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代性何以可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反思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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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格里芬所指出的：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1]。

后现代主义提出要实现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其超越，不仅在于要揭示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的复杂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试图解决这些矛盾。

可以说，超越现代性既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标志，也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目的。

本文试图从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反思出发，探讨一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何以可能。

一、现代性反思与理想的冲突

作为批判性或反思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思维方式，“尽管后现代主义内部众态纷呈……但它势必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现代性的否定。

”[2]

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普遍以一种强烈的或激进的反现代性的面孔出现，皆源于对现代文明的失望与不满。

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看来，“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社会繁荣、文明进步等“现代性的承诺”的无法兑现乃至各种“异化”现象的不断出现，不仅说明现代性发展的普遍模式本身出了问题，而且意味着作为现代性根基和标志的“现代合理性”遭遇到了根本危机。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现代性”的根源就在于从肇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一客对立的思维模式出发，“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具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

由于后现代主义哲学普遍认为，现代性无法实现“自我救赎”，因此，要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或重重困难，除了否定或超越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别无他法。

一般地说，后现代哲学通常采取极为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策略来实现这样一个纲领，即所谓“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和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对于居于主流的所谓“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是其根本性策略。

也就是说，这种后现代主义者是通过对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事物的普遍否定来超越现代性。

例如，福柯从“权力和知识”的语境出发，对知识考古学、知识系谱学等进行重新研究，通过对现代历史所作的哲学批判，全面“清算”了构成“现代性”思想核心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而达到对整个现代性系统进行彻底反思和全面解构的目的。

以解构主义著称的德里达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erism）和“言语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一切既存的理论、价值、文化乃至社会等所有具有结构或本质特征的东西进行质疑和发起挑战，进而最终达到彻底或全面颠覆的目的。

而以格里芬、罗蒂等为代表的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是试图在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同时，重建超越现代性的价值观。

“超出现代世界意味着超越它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党派至上主义、唯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军国主义。

”[3]4

综观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不难看出两者的共通之处。

首先，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特别是对其根基的摧毁，是首要的和基础性的；

其次，后现代主义哲学普遍认为，他们的批判与反思不是像历史上的反现代化的浪漫主义者那样，要回到虚幻的“美好的过去”，而是要超越现代性，面向未来。

不过，两者对于这种“超越性”的理解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一般地说，“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不仅要对现代性的基础进行彻底颠覆，而且普遍采取“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

也就是说，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就是它的最终目的。

因此，“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由于对现代文明的失望而导致理想的幻灭，它或者表现为一种“自我放逐”式的态度，或者表现为对文明发展“终结式”的理解或“绝望式”的理解。

而与“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立场相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则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

一方面，这种哲学从文明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出发，主张“这种建设性的、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和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

”[3]19

另一方面，这种哲学试图以“无根基性”为文明的发展确立新的希望。

例如，罗蒂认为，持现代性立场的所谓“正统派”“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而“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是愚蠢的”[4]408。

因此，他认为，通过以“想象力取代理性”、“以希望取代知识”[4]18，可以为文明的发展开辟新的、广阔的空间。

显然，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强调，他们的看法“不仅更适合于我们的经验，而且也真正适合于后现代”[3]5。

可见，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自以为优越于其“伙伴”兼“对手”之处，就在于它既不是“自暴自弃、消极回避或放任自流”，也不是对人文理想的刻意坚持和单纯回归，而是试图通过具有后现代意义的重建，来克服“现代性”文化的困境。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简单地把现代性的前提搬到它的逻辑结论中去，而是批判和修正这些前提”[3]19，使后现代性文化达到现代性所无法企及的新的水平。

实际上，无论是“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其所要体现的都是以艺术气质或人文化的力量来对抗或克服现代性所代表的具有普遍结构的意识形态对人的统治，特别是对个性发展的压抑。

这不仅反映了人文理想与文明发展的社会现实矛盾，而且突显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对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

正如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所看到的，后现代性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性概念。

相对于前现代化而言，现代化是一种理想，但当现代文明逐渐体制化为现代性时，它就又成为了面临超越的社会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终极理想。

因此，面对理想的冲突，“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由于现代性的局限而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是不明智的；

因为理想的冲突，既不可能超历史或否定历史，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因而并不存在所谓彻底“终结”的问题。

虽然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愿望似乎更值得称道，但由于它是以“无根基性”取代现代性，因而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样要受到反思或质疑。

二、超越现代性与“悖谬推理”

尽管超越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目的，但其理论所内在具有的无法克服的“悖谬推理”，是其超越现代性的最大障碍。

在这个问题上，与“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悖谬”程度相比，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明显存在着更大程度上的“悖谬”。

因此，能否克服这些“悖谬推理”，就成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能否真正超越现代性的关键所在。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认为，“悖谬推理”作为后现代知识状况的真实写照，既是后现代性区别于现代性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其超越现代性的基本思维方式。

在他看来，由于现代性的最终合法基础已无从确立，后现代文化全面呈现出其否定性的风格：

“由于它自身涉及以信息不完备、‘局域性’、异动以及行为悖论为特征的非决定性、精神控制的有限性和冲突性——而把它自己的进化设定为不连续的、灾难性的、无法调节的、二律背反的。

”[3]3

在这个意义上，“悖谬推理”对于所有后现代主义哲学来说就不是一些局部特征，而带有某种根源性。

首先，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采取彻底否定现代性的立场，是基于其人文主义基本立场，分析和批判现代性所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和文明发展的异化；

但同时，后现代主义哲学又以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反对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方式消解了各种人文理想的根基，反而强化了人文精神的迷失，从而导致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衰落。

其次，后现代主义既孕育于现代传统中，又以现代文明作为其物质文明基础和社会基础，但同时，后现代主义哲学又作为完全对立的力量“渗透到现代性内部去解构、消耗和吞噬它”[5]11，以“差异性、非中心、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化”等策略，拒斥任何新的传统，通过削平文明的结构性，来表现文明发展的纷繁复杂性。

如果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目的在于超越现代性，那么，就应该为文明发展指出新的方向。

但经过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釜底抽薪”，文明发展势必呈现为“无根基性”，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不仅终结了现代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将终结其自身。

超越现代性的“悖谬推理”问题，虽然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但相比之下，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由于态度更为积极，决定了其所要面临的理论困难更为严重。

这是因为，“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目的重在批判而不在建设，因而只要其“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策略得到施展，基本上也就达到了理论目的，其目的与手段基本上就可以实现统一。

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则不然。

由于它追求的是反思与建设并重，因而其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体现在“破中有立”，这就决定了它所克服矛盾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前者。

当然，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看来，“破中有立”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该学说力求实现对现代性的“辩证否定”。

格里芬特别指出，“这一导向所说的后现代和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后现代其含义是不同的。

”[3]35

这种后现代主义哲学“要否定的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

……这种‘既爱又恨’的关系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否定不是机械的否定，而是某种程度的‘辩证否定’。

”[6]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要建立的“后现代景观将是科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宣传以及政治的异文合并”[7]25，即通过寻求对话和对“真理与价值”的文化整合来超越现代性。

如果真如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愿，那么它对现代性的超越就体现为“既实现现代化又有效避免现代化的弊端”，这显然是再理想不过的结果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后现代主义哲学要实现的“辩证否定”，仅仅是理论层面上一种抽象的理论推定，在现实层面上并不具有可行性。

这是因为，对现代性的超越既不是“一厢情愿”的，也不是无条件的。

一方面，现代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现代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如果脱离了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既不可能有效地整合文化，更不用说全方位地反思和超越这种文化。

这种后现代主义哲学，由于从其否定文化根基的理论前提出发，其文化整合的结果作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达到对现代性的超越。

另一方面，鉴于后现代主义哲学普遍认定，现代性的危机是结构性问题，那么，如果重建一种新的结构，就可能重蹈现代性覆辙；

而如果不选择重新建构，而仅仅停留在文化整合层面上，那么，对现代性的超越就必然是空洞的。

可见，由于脱离了现实基础，“辩证否定”也就只能流于形式。

这样一来，它不仅无助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克服与解决更多的矛盾，反而使其要面临更为多重的“悖谬推理”。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建设性”同样是无法兑现的“承诺”。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试图要化解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因素和“悖谬推理”的努力，作为一种理论探索，是值得关注的。

但其反而要面对多重矛盾困境的现实，却从另一方面提示我们，超越现代性所要克服和解决的矛盾是极其复杂的，任何低估了这些矛盾的做法，只能作茧自缚。

三、超越现代性何以可能

后现代主义哲学寻求对现代性的超越，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重要的镜子，不仅仅表明了现代性的“未完成性”，而且说明了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进一步表明了现代性的历史性和非乌托邦化。

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只要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新型关系，超越现代性完全是可能的。

的确，这种策略选择无疑是十分明智的。

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新型关系的“泛文化性”和“无根基性”决定了它们只不过是现代性局限的单纯反向放大或矛盾外推的结果，因而其对现代性的超越，是否具有历史现实性，同样值得反思。

首先，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都不是单纯抽象的观念关系或文化关系，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物质关系，它们与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