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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
[黑按：
除了是麦当劳的诞生城市和乔丹公牛队的大本营，芝加哥还为这个世界奉献了一系列了不起的学派，使得自己变成了堪与维也纳学派比肩的学术重镇。
源自XX百科]
目录
一、建筑学科
二、经济学科
三、传播学科
四、芝加哥社会学派
五、气象学的芝加哥学派
一、建筑学科
（ChicagoSchool）美国最早的建筑流派，是现代建筑在美国的奠基者。
芝加哥学派突出功能在建筑设计中的主要地位，明确提出形式从功能的观点，力求摆脱折衷主义的羁绊，探讨新技术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强调建筑艺术应反应新技术的特点，主张简洁的立面以符合时代工业化的精神。
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是1883年~1893年之间，它在建筑造型方面的重要贡献是创造了“芝加哥窗”，即整开间开大玻璃，以形成立面简洁的独特风格。
在工程技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创造了高层金属框架结构和箱形基础。
工程师詹尼（WilliamLeBaronJenney1832~1907）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他1879年设计建造的第一拉埃特大厦。
1885年他完成的“家庭保险公司”十层办公楼（InsuranceBuilding）,标志芝加哥学派的真正开始，是第一座钢铁框架结构。
沙利文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得力支柱，他提倡的“形式服从功能”为功能主义建筑开辟了道路。
二、经济学科
ChicagoSchoolofEconomics（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以亨利·西蒙、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为主要代表的一群经济学家。
他们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的竞争市场能使经济最有效地运行。
三、传播学科
芝加哥学派，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远远超出单纯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传播创造和维持社会，探讨大众媒体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制中的作用。
对传播学的贡献：
使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符号互动论；佩恩基金研究。
代表人物：
G·西梅尔（德国），C·H·库利，J·杜威，W·冯特，G·H·米德，R·E·帕克
四、芝加哥社会学派
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学派。
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A.W.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设了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班，与G.E.文森特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
社会学系创立后，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马斯、R.E.帕克、E.W.伯吉斯等人，形成了该系强大的师资阵容。
到20年代，在帕克等人的努力下，该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200余名研究生，300余名本科生，开设40多门课程，成为同期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
以后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
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的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
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
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
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团伙》（1927），等等。
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
1935年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不再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刊物为全美社会学会刊。
这一变更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统治地位的减弱。
对于每一个或具有宗教，或具有政治，再或具有学术信仰的人来说，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圣地。
犹太教徒有他们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有他们的麦加；革命者有红场或是延安；而对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来说，他心中的圣地就是芝加哥。
芝加哥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学家心中的圣地，是因为自1892年起，刚刚诞生的芝加哥大学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阿兰-库隆，2000：
71），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
其实，1940年代之后，在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还聚集了一批享誉战后社会学界的大师，如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大卫-里斯曼等，他们则被称之为社会学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Fine,G.A.,1995）。
这些社会学先贤们的学术思想、人生成就、社会活动和后继影响，就是我们这篇包括上下两个部分的文章将要解读的主要文本。
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摇篮多少有些偶然。
1890年，有着实业界的“强盗大王”和虔诚的浸礼教徒双重身份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洛克菲勒，同意浸礼教会的提议，在芝加哥这个当时仅次于纽约的美国大都市捐资建立一所大学。
威廉姆-哈珀（WilliamR.Harper）这位在耶鲁大学教授希伯莱语的年轻博士，因为其宗教背景（先前也是浸礼会的牧师）和对社会改良运动的热衷，而有幸被聘为这所大学的校长。
不过，在威廉姆-哈珀的头脑中当时还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他所领导的这所新兴的大学所以会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只是因为在他开列的第一批聘用的13位首席教授名单中，碰巧有一位社会学家，这就是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W.Small，1854－1926）。
尽管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一种偶然，但这个年轻的学科能够在那里生根，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美国早期社会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内战之后，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从资本主义营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成为精力充沛的大汉。
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和北部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
在这其中，芝加哥的发展尤为突出。
这个1833年还仅有数千居民的原木贸易站，在60余年内凭借当时开通不久贯穿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和1893年为纪念发现美洲400周年而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到19世纪末一跃而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1930年即在我们将要论述的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更是达到350万人！
除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外，还有一系列因素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温床：
它是一座工业城市、商业中心和交易所，资本主义在那里获得了近乎野蛮的发展；它的人口十分混杂，1900年时，其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国移民构成的，这赋予芝加哥以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受到新教的影响，它还是一座文化与艺术之城，极为推崇教育和书本；同时，它也是一座现代城市，经历了1871年的大火之后，芝加哥耸立起了美国最初一批钢筋与混凝土建筑。
当然，决定社会学在美国的最初发展的骰子所以最后掷向了芝加哥，还因为那里的贫困、人口拥挤和犯罪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
1904年，当马克斯-韦伯访问芝加哥时，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
1892年，当38岁的斯莫尔来到芝加哥之时，具备了在这所有着浸理教会背景的大学中设立一个新的系科并担任其领导职务的全部理由：
1879年，这位浸理会教友在结束大学神学学习之后，曾前往德国柏林和莱比锡留学三载（这在当时是美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并在柏林与后来独领欧洲和美国社会学之风骚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相识。
1889年，返回美国的斯莫尔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后三年担任科尔比学院的院长。
正是在科尔比学院，斯莫尔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教授这一新兴学科。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
这位早年受到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用了相当的精力去翻译前者的主要著作，并一直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系能够成为德国社会学的前哨阵地，而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已经被人遗忘殆尽。
不过，这位同哈珀一样有着改良社会之热诚的浸理会教友，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
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
从1892－1925年，到退休时为止，在斯莫尔担任系主任的33年行政生涯中，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
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且担任主编30年；其三，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SociologicalSociety），这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SociologicalAssociation）的前身。
这三大贡献不仅在相当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在1930年代之前，芝加哥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社会学分支组成，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所以能够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的主体内容，既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流行范式或“潜在的学术氛围”有关，也与芝加哥突然崛起而又紊乱无序的城市生活有关。
就前一个因素而言，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无论是沃德、萨姆纳，还是吉丁斯、罗斯，受到法国心理还原主义者塔德的影响，大都信奉心理进化论，这使得社会心理学成了193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学家的最一般的专业选择（1930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1832名会员中，37％的人是社会心理学家；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在13265名会员中下降到19％）；而就后一个因素而言，正是芝加哥在1833－1930不到100年间的迅猛发展，使得最能够突出现代工业社会本质的城市以及那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
在这两个领域中，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而托马斯则是能够在这两者间汪洋恣意的一位大师。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1863－1931）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教授之一。
不过，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并不是社会学系的教师。
从1893年离开密执安大学，追随其好友哲学家杜威到芝加哥任教的那天起，到1931年去世时为止，米德都一直是该校哲学系的教授，也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
米德在芝加哥社会学中的地位，用罗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学派的8位主将之一——埃尔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话来说，主要是通过其在哲学系开设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的。
这门课程从1900年开始，到米德去世前的1930年为止，每年一次，整整开了30年，吸引了大批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学系的大多数研究生。
在这门经典课程中，米德积30年之功，系统地阐释了后来被其学生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而他死后由几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辑的《精神、自我与社会》（Mind,Self,andSociety，1934）一书，也因此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圣经”。
要想系统地阐释米德思想的来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这位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位神学教授家庭的天才，16岁就考入了其父所在的奥伯林学院。
因为父亲早逝，米德读完大学后便以充任小学教师、铁路勘探工和家庭教师糊口。
1887年，米德再度入学，考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师从威廉-詹姆斯和乔赛亚-罗伊斯。
一年以后，米德前往德国深造。
在德国莱比锡，他从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那里获益匪浅，尤其是冯特的“姿势”（gesture）概念后来成了支撑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概念；也是在莱比锡，米德遇到了后来使他对心理学产生终生兴趣的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而在柏林，刘易斯-科塞猜测，米德曾听过齐美尔的课，因为后者对互动及整个社会微观过程的关注正是后来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所在。
不过，米德的思想直接与三位美国思想家有关，这就是他在哈佛时的老师詹姆斯、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时的好友哲学家杜威和社会学家库利。
借用乔纳森-特纳的话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为米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
显然，从詹姆斯那里，米德获得的是“自我”这一概念，它说明人类具有将自己视为客体看待的能力；在詹姆斯之后，库利完善了“自我”这一概念，论述了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对方姿势的理解，以及是如何根据他人的看法认识自己的，这最后一点，即库利的“镜中我”，为米德提出“概化他人”（generalizedother）的概念提供了温床；最后，杜威所提出的“精神”（mind）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在互动中发展的理论，同样对米德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米德的理论在其生前被称为“社会行为主义”，其具有鲜明的反对身心两元论的特征。
米德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两个部分，前者是个体对他人作出反应的动力性趋势，后者是社会的自我，它依赖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是通过在社会互动中概括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后形成的。
重要的是，主我和客我总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
受齐美尔的影响，米德倡导从持续进行的社会过程或社会互动开始研究社会，因为精神、自我与社会都产生于这一过程。
如果说，在米德生前，他的理论将芝加哥社会学的视野从斯宾塞等人对宏观社会过程的关注转向微观的社会层次（包括社会问题的微观研究），那么，在他之后，符号互动论则成了抗衡战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孤军”，这其实也是“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
如果单从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时间先后来算，威廉-I.托马斯（WilliamI.Thomas，1863－1947）称得上是一员老将。
1893年，当他得知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时，这个在田纳西大学毕业、在德国过留学，并且已经在奥伯林大学获得教职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然地来到芝加哥，成了斯莫尔和亨德森的研究生，并在两年以后成为系里的教师。
这时的芝加哥除了他的两位导师以外，加上一个文森特，就是它的全班人马。
1908年，托马斯获得了一笔为数5万美金的资助，并由此开始了他对移民的社会心理与城市生活适应性的研究。
5年以后，这项庞大的研究计划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合作者——波兰人兹纳涅茨基。
通过对波兰移民家庭的书信往来和生活史的研究，两人合作完成了长达5卷本的巨著《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1918－1920）。
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
他们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
尽管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最早将社会心理学定义为“有关态度研究的科学”，但与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两位社会学家关心的不是特定个体对特定事件的特定反应，而是组成群体生活的每一位成员所普遍采取的态度。
《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成就了托马斯的大业，也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有人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将30年后塞谬尔-斯托弗的《美国士兵》（1949）视为定量研究的里程碑。
确实，《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科塞），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巴纳斯）。
其实，托马斯社会学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
这一被罗伯特默顿称为“托马斯原理”的假设向人们展示，情境的社会定义尽管是主观的，但却有其客观的结果。
如果用“托马斯原理”去解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那么虚心不一定会使人进步，骄傲也常常不会使人落后。
因为如果周围的人都将你视为一个骄傲的人，你就别无选择，只能够按让人感到值得骄傲的方式去生活。
其实，这已经为贝克尔和勒默特的“社会标签论”提供了理论雏形。
尽管在芝加哥社会学系成立后的20余年里，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最为合适的生长土壤，但在1915年前它还一直没有获得“芝加哥学派”的美誉，因为到这时为止它最重要的旗手还没有出场。
现在，历史的聚光灯该将自己的光芒投向罗伯特-帕克，这个在1914年已经50岁时才步入芝加哥殿堂的“大器晚成者”。
虽然他年近半百才来到芝加哥，但在密执安上大学时，受约翰-杜威的影响，已经使他与芝加哥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
大学毕业以后，帕克的经历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1887－1898年的记者生涯，在这11年里，帕克辗转于明尼苏达、底特律、丹佛、纽约和芝加哥这5大新兴城市之间，并对城市生活有了独特的感受；第二阶段帕克再返校园，先在哈佛大学后赴德国求学，这期间他不仅在柏林的Friederich-Wilhelm大学成为齐美尔的学生（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规的社会学教育），而且萌生了对社会心理学尤其是集群行为研究的浓厚兴趣，1903年帕克凭《群众与公众》（CrowdandPublic）一文从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手中获得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帕克再度回到社会之中，1905年他结识了黑人领袖B.T.华盛顿，并与后者密切合作了7年，“逐渐了解了黑人的生活、习俗和状况”；第四阶段，因为托马斯的热诚相邀，帕克于1913年来到芝加哥社会学系，为学生开设“美国黑人”的课程。
尽管由于社会学系没有编制，帕克是以神学院教授级讲师（professionallecture）的名义进入芝大的，并且在这个几乎无薪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凭着对城市生活独一无二的理解，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近乎着迷般的倾心，帕克于1923年升任正教授，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人物。
帕克这位后来者在1920年代以后能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还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
1918年，将他引入芝加哥社会学殿堂的托马斯因“生活不检点”而被迫离开了芝加哥；1925年，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创始人斯莫尔退休，1年后去世；也是在1925年，1919年返回芝加哥接替托马斯的社会心理学教席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继斯莫尔之后成为社会学系主任，不知是否与法里斯的儿子罗伯特-法里斯跟随帕克攻读博士学位有关，这位新系主任给了帕克更大的发挥自己才华的空间。
有关帕克学术贡献的文献称得上汗牛充栋，2000年90岁高龄的费孝通还为自己的这位老师写下了整整100页学术札记（费孝通，2001：
133－234）。
确实，帕克和托马斯一样，是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从“扶手椅”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现实品格的第一批学者。
在1921－1931的10年间，帕克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进行了15项有关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犹太移民等等。
1932年，即在帕克从芝加哥社会学系退休的前一年，这个来到中国北京燕京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老人，还带着费孝通“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希望学生能够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学习社会学。
在帕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中，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有两部是不能不关注的：
其一是他与伯吉斯合作写成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IntroductionoftheScienceofSociology,1921），其二是他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City,1925）。
在前一部长达1000页的教科书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选择了14个主题，其主要内容涉及人类本性、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人的社会化和集群行为，它规整了192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的基本发展方向；而在后一部200多页的小册子中，帕克和此时芝加哥社会学的另几位主将鲜明地提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
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麦肯齐提出了后来流传盛广的“同心圆说”，将一个现代都市划分为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帕克和伯吉斯都认为，这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和郊区或往返带（Commuters’zone）；也是这本著作连同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献，确立了城市社会学的最初地位。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
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象征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有关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可以找到的原因有许多：
包括美国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潮已经回落，城市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少；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罗金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战后因帕森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和塞谬尔-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贡献而异军突起，而社会理论家默顿和定量化大师拉扎斯费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也结成了与哈佛相似的这种具有挑战力的学术犄角;也包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本身的问题,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相继退出之后,从30年代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其学生不断流向其他学校（斯托弗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教师关系紧张,连续两次系主任之争（1951和1956）使得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布鲁默、里斯曼、沃纳和休斯陆续离去；还包括美国社会学已经从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最后，造成芝加哥社会学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这一反叛的标志是创立了另一本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它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杂志》（AJS）长达31年的统治。
尽管在反叛后的193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大权又重新落到芝加哥学派的埃尔斯沃斯-法里斯手中，但芝加哥社会学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已经消失，新的强势集团正在东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浮现。
在美国社会学界，逼迫芝加哥社会学“禅让”的直接事件，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
稍前于此，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主要的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社会学才俊，组成了一个青年社会学家团体。
这个团体在思想上脱离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传统，在制度上则脱离了芝加哥的组织约束（亚历山大，2000：
160）。
1936年，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创立了我们前面提及的《美国社会学评论》，它象征着东部新的强势集团开始挑战芝加哥的“霸主”地位。
在1930年代，几乎每一个年头都会发生一些后来影响到社会学走向的重大事件。
近接着1935年和1936年，1937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02-1979）这个直接引发芝加哥社会学大厦坍塌的“伟大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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