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刍议亚洲金融危机创新及其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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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政府——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积极干预激发了高增长，但同时扼杀创新的积极性

3、创新市场化

创新与金融市场——创新需要资金的支持，核准制ｖｓ．准入制

四、亡羊补牢，教育先行

1、大学与大爱

宽容的研究氛围，以对真理的贡献作为评价研究成果的标准

2、神圣的好奇，你被谁抛弃

3、谁来赴晚宴

五、危机的警示——不仅是灵感

1、脆弱的银行——壁橱里的骷髅

（1）经济银行化

间接融资的杠杆效应，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使经济易受资本外逃的打击

（2）政府的超市场作用

（3）银企关系

日本的主银行体系

2、从两篇文章看民主的价值

为什么民主的政府有抵御危机的优越性——JosephT.Siegle,etal.,“WhyDemocraciesExcel”，阿玛蒂亚.森，“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3、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1）重拾凯恩斯契约

金融危机还是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危机

流动性陷阱的重现——萧条的信号

（2）凯恩斯契约与市场信心的对决

凯恩斯——降低利率和贬值是对付萧条的标准答案

ＩＭＦ——捍卫币值，提高利率，不惜一切挽救市场信心

（3）问题的答案是：

“我们没有答案”

抛弃一切教条——包括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才是通向繁荣的出路

卅年一觉繁华梦

——刍议亚洲金融危机、创新及其他

一、神话止于智者

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古代东亚，曾经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文化和经济的辉煌。

17世纪亚洲的世界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富有活力和竞争力。

此时期的亚洲在全球经济中一直处于优势。

十八世纪的西欧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

欧洲飞速崛起，东亚迅速落伍并最终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20世纪中叶，贫困落后已逾百年的东亚，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没有希望而且各种政治军事对抗最激烈、最具危险性的地区。

这是一块最不可能成功的土地，除非发生一系列经济奇迹，否则毫无前途。

然而，奇迹真的出现了。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呈现“雁阵经济结构”形态，在30年中创造了年均增长7%的经济奇迹。

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6%、西德的56%，到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西德，从一个战争的废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随之而来的是亚洲四小龙的粉墨登场:

1963年的韩国是一个比1800年的英国还贫穷的国家，但是到1997年，其人均收入已经基本达到英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

1966-1990年，新加坡“年增长8.5%,三倍于美国”;

台湾在40年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78倍;

香港则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了蜚声国际的大都会。

1994年，当亚洲人还沉醉于令人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对“太平洋时代的来临”充满憧憬之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指出亚洲经济成就是建立在对经济资源的强力动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有效运用资源的能力之上。

以延宕欲望的满足，牺牲当前的消费换来的所谓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克鲁格曼由此断言，东亚之虎不过是“一群纸老虎”。

克氏此文一发立即引发各界激烈争论。

乐观如吉布尼（太平洋盆地研究所总裁）的，援引世界银行1994年“东亚奇迹”的报告争辩尽管HPAEs（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有2/3的增长来自投入驱动，但其余的1/3应归于生产因素在效率上的提高;

狐疑如罗德里克（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指出如果可以用投入型经济解释东亚的奇迹，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达不到如此持续的高投入;

批判如侯赛因（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首席经济学家）的，列举大量研究资料指出世界各国的发展高度不稳定，但东亚是个例外，HPAEs的稳定性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还有人则置疑用TFP测算评估亚洲经济未来的科学性，如经济学家穆施卡特。

三年之后发生的一切验证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火眼睛睛。

1997年以泰国货币贬值拉开序幕的一场金融危机几乎埋葬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

东亚奇迹暂时韬光养晦，神话在一夜间终结。

二、汗水与灵感

生产可能性曲线PPF（PossibleProductionFrontier）是一条向右上方突出的曲线，落在PPF上的生产点为最优。

此外，PPF的形状暗示了另一条重要的经济学规律——规模效应递减。

大量资本和劳动的追加在初期可以产生大量的经济回报，但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而且递减的速度越来越快。

PPF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生产资源的大量增加和科学技术的创新都会引起PPF向外延的扩张。

但这两种情况下引发的PPF的扩张结果是不完全相同的，这种不同体现在效率（efficient）和持久性（persistence）两个方面。

首先，正如前文所述，简单增加资本和劳动力会遭遇边际贡献递减的问题，但技术创新则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

将不同领域的两个想法融合在一起，就会有一个新的想法出现，这个链式反映就是经济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

因此在通过积累资本扩张PPF的同时改进技术，人们可以从特定的投入中获得更多的产出，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查阅英国或美国的长期历史时，我们可以看到单位资本和单位劳动的产出交替增长，而不存在收益递减的痕迹。

其次，一国可以利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依靠高投入，经济不可能无止境地高速成长，一旦国民经济不如成熟期，增长率必然下降。

那么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亚洲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遵循了“正确”的方法。

“全员要素生产率”（TFP）是一种检验的方法，因为既然技术可以提高单位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产出，那么TFP就可以作为一种简洁计算技术进步的方法。

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

索罗在1958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美国在20世纪前50年的单位劳动产出增长中，将近80%可以由TFP的增加解释。

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亚洲国家时则发现，“这些经济体几乎没有任何的生产率增长”。

波士顿大学的阿尔温·

扬发现“新加坡通过极高的投资动员了比香港多得多的资源，但在增长方面并不快于香港”。

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奇迹》中披露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先进国家生产率的离散比率也引起了广泛注意。

在被选取的七个国家中，只有香港、台湾、泰国的离散比率为正，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离散比率为负，而且绝对值远大于前三国的正值。

换言之，虽然亚洲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速度，但亚洲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却是越来越大。

世行披露的结果与伦敦政经学院教授丹尼（DannyT.Quah）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丹尼提出经济的增长应从两个角度审视。

一是经济体拓展生产能力的机制，即将PPF的束缚向外扩展的限度，这个机制带来的结果是总产量的增加。

增长还应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就是不同经济体——贫穷的富有的——之间的差距的变化。

增长是否使原先落后的经济体赶上了原先先进的经济体，或至少减少了它们之间的差距?

在这个经济差距“收敛”的研究（convergence）中，对某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纵向比较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关心的是各个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比较。

丹尼选定了一个基年t,描绘了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得到的是一个单峰的图形，富有的国家在图形的上部，贫穷的在下部，而大部分国家则分布在中间。

一段时间之后，丹尼重新描绘人均收入的分布，但此时单峰变成了双峰，换句话说，研究的国家分化成了两个极端，富有的国家依旧富有，贫穷的国家依旧贫穷，而原本位于两者之间的国家也逐渐向两极演化。

这个双峰的图形暗示我们，经过s时间的发展，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如果是这样，那么单峰应仍是单峰，并且峰值更密集地聚集在某个收入点），而是扩大了，形成了更加分明的贫富两族群（cluster）。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研究结果，但它却向我们点明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经济的追赶遥遥无期？

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某个经济体的归宿？

丹尼提出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

“一些国家彼此之间分享的是科技、文化和研究机构，另一些国家则不然……双峰现象只不过是对贫富国家之间这种分享差异的刻画。

”

似乎至此答案已经很明朗了:

亚洲经济的高增长率绝大部分是对汗水的回报，而非来自灵感的激发。

但是我们的好奇心并不因此满足:

如果经济增长的神话源于技术创新的缺乏，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又是什么？

三、亚洲模式: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使“亚洲模式”一时间备受世界瞩目，并广受赞誉。

1994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更是将新加坡的成就归功于“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的儒学价值观。

但恰恰就是这些并被认为为经济奇迹立下汗马功劳的“儒学价值观”和“亚洲模式”给几年之后的一场金融风暴埋下了祸根。

1、文化的桎梏

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邵新民（Sin-mingShaw）在《时代》上发表了“是的，亚洲人不会思考”一文，对亚洲人的思维模式和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

邵新民在文中很尖锐地指出，“也许中国有先进的核技术，日本有最好的半导体技术，但这些技术最终都是建立在牛顿力学理论和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之上”。

“中国的政治体系调用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并试图将其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融合”，“政府甚至还雇佣了美国的高盛投资银行作为他们的经济顾问”。

但是我们都知道，仅靠引进或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一国或许可以在技术上很接近先进的国家，但永远不能跨越两者之间的差距。

这或许也可以用来解释丹尼的“双峰”效应:

我们乐此不疲地跟着西方学技术，但始终不能从贫穷的“族群”毕业，因为“学习”和“创造”之间有一条被我们忽略了的鸿沟。

我们习惯把创造力的匮乏归罪于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邵却认为这实在不过是一个轻巧的借口。

思考的无能扎根于一些被我们亚洲人长久以来珍视的有关教育的理念，比如正确的答案一定存在，比如学习的能力一定要通过考试来检验，比如为兴趣而读书是奢侈的，学费如果不能换来一份好的工作，那它就纯粹是金钱上的浪费等等。

邵将矛头指向儒家文化。

“秩序”或许是儒教文化对现代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经济也被印上了秩序和等级的烙印。

但是创新讲求的是变化，它要求撕裂已有的规范框架为频繁剧烈的变革扫清道路，它珍视的是反叛的精神。

崇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学价值观从来就不喜欢叛逆，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再怎么劫富济贫，疏财仗义，也只能算是一群“山贼”，最后还是被安排乖乖地诏安。

邵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除非抛弃被扭曲了的孔教，否则这个地区将永远只能跟着西方跑”。

2、好爸爸，坏爸爸

技术的创新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要发展新事物，就必须去除旧事物。

那么政府在由技术创新引发的激烈竞争中是应该扮演一个向富儿子要钱挽救穷儿子的“好爸爸”，还是做一个让不求上进的穷儿子自生自灭的“坏爸爸”？

五十年前，熊彼特谈“创造性破坏”时说：

“不要以为技术创新就像是在公园里散步，每个人都高高兴兴。

技术创新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如果你成功了，你将毁掉别人的事业。

”但是在“不患贫，患不均”，特别是奉行社会主义“每个人都不会失业”的国家里，情况却不是这样。

杰佛里·

萨克斯对他在前苏联的所见所闻的描述十分耐人寻味：

“在前苏联人们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失业，企业永远也不会倒闭，工作岗位是永久的。

工厂看起来像博物馆里六十年前的展品。

在车臣改革过程中，我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一个高层会议，议题是重新建立一个在二战前成立的基金，该基金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关闭，并在1989年重新启动——也就是波希米亚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