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围城》与《我是猫》“笑的艺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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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课程论文

论文课题：

浅谈《围城》与《我是猫》“笑的艺术”

学生姓名：

何惠浈

学号：

2009212929

指导教师：

李安平

专业班级：

中文系0907班

完成时间：

2011年12月　

浅谈《围城》与《我是猫》“笑的艺术”

摘要：

本文将采用平行比较法等方法剖析钱钟书的《围城》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在“笑的艺术”层面上的异同。

两书在小说的内容、主题乃至艺术手法上皆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作家创作背景、创作心态和本国民族文学传统及所受外国文学影响等各方面的迥异，又使文本在“笑的艺术”层面上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个性色彩。

关键词：

《围城》；《我是猫》；笑的艺术

（一）

中外文学史上，以讽刺幽默为作品基调的文学作品纷繁复杂，无论是马克•吐温的美式幽默、狄更斯的轻快讽刺，都绕梁着启示生活谐谑之美的阵阵笑声。

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的《围城》和日本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之里程碑《我是猫》，皆透过独特的构思，大量使用比喻、反语和夸张手法使作品由始至终都洋溢着颤动心弦的笑声，展现了东方文学讽刺幽默之作的独特魅力。

然而，由于作家创作风格、心态的不同以及中日所受文学传统影响的差异，又让作品在“笑的艺术”此一种层次上尤为呈现出迥异的一面。

夏目漱石与钱钟书都出生于近代社会变革前夕，同处社会转型的激烈动荡期，且都曾留学英国，深受西方文明的切肤影响又国学底蕴深厚，博学多才。

同时，凭着其渊博的学识、超卓的智慧、深刻的思想，他们大胆尖锐地对新兴资产阶级、官僚政客、知识分子各阶层进行了睿智深刻的揶揄，让人读来忍俊不已，拍手称快，体现了他们高超的个性化、学者化的“笑的艺术”。

下面，我们将从多方面试比较两者在“笑的艺术”此一层面上的迥异。

（二）

某种程度上说，作家创作个性、创作心态的差异和中日两国讽刺文学传统的不同是造成《围城》与《我是猫》在“笑的艺术”层面上迥异的关键所在。

在《围城•序言》中，钱钟书指出：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通过《围城》，钱钟书痛心疾首地针砭当时一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较为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症和所谓“西方文明”与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在现代知识社会合流现象。

如果说，中国现代讽刺文学在鲁迅手中开创，在老舍、张天翼、沙汀手中初步成熟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那么，到了钱钟书这里就得到了日臻完善，显示出更为高端的姿态和更加丰富的内涵。

有专家指出，以往中国的讽刺文学大都具有“全知全能”式的道德批判性质和社会功利目的，注重对现实的客观刻画，笔法凝重，幽默更是显得冷峻。

如鲁迅笔下的《肥皂》、张天翼的《包氏父子》。

如果说，特定的时代只造就了讽刺艺术的历史品格和现实主义格调，那它的现代品格、喜剧品格和哲学品格并不完善甚至可谓残缺的。

钱钟书则给中国现代讽刺文学增添了一抹鲜明的亮色，他将具有个性化魅力的“笑的艺术”渗入至文化、人性、人生、人类的宏大主题，对现代过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进行辛辣尖锐的嘲讽，人们往往笑完过后，冷静审视文本背后揭露的人性的根本颓败时，会引发自肺腑对变幻人生之苍凉辛酸感。

夏木漱石从小喜爱汉学,大学时读了英文科,毕业后又在英国留学三年研究英国文学,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

他的经历和学识,汉文学给他的“经世济民”、“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思想,日本文化心理的固有传统和江户俳谐精神,西欧文学的讽刺手法和批判意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清醒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日本文学评论家伊狩章曾这样说:

“与生俱来的江户儿似的善良,高度教养所形成的对事物的明晰观察,更有后天形成的怀疑主义,所有这些使他眼中的社会现实成了无可忍受的丑陋愚劣的东西,在没找到突破口之前,对现实社会的深深的厌恶一直堆积在他心底,而《我是猫》正是最初的突破口。

”

以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为代表的英国讽刺文学，和大和民族“川柳”、“狂言”、“落语”以及江户时代的戏作文学，对夏目漱石的创作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如用反语进行讥讽,以类似漫画的夸张技巧描写各种怪诞的事物,以严肃认真的口吻叙述渺小无聊的事情,等等。

这些讽刺手法在《我是猫》中也被大量使用，大大地增强了“笑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正如日本文学评论家森田草平所言：

“它滑稽而不流于庸俗，诙谐中含有苦涩的余味”，随着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展开，在滑稽轻妙中又显出锐利尖刻的锋芒，辛辣无情地直斥明治社会的种种阴暗现状，从而使作品别具尖锐直露的风格。

（三）

《围城》与《我是猫》都采用了“我”第一人称叙事角度来行文，《围城》以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通过他在恋爱、婚姻乃至于事业方面的重重波折和遭遇，深入批判和讽刺了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猥琐灵魂和暗淡人生，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人生的种种壁垒与围城。

《我是猫》则别出心裁，以一只拟人化的猫为叙事视角，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初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明治所谓“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猛烈抨击其社会关系的丑陋乃至人性的异化。

《我是猫》以一只家猫“猫公”作为叙述者，把猫的目光设定为聚焦点。

主人公为动物且以第一人称为描写，传统观念来看，猫是被饲养的家畜，地位低微，因而人无论在猫面前展现何种秘密都不以为耻，读者可从此一视角窥视到人们日常生活中被隐蔽的阴暗面。

猫的议论看似东拉西扯,实则形散神不散。

猫既起叙述的作用,又起评论的作用,还起串连故事的作用,独特的构思形成奇特的魅力。

作品另一条线索是猫公与邻家白猫大嫂、杂毛哥以及花子小姐等的交往，主线虽是猫公所在的人类生活圈子，但通过猫族生活与人类生活的对比，从而更能产生幽默感的批评。

有人指出，这样的讲述者的视角一元化，在内容上避开了作者视角的介入，甚至作者可将讽刺批判的责任全归咎于猫身上，使得讽刺更加深刻、充分。

更重要的一点是，小说除对话外的内容皆由猫公的叙述来完成，不仅使它对人类的讽刺变得越发深刻，且仅从猫讲述这个角度来说就增添了无限的趣味。

以猫的无知，毫不留情地嘲笑苦沙弥、寒月甚至整个人类的愚蠢。

作者颇有深意地设定“笑的世界”，则突显出滑稽、尖锐、直露之特点。

《围城》则不然。

它以潦倒窘迫的留学青年方鸿渐的半生沉浮为行文推进点，笔锋深入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剖析他们扭曲异化了的病态心理。

在小说中，钱钟书主要借方鸿渐一人的视角深刻精微地解剖了一部分中小层知识分子空虚、苦闷、颓唐、堕落的精神世界，借予轻捷老辣的笔力，将横溢泗肆的才华与精细机敏的观世融入至其犀利机智的幽默中，这种“笑”类似于果戈理的“含泪的笑”，对方鸿渐、赵辛楣、孙柔嘉等人人性中的弱质进行了淋漓酣畅的嘲讽后又往往透露着颇具深意的同情、怜悯，凸显出机智、委婉、深沉之特色。

（四）

钱钟书和夏目漱石以调侃戏谑的笔调、无所不能的嘲讽，让《围城》和《我是猫》处处充溢着强烈的气氛，当中包含着大量笑的元素：

或是作者的几句精辟点评，或是人物荒唐可笑的言行，或是对时局、社会的巧妙嘲讽，无一不让人忍俊不禁。

什克洛夫斯基曾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重新感觉生活，感觉事物，是为了石头保持石头的模样；艺术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感觉到事物，即看见而不是认出，艺术的手法使事物陌生化和难化形式，据此拖住注意力，延长感知时间，达到感知美发现美的目的”在艺术手法上，钱钟书和夏目漱石采用了大量的夸张、比喻、双关和反语，纷至沓来，琳琅满目，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笑的艺术”的艺术感染力。

在夏目漱石处女作《我是猫》中，大量灵活多变的讽刺手法，结合猫公独特巧妙的主观评论和客观叙述，让读者读来时不时捧腹大笑。

夸张是使讽刺文学含有幽默和滑稽效果的有效方法。

在《我是猫》中,夏目漱石在勾勒人物的音容笑貌时,常以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人物某一方面的特点,使其特点因为格外突出而极不协调,形成非常滑稽的讽刺画面,造成漫画式的效果。

如对金田夫人的肖像描写：

“年约四十出头,已经秃顶,发际却有一排发帘,活像一道大坝似的高高耸立,少有半个脸那么长,直对青天。

眼睛的倾斜度很像劈山路的峭壁,直线上吊,左右对称。

⋯⋯独有鼻子大得出奇——顶端兀自高耸,半路上自己也觉得这样太过分,又谦虚起来;到了鼻尖,再也不象顶端那么气派,开始下垂,窥视鼻下的嘴唇”。

夸张漫画式的描写,讥讽了金田夫人的丑陋仓俗、妄自尊大,充满了滑稽谐谑的色彩。

迷亭在反对寒月与金田的女儿富子结婚时,把寒月比做移动图书馆、富子比做邮票,把两人结合的不般配比做“这就像百兽之中最聪明的大象和最贪婪的猪崽结婚似的”，不禁让读者爆笑。

《我是猫》中大量反语手法的使用，也是引发读者笑声极佳的助推器。

《我是猫》中的反语手法大致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常见的形式,即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从而取得虚褒实贬、虚贬实褒的讽刺效果。

如小说的日文名字即《吾輩は猫である》,一只无名小猫竟大言不惭地自称“吾輩”（即老子、咱家之意）,口气之大之狂,令人不由发笑。

铃木在去金田家拜访时他对苦沙弥的辱骂之词，也是绝好的反语应用:

他越是贬低就越把卧龙窟主人的甘愿清贫、不把金田那些世俗人放在眼里的超然风貌跃然纸上

在日本,是把‘讽刺’理解为‘嘲弄’,一提到‘讽刺’,如果没有嘲弄的精神、游戏的心情、滑稽的姿态,就认为是没趣的。

日本传统的讽刺文学虽不乏一些类似于中国讽刺文学对社会对政治进行批判的特点,然而,更多的是以笑和游戏精神为主要特色,追求一种滑稽谐谑的效果,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借鉴英国讽刺文学的基础上，《我是猫》的讽刺明显带有这种重“嘲弄、游戏、滑稽”的日本传统讽刺文学的特色,其“笑”具有很重的游戏精神，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

较之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围城》形象生动的譬喻的生动运用，则增添了极多的风趣和笑的元素，钱钟书所用的比喻大都脱胎于中外经典，不滥用陈词套语，新颖别致，往往又隽永贴切，在新语境中扩宽了新的意境。

如嘲讽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滥竽充数、阔充门面时，钱钟书就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喻：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片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

”一如钱钟书所言，“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

在辛辣讽刺方鸿渐的“方式精神胜利法”时，钱钟书意味深长地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

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

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

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库府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

”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而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读者读来不禁被方鸿渐的“阿Q精神”所引发会心的笑意，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作者凌厉诙谐的笔锋下，对此种所谓的“孝心”、“好心”极端的不屑与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