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一（1-12）杨守敬水经注疏（上海古籍版含页码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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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先生訂改之文字，通常皆出校記，然凡其點校時用紅筆圈刪之字，皆於每頁天頭上書以所補之字，此類訂改皆不出校記；

又不少處增補之字亦未出校記，則依其所訂增，如卷十四《濡水》篇《注》文「臣聞豈山之神，有偷兒」下原《疏》：

「朱《箋》曰：

《管

子》作登山之神，有俞兒。

全、戴依改。

」段先生改「戴」為「趙」，「依改」下增「戴未改，但有校記，引《管子》 ，下同。

」又如卷十三標題《㶟水》下《疏》文「朱作濕水……」一段文為先生增補而無校記。

北京科學出版社原有文字，多有魯魚亥豕，其中個別屬明顯訛誤者，責編徑行訂正，

如卷二《注》文「王莽更名縣為古亭也」下《疏》「沈炳箋曰」之「箋」字，從全書體例看，顯係「巽」字之誤刻。

又卷二十三《注》文大字「毫」皆徑改「亳」（湯都）。

本書版式仍如北京科學出版社《水經注疏》之式樣，《經》、《注》文皆用四宋大字，前者頂格排，後者低一格，以示區別；

楊守敬、熊會貞《疏》文用五宋，改原雙行為單行。

又原《疏》文中雙行小字夾注，亦改單行排於單行《疏》文中，以「[]」號相區別。

而

《疏》文中原書名下之雙行夾注卷數，如「《寰宇記》一百七十」皆改為單行直接於書名下，不另加「[]」號，以免與《校記》數碼符號「[]」相混淆。

本書《疏》文之論述體例，一般皆為首出明、清以來著名《水經注》學者之說，兼以楊、熊之見；

次出楊、熊按語論述之，其所論徵引之典籍宏富，名目繁多。

故凡楊、熊按語前之所涉朱謀、全祖望、趙一清、戴震、孫星衍等明、清《水經注》學者之「云」、

「曰」下及楊、熊「按」字下皆-3-用冒號「：

」，而楊、熊「按」下不論引何人、何書之

「云」、「曰」下皆用逗號，以示論者與所論之區別。

北京科學出版社本原有之簡體字，鉛排本一如其舊，如「明了」之「了」字等。

本書每卷後之段先生《校記》，由於先生生前未見臺北本，故陳橋驛教授據臺北本於段先生之工作底本上刪去了段先生所作《校記》提及之某些正文，或作了增刪，此類《校記》條目，除個別予以保留外，大多數皆由責編修改使之與正文一致，並於《校記》中說明某字原作某，或於句末以「（ ）」予以說明。

如卷十三《校記》[二九]：

「郝懿行曰……古本有此……（「郝懿行……有此」一段文，今據臺北本刪改。

）」

一九八九年元月

排印《水經注疏》的說明

《水經注疏》影印本在北京科學出版社的出版已有二十七年，在臺北中華書局的出版也已有十三年。

但是它的排印本却要遲到今天才和讀者見面。

為什麼要把此書影印本重新排印出版？

這裏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非常簡單，即是為了減輕讀者的經濟負擔，增加此書收藏和携帶的便利，因為一部一百五十萬字的大書，北京影印本採用綫裝的形式，共三函二十一冊，臺北影印本採用平裝的形式，也有十八巨冊。

不僅售價高昂，收藏和携帶也都很困難。

改為排印本後，在這兩方面所獲得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個原因比較複雜，必須多說幾句，《水經注疏》一書，由楊守敬始其事，由熊會貞繼其業。

其間數十年，曾經陸續抄出過若干抄本，今北京影印本和臺北影印本的底本，都屬于這一類抄本。

我曾經對這些抄本作過一些研究，發現作為這兩部影印本底本的抄本，都不是熊會貞最後的定稿，事詳拙作《關于水經注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一文中，此文已附在這個排印本中，這裏不必贅述。

總之，這兩部影印本的底本都相當粗糙。

其中特別是北京影印本的底本，抄成以後就沒有經過仔細的校閱，一九五五年倉卒影印，到一九五七年底即行出版。

酈學界稍經瀏覽，即發現其錯誤滿帙。

我國酈學界的老前輩鍾鳳年先生，從此書出版之日就開始校勘，最後校出了錯誤達二千四百餘處[二]。

這種錯誤遍及

《經》、《注》、《疏》三者，有些地方，由于錯誤連篇，竟至不堪卒讀。

所以，排印此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為了修正此書的錯-2-誤。

在排印以前，不僅要加上新式標點，更重要的是要對原書作一次仔細的校勘，使能基本上消滅錯誤。

段熙仲教授受酈學界和出版界的委託，承擔了此書的點勘任務。

這個任務無疑是十分沈重的。

段老學識淵博，著作等身，久已馳譽學術界，當然毋需我再作介紹。

但他以過八旬之年（段老生于一八九七年），欣然接受這項任務，却確實令人欽敬。

經過數年夙興夜寐的辛勤勞動，不僅糾謬補缺，而且寫下了詳細的校記。

耄期而竟此巨構，在我國酈學研究史上，實在是從胡朏明以來的一件不朽盛事。

承蒙段老和出版界的信任，要我在段老點勘的基礎上，再做一些補充工作。

為了向段老學習，也為了讓這部排印本早日問世，我才不自量力，接受了這項工作，對全書作了一次補充校勘。

我的工作主要是根據四種資料進行的。

這就是：

第一，臺北影印本《水經注疏》；

第二，鍾鳳年《水經注疏勘誤》；

第三，臺北影印本《水經注疏》傅緯平校勘；

第四，我個人歷年來對此書的校勘。

上列四種之中，最主要的是臺北影印本。

關于臺北影印本的一般概况，我在拙作《評臺北中華書局影印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

[三]一文中已經有所說明，這裏不必贅述。

但是，在對北京影印本的補充校勘中，我為什麼

要以臺北影印本為主要依據，對此還必須作出一點交代。

首先，我應該聲明，用臺北影印本對北京影印本進行校勘的，我並不是第一人。

幾十年前，今北京影印本底本的收藏者徐行可，就已經做過這種工作。

北京影印本卷首賀昌羣的《影印〈水經注疏〉的說明》中說：

「《水經注疏》稿中應當修改和補正的地方一定是很多的。

單看徐行可校勘過的二十一

《汝水》一冊，便可略知。

」鍾鳳年在他的《水經注疏勘誤》中也發現了這件事。

因為他每校一卷，總-3-有上百處的錯誤，唯獨這一卷中只校出了錯誤六處。

因此，他在此卷之末特地寫上一句說：

「此卷已經售稿人徐行可修正，因而抄錯處所遺無多。

」其實，只要拿今北京影印本與臺北影印本作一對照，徐當年的所謂校勘就立刻清楚。

當年，徐在漢口，熊在武昌，只是一江之隔，徐可以便利地向熊借閱當時藏在熊身邊的今臺北影印本的底本。

熊會貞在《汝水》一卷上的修改和補充，就是通過這種關係，從今臺北影印本的底本抄入今北京影印本的底本之上的。

現在拿兩本的《汝水》一卷對比，凡是臺北影印本有塗乙之處，北京影印本也作了同樣的塗乙，這就是徐的所謂校勘，除此以外，別無絲毫其他改易。

而且，徐行可當年的這種抄錄，並不是很認真的。

在鍾鳳年校出的六處錯誤之中，除一處

「三十州志」（「十三州志」之誤），當時大概尚未被熊校出而徐也照誤外[四]，其餘有四處都是熊已經校改而是徐在抄錄時漏抄的。

另外還有一處即《經》「又東南過潁川郟縣南」

《注》「司馬彪《郡國志》曰：

襄城有養陰里」句下的《疏》文：

「會貞按：

《郡國志》，

『潁川郡襄縣有養陰里，其下即襄城』。

豈本襄城下之文，而今《郡國志》錯入襄縣下歟？

然終恐校此書者習見襄城，少見襄，妄加城字耳」。

這裏，熊把第一個「《郡國志》」的

「郡國」二字改為「續漢」，又把第二個「《郡國志》」的「郡國」二字刪去，只留「志」字。

這不過是一種書寫體例的改易，由于熊在其抄本上作過塗改，徐也照改不誤。

其實這條《疏》文語意不全，在「其下即襄城」之下，顯然應加上「此引作襄城有養陰里」九字，但因熊未加，徐也相應不加。

只是由于賀昌羣和鍾鳳年都沒有看到過臺北影印本，所以不約而同地認為徐在《汝水》一卷中下了多少校勘功夫。

而其實徐的所謂校勘，無非是按熊

的底本依樣葫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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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汝水》一卷經過徐按熊的底本抄改以後，我們細細揣摩一下改後的文字，就可以發現今北京影印本中，這一卷與其他各卷的許多不同之處。

例如，絕大多數「全祖望」的「全」字已經刪去，「黃省曾本」與「吳琯本」統作簡稱「黃本」、「吳本」，又出現了別卷不見的「《大典》本」和「明抄本」。

別卷中常見的如：

「趙云：

某書云：

『某字當作某字』。

趙依改。

」被簡化為：

「趙據某書改。

」此外，對每個郡縣城邑的沿革叙述，其體例也和別卷有了差異。

在北京影印本中，《汝水》卷和別卷在體例上的這種差異，其實就是今臺北影印本和北京影印本的差異。

沒有看到過臺北影印本的人，只要細讀北京影印本的《汝水》一卷，就可略知臺北影印本的全豹。

當年徐行可為什麼要從熊藏抄本上抄改這一卷？

是一種偶然的機會，抑是別有動機，我們已無從知道。

但是，今天我以臺北影印本對北京影印本進行補充校勘，却是完全說得出道理的。

為了把道理講清楚，我必須把北京影印本和臺北影印本之間的淵源關係，再作一番解釋。

楊守敬死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熊會貞繼續在這部書稿上花了二十多年時間。

這期間，如汪辟疆、劉禺生所說：

「暝寫晨抄，二十餘年如一日」[五]。

「書凡六、七校，稿經六易。

」[六]北京、臺北兩影印本的底本，或許就是「稿經六易」過程中的產物。

把這兩本對比一下，立刻可以看出兩本抄錄的先後次序。

臺北影印本的底本顯然是先抄成的，抄成以後，經過熊的一番初校，改正了一些最明顯的錯誤，又加上若干技術性的注記，如「此處提行」，「此條再校某書」等等。

然後再從這個初校過的底本，錄出今北京

影印本的底本。

這從今臺北影印本上的許多塗乙-5-之處在北京影印本都已經抄錄恭正而技

術性注記均已不存可以說明。

此後，北京影印本的底本歸徐氏收藏，徐除了前面已經指出的抄改《汝水》一卷的熊校以外，直到影印出版，均一仍其舊。

而臺北影印本的底本一直留在熊處，得到熊的不斷校改和補充，直到熊另立新稿，放棄此稿為止。

假使熊的最後定稿本至今無恙，那末，今北京、臺北兩影印本的底本，只不過是楊、熊酈學研究過程中的兩部棄稿，就沒有多大價值。

但不幸的是，熊氏慘澹經營的最後定稿本被人私售，至今不知下落。

因此，今臺北影印本的意義就顯得十分重要。

因為直到麃不幸自裁，此稿一直在他身邊。

除非被楊勉之私售的原稿最後能夠找到，今臺北影印本無論在資料積累、數據完整和學術思想的發展等方面，都代表了楊、熊《水經注疏》的最後成果。

儘管與北京影印本對比，臺北影印本的改易，或許不致超過十分之一。

但作為一定時期熊氏酈學思想的發展和酈學研究成果的反映，這些增刪改易，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因此，在臺北影印本已經出版的今天，我以此作為對北京影印本補充校勘的主要依據，這是勢所必然的事。

這裏順便還要提出另外一個或許有人關心的問題。

《水經注疏》的楊、熊師生二人合作的著作。

楊去世以後，熊又賡續工作了二十多年。

其間「稿經六易」。

則現在我們見到的成果，和此書初創人楊守敬的旨趣，是否已經存在距離？

事實是，段老和我都曾發現，熊在

《水經注要刪》中的某些資料，與《水經注疏》之間有些牴牾之處，而《要刪》中的楊氏議論，《注疏》歸入熊氏按語的，亦偶或有之。

但是，從另一方面設想，像這樣一部一百五十萬字的巨著，熊在二十多年之中，又經過多次改易，資料浩瀚，頭緒紛繁，上述情事，容或難免。

今視臺北影印本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