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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

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时，骋绝辔於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於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

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

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

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爱憎。

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

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脩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故序其所见，载之於卷首云尔。

◎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义曰:

上皇谓伏牺，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

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

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

大庭、轩辕逮於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

郑注《中候?

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

德合北辰者皆称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称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

大庭，神农之别号。

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

《礼记?

明堂位》曰:

“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

”注云:

“伊耆氏，古天子号。

”《礼运》云: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蕢桴而土鼓。

“中古未有釜甑。

”而中古谓神农时也。

《郊特牲》云:

“伊耆氏始为蜡。

”蜡者，为田报祭。

案《易?

系辞》称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

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

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

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

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

案《古史考》云“伏牺作瑟”，《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则伏牺、女娲已有乐矣。

郑既信伏牺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者，原夫乐之所起，发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乐作而必由诗,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

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诗咏。

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

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

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土鼓、苇籥遂为有诗。

若然，《诗序》云“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

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为乐者。

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

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

而《六艺论?

论诗》云: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

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

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

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於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制礼之后始有诗者，《艺论》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

此言有诗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

由主意有异，故所称不同。

礼之初与天地并矣，而《艺论?

论礼》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亦谓今时所用之礼，不言礼起之初也。

《虞书》曰: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然则《诗》之道放於此乎～

《虞书》者，《舜典》也。

郑不见《古文尚书》，伏生以《舜典》合於《尧典》，故郑注在《尧典》之末。

彼注云:

“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

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

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

声中律乃为和。

”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

“放於此乎”，犹言適於此也。

“放於此乎”，隐二年《公羊传》文。

言放於此者，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讴歌始於此也。

《益稷》称舜云:

“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乘之庸之，否则威之。

”彼说舜诫群臣，使之用诗。

是用诗规谏，舜时已然。

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

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

《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

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

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

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

虽於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

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

“诗之言承也。

”《春秋说题辞》云:

“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

诗之为言，志也。

”《诗纬?

含神务》云:

“诗者，持也。

”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

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

夏承虞后，必有诗矣。

但篇章绝灭，无有孑然而得遗馀。

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时灭也。

有《商颂》而无夏颂，盖周室之初世记录不得。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

汤以诸侯行化，卒为天子。

《商颂》成汤“命於下国，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渐兴，亦有风、雅。

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无商风、雅，唯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故云“近及商王，不风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於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雅之意。

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剌过讥失之二事耳。

党谓族亲。

此二事各於己之族亲，周人自录周之风、雅，则法足彰显，戒足著明，不假复录先代之风、雅也。

颂则前代至美之诗，敬先代，故录之。

?

周自后稷播种百穀，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於此名也。

自此下至“诗之正经”，说周有正诗之由。

言后稷种百穀之时，众人皆厄於饥，此时乃得粒食。

后稷有此大功，称闻不朽，是后稷自彼尧时流传於此后世之名也。

《尧典》说舜命后稷云:

“帝曰:

„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穀。

”《皋陶谟》称禹曰:

予“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烝民乃粒”。

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脩其业，以明民共财。

公刘者，后稷之曾孙，当夏时为诸侯。

以后稷当唐之时，故继唐言之也。

中叶，谓中世。

后稷至於大王，公刘居其中。

《商颂》云“昔在中叶”，亦谓自契至汤之中也。

《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

明民，谓使衣服有章。

共财，谓使之同有财用。

公刘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顾天。

此《尚书?

多方》，说天以纣恶，更求人主之意，云:

“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

惟尔多方，罔堪顾之。

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顾由视念也。

其意言天下灾异之威，动天下之心，开其能为天以视念者。

众国无堪为之，惟我周能堪之。

彼言文王、武王能顾天耳。

大王、王季为天所祐，已有王迹，是能顾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於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泰誓》说武王伐纣，众咸曰孜孜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言民得圣人为父母，必将有明政，有安居。

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

此总言文、武之诗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时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检其文，皆成王时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时当成王，功由周公，故《谱》说成王之诗皆并举周公为文。

制礼作乐，大平无为，故与大平连言。

颂声之兴，不皆在制礼之后也。

故《春官?

乐师职》云:

“及彻，帅学士而歌彻。

”玄谓彻者，歌《雍》也。

是颂诗之作，有在制礼前者也。

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此解周诗并录风、雅之意。

以《周南》、《召南》之风，是王化之基本，《鹿鸣》、《文王》之雅，初兴之政教。

今有颂之成功，由彼风、雅而就，据成功之颂，本而原之，其颂乃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以道衰乃作者，名之为“变”，此诗谓之为“正”。

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以为常乐，非孔子有去取也。

《仪礼?

乡饮酒》“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閒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

关雎》、《葛覃》、《卷耳》、《召南?

鹊巢》、《采蘩》、《采蘋》”。

《燕礼》用乐与《乡饮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虫》之篇，其馀在於今《诗》，悉皆次比。

又《左传》及《国语》称鲁叔孙穆子聘於晋，晋人为之歌《文王》、《大明》、《绵》，又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亦各取三篇，风、雅异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谱》於此不言孔子。

其变风、变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录之。

《春官?

大师职》郑司农注云:

“古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故延陵季子观乐於鲁，时孔子尚幼，未定《诗》、《书》，而曰„为之歌《邶》、《鄘》、《卫》?

，曰:

„是其《卫风》乎?

。

又为之歌小雅、大雅，

又为之歌颂。

《论语》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者，孔子正之耳。

”是司农之意亦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

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

“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岁。

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

”此说非也。

六诗之目，见於《周礼》，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

孔子以后，简札始倒，或者《草虫》有忧心之言，故不用为常乐耳。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

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

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变风、变雅之作时节。

变风之作，齐、卫为先。

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

庄四年《公羊传》曰:

“齐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

”徐广以为周夷王亨之。

郑知懿王者，以《齐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为胡公。

”当夷王之时，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而自立”。

言夷王之时，山杀胡公，则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

受谮亨人，是衰闇之主。

夷王上有孝王，《书传》不言孝王有大罪恶。

《周本纪》云:

“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谮矣。

《本纪》言诗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时《鸡鸣》之诗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

《卫世家》云:

“贞伯卒，子顷侯立。

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

”是卫顷公当夷王时。

“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

”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