式及其对东亚经济—体化的解释
内容提要：
新地区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新的一波区域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对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也发生了从维纳范式向新地区主义范式的转变。
Ethier的一个分析框架指出，区域中的内部国家和（B，E）类型的外部国家是新地区主义进程中的关键因素。
据此，东亚新地区主义进程将依循“3”→“3+5”→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路径顺次展开。
关键词：
新地区主义，东亚
随着新地区主义（NewRegionalism）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和发展，国际理论界对新地区主义理论的研究蔚为潮流，国内理论界对新地区主义理论的研究也日渐兴起。
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多集中于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视角，而对以国际经济一体化为视角的研究关注不够。
从国际经济学角度看，新地区主义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复兴的新一波地区主义浪潮，与上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旧地区主义比较它有新的特点，且发生时序上有一个间隔期（Interim），是相对旧地区主义而言的。
其二由于新地区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范式（Paradigm），因此新地区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范式，以及与这种经济范式相关的思潮和理论研究思路等。
正如我们在众多的相关中见到的，单就作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范式而言，新地区主义或者是指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新的一波区域一体化进程，或者是指研究这一进程的理论思潮。
本文试图应用一个新地区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东亚新地区主义进程作一分析和讨论。
一、从维纳范式到新地区主义范式
传统的一体化理论几乎完全是从静态的资源配置收益角度来看待一体化对各成员国的效率和福利的影响的，其核心是维纳（Viner）在他1950年发表的《关税同盟》一文中提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即消除原来的国际市场分割和关税壁垒，通过市场的作用促使成员国基于比较利益进行专业分工，产生的潜在收益包括规模经济，以及区域集团在世界其余地区贸易条件的改善。
这也是20世纪50、60年代掀起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的原因。
维纳的关税同盟理论提出之后，研究者遵循这一思路进行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文献。
从本质上说，这些研究主要考察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传统收益，即遵循产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专业分工、内部贸易增长和规模经济这一思路。
最近的研究有：
Clarete等人（2003）应用引力模型对主要分布于亚太区域内的11个区域贸易集团进行研究，发现RTAs对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极为不同的。
据此，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分为三组：
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增长，例如SAPTA（南亚优惠贸易安排）；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贸易增长，例如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CER（澳新紧密经济关系的简写形式，全称为ANZCER）；不改变区域内贸易量的情况下减少了世界贸易总量，例如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和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
第一组区域贸易协定有扩大亚洲国家间贸易的倾向；第二组区域贸易协定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可能只会向其成员国转移贸易流量；第三组中的AFTA通常被视为是贸易创造的，却非但没有改变贸易集团内的贸易量还减少了与集团外成员的贸易量。
Goto（2001）发现，加入一个亚洲贸易集团将使得一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福利得到充分的改进，然而日本的收益相对较小，因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增加了进入日本市场的机会。
上述研究显示，仅从传统收益角度看，区域经济合作对于一些参与国的福利改善并不显着，甚至有的参与国可能获得负的净收益。
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些国家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动机呢?
Ethier（1997，1998，2001）指出，新地区主义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已经与旧地区主义时期截然不同，其主要特征有三：
一是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已经取得相当进展，工业化国家制成品的关税水平已经较低；二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显得日益重要；三是信息处理；通信等国际交易成本的下降，使得FDI相对于国际贸易成本下降。
与此相对应，新地区主义理论更为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更为强调经济改革效应、直接投资吸收等因素对于RTA的含义，而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间的平衡则逐渐淡出新地区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
Fernandez和Porters（1998）亦指出，以新地区主义为标志的新一轮区域合作浪潮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领域合作，走向区域政治、安全领域。
相应的新地区主义的理论研究则更为重视政治经济学、直接投资、基本的经济改革等所谓的非传统收益，而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有关的传统收益则处于次要地位。
他们提出了新地区主义的非传统收益并对其进行了解释：
（1）保证政策韵连贯性。
如果一项贸易自由化或国内改革的政策能提高该国的福利，但在缺乏区域贸易协定约束的情况下不能持久时，则区域贸易协定事实上作为外部力量锁定国内自由化或进程，这样参与国获得非传统收益。
（2）发信号。
目前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这个事实本身，并以此向外界发出信号，使得外国投资者看到该国的政策新动向。
（3）提供保险。
通过为至少一个成员国提供防范未来或有事件的保险，保险收益发生在防止贸易伙伴实行贸易保护、防止在世界贸易战中受损、取得更有利的条款保障，以及能吸引
Ethier（2001）构造了一个分析框架，试图对新地区主义现象进行解释。
假设
每一大洲包含有n个内部国家和m个外部国家，设nm；不同大洲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为D，同一大洲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为d，且Dd。
内部国家生产的最终产品是有区别的，这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除此之外，其他方面完全相似。
内部国家产品的生产分成多个阶段，劳动密集型程度较高的生产阶段会被转移到外部，国家。
外部国家起初都是封闭型经济，但试图进行经济改革，例如进行国际贸易和吸收FDI。
外部国家吸收越多的FDI，经济改革就会越成功，并且当且仅当持续的FDI流入时改革才会获得成功；同一大陆的改革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同，FDI的母国并不关心投资地点，但会倾向于集中投资；改革中国家存在差别，其一是市场规模上的差别，假定它们分成大（B）和小（S）两类；其二是改革意愿的差别，假定它们分成渴望（E）和勉强（R）两类。
根据以上假设，每一大洲都包含有四种类型的外部国家：
（B，E）、（B，R）、（S，E）、（S，R）。
2.分析
由于跨越大洲设立于公司，必须承担D---d的超额成本，内部国家总是在自己所在的大洲内设立跨国子公司。
作为一个FDI东道国，外部国家间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如果能够使自己与竞争对手相区别，即通过加速改革，处于改革中国家将更有可能获得FDI。
加入RTA会使一个国家获得这样的竞争优势，加入一个RTA等于作出了关于持续改革的外部承诺，这一承诺对于未来的政府也有约束力，这使得参与者的承诺更为可信。
这样，与未参加RTA的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参与者就对外国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从而出现了“投资转移”。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所谓的“改革创造”与“改革损失”。
对于加入RTA的国家来说，并非其自身即具有改革的意愿，而是由于能够获得它国的“投资转移”所以才进行改革，此即“改革创造”效应；对于未加入RTA的改革中国家来说，由于发生了“投资转移”只能获得较少的FDI，使其放慢甚至放弃了改革进程，此即“改革损失”效应。
Ethier认为正是RTA具有这样的特性，即便存在补贴、税收减免等其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手段，且已经被实施了，加入RTA仍然会被选择。
这个分析框架描述了一个典型的新地区主义合作模式：
具有改革倾向的一些小国以适度的单方面非对称性的贸易减让为代价，与一个相邻的大国相联系，大国则推进深度一体化进程，仅给予小国极少的贸易利益。
这个合作模式即为一个内部国家和一个（B，E）型外部国家之间的合作，该类型合作较易形成，且参与合作的双方收益最高。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体现了新地区主义理论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个国家在考虑是否加入RTA时的收益函数里，改革创造效应和竞争FDI成为重要变量，同时，由于进行了一个最具深意的假设——对于外部国家来说所有内部国家的产品都是完全替代的，这一对现实世界高度简化的假设排除了由于贸易转移而导致福利损失的可能性，表明在以新地区主义为显着特征的世界经济环境里，维纳范式所关注的传统利益已经不重要了。
三、东亚新地区主义进程及形式
根据新地区主义分析框架，东亚新地区主义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7年）为市场驱动阶段；第二阶段（1997-2001年）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发展阶段，此阶段各国需求防范金融危机的区域性措施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的助推力量；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为正式制度安排迅速发展阶段，此阶段为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时期，这实际上意味着东亚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自然加快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市场驱动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日益增进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东亚地区形成了以市场驱动或者说市场机制运行过程自然生成为特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这种并非由正式的制度安排所形成的一体化，主要由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依照雁行模式所进行的产业梯度转移来实现。
当企业所在国的生产成本上升时，企业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前半期，企业将生产过程从日本转移至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再转移到东南亚国家，90年代之后开始转移到中国。
这样，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依照劳动分工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垂直分工格局。
这一格局大大促进了以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为主的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里，东亚始终保持着多边主义的传统，显得特别的只有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和APEC。
ASEAN成立于1967年，当时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地区安全的考虑，直到1976年才开始转向经济合作方面，1992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准备在2002年建立AFTA。
然而，尽管ASEAN被喻为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实际上ASEAN各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各自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而非依靠ASEAN框架下的经济合作。
APEC成立于1989年，是一个跨区域的经济合作组织。
但是，APEC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为宗旨，采用非歧视、互惠的原则，特别是允许任何一个APEC成员无论是采用有条件的或五条件的方式单独扩展它的APEC自由化进程到非成员国家。
APEC成员国致力于推进的是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贸易投资自由化。
因此，即便存在APEC和ASEAN这两个例外，但并不影响我们将此阶段的东亚新地区主义进程归结为市场驱动阶段。
2.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危机助推阶段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国家认识到加强：
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性。
在东亚国家形成普遍共识的推动下，各种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倡议和设想纷纷出笼，且在一些领域有了实质性进展，大有东亚新地区主义金融先行之势。
其中，最重要的合作包括：
（1）清迈倡议（CMI），其雏形为1997年8月ASEAN五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建立的ASEAN货币互换安排（ASA，ASEANSwapArrangement），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议上各国达成了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协议，此即清迈倡议；
（2）各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的建立；（3）亚洲债券基金的设立。
但是，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毕竟是要以经济领域的合作和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基础的乙在经过了一系列金融领域浅层次的合作之后，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趋缓。
3.正式制度安排快速发展阶段
Ethier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一个（B，E）类型国家在缔结RTA时被优先选择的地位。
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
中国自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之后，东亚新地区主义进程发生了改变，中国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粮潮高涨的关键因素。
首先，在多边自由贸易进程取得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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