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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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执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了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较2018年底提升了1.6个百分点；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较2018年底增长2984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较2018年底提升0.5个百分点。

”〔1〕由此可见，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网络已经广泛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活动不断从现实空间走向了虚拟网络空间。

网络社群就是在网络互动交流平台上基于价值偏好而产生的社会群体。

所有社群内成员都会在不同价值偏好的支配下参与社会事务活动，这些异彩纷呈的价值偏好会在相互激荡中形成网络社群的共同价值观念，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会借助互联网传播的通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

当前，学界对网络群体和公共政策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将公共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进行研究，很少单独关注公共政策的执行问题，就公共政策的本质而言，如果执行不到位，再好的政策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诚如夏书章所言：

“如何有效执行政策，使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杠杆作用得以成功地发挥，这不仅是发达国家政府都在探索的难题，更是像我国这种正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2〕剖析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可以从多种视角展开，本文仅从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积极影响及优化策略方面展开探讨，至于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消极影响，受篇幅所限，本文不进行讨论。

厘清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积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策略，从而实现公共政策执行的既定目标，对于当下网络深度介入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网络社群构成机制及结构特征网络社群是由社群概念延伸而来，社群本来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实质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共同认同和团结感的人所组成的人的集合，群体内的成员相互作用和影响，共享着特定的目标和期望”〔3〕。

从广义上来说，社群既包括关系松散的群体，比如俱乐部、朋友圈等，也包括高度组织化的群体，比如政府机关、企业等；

就狭义而言，社群一般是指关系松散的群体。

当网络深入人们社会交往实践时，网络社群便应运而生了。

网络社群的组建完全是出于个体的自发意愿，加入和退出也不存在门槛，这种结构源于组织系统内部人的行为产生的自发秩序，而非人为有意识的设计。

网络社群中个体间的交流方式与互动结构和传统的社会组织是截然不同的，它将物理社会固有的人际关系碎片化，并按照人们的兴趣爱好等因素重新塑造出不同类型的网络群体。

从网络社群的产生机理与发展过程来看，网络社群看似无核心领导及规章制度，且组织成员呈现出流动性较大、纪律性较差等特性。

然而，从近年来网络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程度来看，其社会动员能力不容小觑，如“FB表情包大战”“滴滴顺风车事件”等，网络社群能够在短时间内对这些事件的社会舆论进行导向控制，甚至倒逼公共政策的执行，表现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

因此，对网络社群的构成机制及结构特征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凸显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积极影响，寻求优化网络社群正向作用的实施途径。

（一）网络社群结构：

扁平化、去中心化。

网络社群的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特征。

网络社群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传统官僚制组织结构，超越了传统组织中以纵向权力线为特征的“命令—服从”关系，代之以个人创造性为特征的网格化关系模式。

网络社群的出现，不仅加快了传统官僚制组织由“宝塔形”向“扁平化”发展的速度，而且还意味着一场组织流程的变革。

这种组织流程的变革表明互联网作为公共虚拟空间，能够提供一个消解绝对权威的场域，表现出鲜明的去中心化特征。

传统意义上说，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其社会层次，而网络所开拓的公共领域则拓宽了个体发展的横向空间，网络信息资源的占有弱化甚至颠覆了传统社会分层的依据。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资源与权利已经被数以千万的电脑所分享，多中心是网络空间的典型特征，由于没有严格的层级限制，亦可被称为“多中心秩序”。

网民在虚拟空间里，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形成各种共同体共享资源。

网络空间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权威性，致使公共政策的执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网络社群成员：

多样性、虚拟性、异质性。

网络社群成员具有多样性。

所谓网络社群成员的多样性，一方面是指在虚拟空间中，网络社群成员身份的多样性。

在虚拟网络里成员的地缘性、血缘性和业缘性被遮蔽，人们会根据自身的价值偏好，随时在网络中改变自身的性别、职业、外貌特征，以便契合网络中交往的需要；

另一方面，网络社群内的交流也呈现出多样性。

在虚拟网络中，社群成员的交流已突破了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现实界域，而是借助网络平台，在虚拟社区中完成人机的互动交流，从而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感情表达。

网络社群成员具有虚拟性。

网络空间为人们的生活缔造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拓宽了人们生活实践的空间界域。

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往往使用不同的ID号来表征他们的身份角色，从而部分或完全地遮蔽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和社会角色，由此可以按照个人意愿塑造一个或多个不同于他们真实身份的自我。

在网络上，个人有主动展示和塑造自己的机会。

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当面交往，网络社群内交往双方的身份能够被有意识地“涂层”，人们只能借助思维的想象来辨识彼此的身份和现实形象。

当然，这种身份的虚拟性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助于消除现实生活中当面交往的某些尴尬，使得人们在身份被“涂层”后，更容易获得真实的情感认同与心理支持，从而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出真实的“本我”样态。

网络社群成员具有异质性。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群体成员的职业、年龄、性别等信息均是透明的、相对固定的，在结构特征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同质性趋向；

而在网络空间里，网络社群成员由于其身份的虚拟性、变动性，在结构特征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取向。

以知乎为例，在个人资料版面，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查看详细资料”获取该成员的“个人成就”，其中包括获得“赞同”“感谢”“收藏”“分享”的数量、“职业经历”“居住信息”“教育经历”以及“擅长技能”等方面信息。

如果是知乎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编辑“我的资料”完善以上五个方面信息。

人们可以依据个人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在网络中发现自己适宜的活动空间。

（三）网络社群交往关系的特征：

主体际性、平等性。

网络社群交往关系与传统的科层制社群组织不同，它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后现代哲学的主体际思想对网络社群交往关系的主体际性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路径。

网络社群交往关系中的主体际性是指它扬弃了传统哲学中的“主—客”模式，而形成了“主—客—主”的主体际模式。

“作为异质主体的主体际关系，它是建立在‘主—客’关系之上的、通过中介客体而相互交往，并相互建立为主体的关系。

”〔4〕网络社群的成员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和个性化的特征，他们往往都具有自身的人文特质，在交往过程中他们利用网络作为中介客体，在网络空间进行对话、沟通和交流，从而以异质性主体身份存在。

而这种虚拟空间的交往实践彻底消解了现实社会中的个人身份的痕迹，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缘关系。

在网缘关系中，人们重构了形态各异的数字在场的符号化角色。

在虚拟空间中，交往主体的符号化屏蔽了其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实身份，这就为网络社群交往关系的平等性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虚拟网络社区的交往互动过程中，社群成员的身份被“涂层”后，平等性消解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阶层差异。

在网络空间里，传统的官僚制等级观念已逐渐式微，虚拟交往使得交往主体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地位。

此外，在网络空间里，人际交往的自由权利得到了充分张扬，网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或退出网络社区，随时终止与他人的互动行为。

进入或退出网络交往的成本很低，这就为网络社群交往关系平等性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互联网的发展只是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空间，但它并没有阻断网络社群与现实社群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反还拓宽了人们对现实社会施加影响的通道，这一点可以从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积极影响方面得到深刻体现。

二、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积极影响从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机制来看，它突破了传统社会的物理空间及观念空间等诸多制约性，构建了可以平等交流的去中心化网格结构，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

涉及价值观碰撞、利益分配等公共政策的执行方面的问题总能在网络社群中引起极大的反响，网络社群所表达的观点虽无权威性，但却能在短时间内达成高度集体认同，进而通过舆论导向，引起社会舆论共振，促进公共议题由虚拟领域走向现实社会，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

具体来说，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

网络社群为政策执行的反馈提供了工具性支持、为公众的政策效能感提供了交流平台、为政策执行提供纠正偏差的机会。

（一）网络社群为政策执行反馈提供工具性支持。

网络社群作为传统社会与网络技术交融的产物，是以个体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为基础的弱关系链接。

网络社群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弱关系属性的认知，它整合了网络信息资源，通过情感的共鸣产生类似群体行动的扩散机制，从虚拟网络空间走向现实社会生活，并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出持续而稳定的社会动员力量。

网络社会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弱关系，但其产生的能量却不亚于任何现实的集体行动。

随着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们网络嵌入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弱关系之上的强动员能力更为显著。

去身份化的集体认同是整合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个体的重要前提。

网民一般在网络环境中的身份多是复杂不定且多重交叠的，在不同的交往情境中会随时变换自己的身份，表达不同的观点；

但是，当价值观念趋同时，不同的网民却可以在相同的社会情境中完成观点共振，为形成集体行动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

随着网络舆情的持续发酵，相同的观点会转化为集体行动，通过舆论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产生影响。

网络社群则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工具性的支持，拓宽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反馈渠道。

（二）网络社群为公众的政策效能感提供了交流平台。

网络社群除了为其成员提供工具性的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将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群体的情感和社会力量进行整合。

网络社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快捷高效的交流讨论、情感沟通的平台，一旦网民的个人情感升华为网络社群的集体情感，形成情感共鸣，就会加快网络社群成员的信息互动交流速度，进而在整个网络中层层传递，有时甚至会上升到民意的层面。

网络社群中以舆论导向为基础的多源互动行为为公众提供了政策效能感交流平台。

由于网络社群众多，人们很容易找到与其感同身受的对象来交流感想、宣泄情绪。

随着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不断增强，网络舆情不断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执行。

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政策客体纷纷通过网络表达自身的政策效能感，这就为纠正公共政策的执行偏差提供了即时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社群的行动前提是集体认同，个体存在的从众、盲从、自利等负面特征也同样存在于网络社群内。

由于“信息茧房”的效应，网络社群内的成员更容易相信群体内部流传出的消息。

因此，搭建一个合理的政策效能感交流平台，对极端的言论、观点进行及时、有效的管控，将“信息茧房”效应降到最低，利用好网络社群搭建的情感宣泄平台，是消除网络社群负面效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