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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分析

鲁迅与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分析

“零余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专有名称，是一代孤独苦闷的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他们孤独、彷徨、沉沦，经历了从忧伤走向病态，从自怜转为自虑的心路历程，最终陷入了痛苦而绝望的深渊。

鲁迅和郁达夫分别塑造的“孤独者”和“沉沦者”就是“零余者”的典型形象。

本文通过对鲁迅与郁达夫笔下“孤独者”和“沉沦者”的比较来解读中国式的“零余者”形象。

一、“零余者”的简介

（一）“零余者”

“多余人”是最早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他们属于接受了新的思想，开始觉醒但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知识分子。

他们的品格和气质远远高于周围其他贵族子弟，因为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所以苦闷、彷徨、忧郁、痛苦。

他们愤世嫉俗，对腐朽的黑暗社会深恶痛绝，同时又非常的脆弱，他们的生活态度往往是消极的逃避。

而“零余者”是“多余人”的同义词，即俄文汉译，只有郁达夫这样译。

“零余者”作为一个外译词，它极具生命力，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中国式的“多余人”的专有名称，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中国的“零余者”处在民族觉醒的特殊地位，他们面对的是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每一种压力都让他们无法摆脱，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歧视的弱者，他们的身上具有不无悲哀的声调及宿命的色彩。

“‘零余者’可理解为：

一个觉醒了的充满自我的知识分子却被社会所疏离的失落感，爱而不得只是“零余”的一个具体而微，恒长尖锐的表现方式罢了，所以，生而无为，生而自哀，生而不能为自己的精神找到理想的家园，才是他们苦闷的原因所在”。

郁达夫与“零余者”有着名副其实的不解之缘，他对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三读不厌，第一个把它译为《零余者的日记》，不只透出译者驾驭语言的能力，更多的还是这位中国夫子对屠格涅夫其书其人一见钟情，一拍即合，找到了“知音”和宣泄自我感情的“替身”，不必讳言，郁达夫本人就是个“零余者”。

然而，有些常到魏连殳家做客的朋友，“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者‘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吸烟”,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鲁迅笔下的魏连殳这个“孤独者”招徕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宾客，其实，他们都是那个历史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觉醒的“呐喊者”和“彷徨者”。

鲁迅也更是一个典型的孤独者，他说魏连殳“其实，那是在写我自己”，不言而喻他自己也有“零余者”形象的一些性格。

（二）鲁迅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

鲁迅深知，知识分子在历史运转的关键时刻必然是有历史使命的，即由历史所指示，凡是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是当改革真正来到时，知识分子所处的位置是他们所期望的吗？

鲁迅深刻的否定了这种设想，认为沉重的失望乃至绝望才是必然的。

所以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孔乙己都是向旧社会妥协或报复的失败者。

这些新旧交替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先天弱质——脆弱的斗争意志与迷惘的生活目标，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更为惨痛。

底力的不足使他们的奋斗几乎不能有其他方法的选择，除了采取戕贼自我素质的方法进行所谓的斗争或者退回原地向旧社会妥协。

在他们自暴自弃玩弄人生或者向旧社会妥协的生活中，我们清晰的看到了他们的灵魂如经受着火刑般的灼痛，最终还是失败，被社会的浊流冲到幽暗的死角，挣扎致死。

他们是鲁迅笔下富有一定时代气息的知识分子，是忧郁了的化身，他们的心态总离不开彷徨之感，即使他们的灵魂做出怎样的冒险，他们自身对社会做出怎样的投入，他们依然只是孤军奋战，无人响应，不论反对和赞成。

吕纬甫，魏连殳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气味就是鲁迅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和他们一样鲁迅也是一个孤独的彷徨者，所以他懂得这些知识分子尴尬的社会地位和孤独悲哀的心态，他的笔锋在触及他们的时候也留有一缕温情，形成了典型的“孤独者”，于是我们终于明白鲁迅在刻画别人的同时在描绘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的他笔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鲁迅自己在彷徨与孤独中挣扎的产物。

郁达夫在他的文章《忏余独白》里讲，他的主人公“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失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潦倒呀，悲哀呀，而且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这种形象“沉沦者”的形象在郁达夫的作品里俯拾皆是，他们或孤身留学海外,备尝离别思乡之痛,或学成回国后为生计而奔波劳碌;在经济上受压迫,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遭遇不幸,令人不得不一洒同情之泪。

而他们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孤独。

在他的全部50篇左右的小说中,“自叙小说”就有近40篇,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自叙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又大都相似,都是忧郁感伤的知识分子。

文学史家杨义曾对这些形象作过精当的描述:

“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气质,就是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而又负载着不堪忍受的感伤。

这个自我形象是富有正义感和良心的,也有过人的才情和异常的敏感。

但是,恶浊的社会侮辱他的良心,歧视他的才情,又磨损他的敏感,使他失去正常的人性发展的余地,转而以反常的病态向社会施以惩罚,也向自身实行自戕”。

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和郁达夫笔下的“沉沦者”都是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形象，更是“零余者”的形象典型。

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穷困潦倒，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性格上充满矛盾，愤世嫉俗，自喻多才而不甘沉沦，想自我振作起来反抗黑暗，而又常常自暴自弃。

他们往往同现代社会势不两立，有着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并以种种行为来反抗，然而力量的渺小及其性格中的软弱性，又使她们处于痛苦彷徨的境地，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孤独者”和“沉沦者”身上都折射着鲁迅和郁达夫的影子，但并不是作者本人，“他们是一群人”“他们是‘五四’一代零余者的化身”，

是“五四”时期渴望自由并追求自由，渴望国家富强并为国家的富强而战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二、“孤独者”和“沉沦者”的不同之处

（一）整体精神气质差异

“孤独者”更注重客观化地表现人生的悲剧和揭示社会“问题”，给读者较宽广的视野，鲁迅的作品虽不像郁达夫一样大多是“自叙”，但作品中都有一个“我”存在，“我”以冷静的方式叙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那即是鲁迅自己的影子，而且，鲁迅曾对别人说“魏连殳”，“其实是在写自己”，鲁迅也曾说过“我的确是在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自己”。

“沉沦者”则侧重主观化地表现“自我”，和充满浓厚的“主观抒情”，给读者较狭窄的天地，在《〈茑萝集〉献纳之辞》中郁达夫用诗笔写道:

“我们是沉沦在/悲苦的地狱之中的受难者/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在共同的运命底下/向永远的灭亡前进!

”中他又说:

“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

这种悲观主义色彩十分浓重的人生哲学几乎陪伴了郁达夫大半生。

郁达夫的孤独感实缘于他内心深处,已成为一种深切的人生体验，所以他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感也更多的来自人物的内心,从而使他小说中的人物患着流行性忧郁病,坐在稠人广众中间也孤独得要命。

正是“自叙”风格小说这种“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琢磨的”笔墨把真实的生活搬上文学舞台，才使得作品人物真实可感，经得起众人剖析，耐得住时间检验。

郁达夫坚信:

“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将“一己的体验”如实率真地表现出来,就是他创作小说的态度。

鲁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铮铮铁骨，他所赋予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是个更现实的性格演员，表现出几分傲骨，有阳刚之美，他如北国秋风中冰冷而严酷的硬汉，令你思索人生之艰难。

如《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他们追求自由解放，子君高呼“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思想透澈、坚强，令人为之振奋。

郁达夫在小说《零余者》中长叹：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是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的人”。

他笔下的“沉沦者”更是个“浪漫”的本色演员，满怀愁绪，有一种“忧郁美”，像江南秀水中柔情缠绵的少妇，感染着你从心底生出忧伤。

代表作《沉沦》更是刻画出一个孤独者的灵魂，主人公“他”负着同样一颗孤寂的心,“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

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

”发出这样的呼声：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的‘伊扶’，是她的肉体与心灵，权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总之，他们俩的整体气质不同，一个柔情似水，一个刚正如铁。

（二）追求精神家园境界的差异

“孤独者”多在故国故乡呐喊抗争，正如瞿秋白所说的是：

在当时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地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侩和保守的庸众，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障碍。

鲁迅处在这样的时代，他作品中的人物也一样，在不自觉得进行反抗斗争，他始终是为了祖国的光明而战，始终不愿向黑暗社会相妥协，他们做着积极地斗争，魏连殳发表文章，吕纬甫拔掉神像的胡子等等都说明了他们所做的积极的反抗，但是社会如《孤独者》中两个“向来如此”和“S城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恶”一样，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以及要进行革命斗争的艰难。

他们在为光明而战的同时却遭到了社会上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压力，迫使他们要么如魏连殳一样在毁灭自己的同时依然反抗，要么如吕纬甫、涓生一样“随随便便”“冰的针刺痛着我的灵魂，是我永远苦于麻木的疼痛”。

无所作为，做着无可无不可的无为之事。

“沉沦者”则多在异国异乡漂泊游荡，他们或孤身留学海外，备尝离别思乡之痛，或学成回国后为生计而奔波，生活在日本时时觉得日本人仿佛在向他叫骂：

劣等名族，亡国贱种。

使他们敏感的处于一种自卑的状态，更加剧了他的孤独感。

如《沉沦》中“他”听到问“你府上在什么地方”就像“站在断头台上了”因为“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同时他们的忧郁症也更甚起来，将自己孤立，不与别人往来，他们内心渴望寻找爱情，在要爱而不得情况下，他们就放逐自己的肉体以寻找心灵的慰藉，但是在沉沦之后，他们的心灵又受到炼狱之苦，真是沉沦又不甘沉沦，他这种逃避的态度造成了一种消极的避世心理，他们就逃离纷乱，寻找心中理想的桃源。

不同的生活境遇，使他们的性格中形成了很大的差异，“孤独者”始终是为祖国而战，始终有着伟大的精神，有着外表冷面内心火热而又硬朗的气质；“沉沦者”则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得之后就陷入沉沦之中，忧郁敏感的性格始终体现的是个人柔弱的情感。

三、“孤独者”和“沉沦者”的相同之处

（一）具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感

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是中国“零余者”形象所特有的。

在一个热血的、健全的人身上，他的祖国的命运在他们心坎上占着很重的分量，每一个高尚的人格都深切地明白他和他的祖国的血缘关系。

国家的安危，匹夫有责，他们也时时以国家的责任为己任。

“孤独者”都是在故国呐喊，他们不愿与黑暗的社会同流合污。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曾到城隍庙里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办法，曾经也为救国救民，改革社会的志愿和雄心而奋斗。

《孤独者》中魏连殳在报上发表文章，以笔为武器，发表些对于黑暗社会来说“没有顾忌的议论”，他针砭时弊，也是为了能唤醒一部分人民，唤起共鸣。

“沉沦者”的忧郁中包含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在当时，日本曾被一代知识分子想象成寻求知识的诺亚方舟，《沉沦》中的“他”“日日盼长兄南来”好同去日本，然而自己真置身日本，方舟却变成了苦海被日本人侮辱为“支那人”的他，在日记中写下：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呢”，他意识到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郭沫若形容自己留学日本的话有相当的代表性：

“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原本怀有自尊的弱国子民走入异域，更增加了自卑和凄凉的色彩。

那些为生活所折磨，厌倦于跟人们交往的人，是会以双倍的力量眷恋着自然的。

因此，他们思念着祖国，为祖国的光明而战，忧国入世，济世救民的传统责任感，也有着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魂魄。

（二）“觉醒的战士”形象

正是由于他们身上有着忧国忧民的责任感，而在促进社会的方生力量尚未有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尚未衰弱的时代，他们无疑会处于孤独的境地。

孤独还是人性中最深层的特质，即人的心理气质构成的行为，具有个性特征，这种特征随外部环境而变化，而自我无力调整和寻求新的道路改变与生存环境关系时，自我孤独感加剧，孤独变成了唯一的反抗武器和自我保护的外壳。

孤独是清醒着的痛苦，尼采说过：

“人对社会洞察的深度和他所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

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洗礼，认同了西方的进化论和个性解放的观点，从而成为反封建的战士，《孤独者》中魏连殳的所作所为不断触犯封建文化的信条，被“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魏连殳这个学非所用的历史教师，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也被世俗视为“古怪”，清高和骄傲自古以来就是愚蠢的当政者仇杀知识阶层的大棒，校长辞退了他的教职。

“贫穷抹杀人才”，《伤逝》中涓生在生活中意识到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世界上并非没有为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煽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的多……”“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

“沉沦者”生活的环境把他“排挤到于世人决不相容的境地”，《南迁》中伊人是“一个厌世忧郁的人”，“一年四季，绝不与人往来，只一人默默的坐在寓所里沉思默想”。

他始终把自己包裹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

鲁迅先生说：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梦醒了无路可走，个人与环境的不和谐，自然使人产生浓重的孤独感，可对于他们来说，孤独是首先觉醒抗争的标志。

美国评论家薇娜纾衡哲在评论鲁迅反抗传统的艰难时说：

“他的觉醒使他变成无用，使他与社会成员的思想不能相通，他的批判不能生效，这就存在着矛盾：

不觉醒，不从社会影响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和吃人主义决裂；而一旦觉醒了，解放了，反而又无力改造社会和文化”。

这种非常实际的矛盾过程，决定了先觉者的孤独，觉醒的自我是孤独的。

“对社会的叛逆往往是孤独的孪生兄弟”，

抗争者免不了要体会到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对于麻木和蒙昧的人来说，是无所谓孤独感的。

人生是在不断的孤独和冲破孤独的过程中度过的，只有战斗者的心才会体味到孤独，那种孤独总是燃烧着艳丽而凄苦的人生色彩。

《孤独者》魏连殳在丧葬仪式上，“忽然他流下泪来，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爆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是怎样的一种悲痛！

“我自己又偏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用他仅有的力量在做着孤独的反抗。

“沉沦者”也一样在战斗，《南迁》中的伊人“一年四季，绝不与人往来，只一人默默的坐在寓所里沉思默想”。

《沉沦》中的“他”生活在十分鄙视“支那人”的日本，心理上总感觉有恶意的目光射到背上，“一个人锁了愁眉”不和同学交谈。

他们把自己包裹在孤独的世界里，以示对社会的无力反抗。

“孤独者”和“沉沦者”是“觉醒的战士”，他们孤独的战斗着，他们身上没有“英雄式”的抗战，甚至是软弱无力的反抗，因此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固有的发展轨迹。

（三）“从忧伤走向病态，从自怜转为自虑”的发展轨迹

孤独不仅是觉醒的标志，同时也是个性在失望中的扭曲变形，更成为他们“玩世”消磨生命的催化剂。

他们在寻找精神家园失败后，就以一种病态或消沉的态度对待生活。

《在酒楼上》中吕纬甫也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随随便便”“无乎不可”。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生活是现实的，只有精神上的动力是远远不够的，物质才是基础。

《伤逝》中涓生和子君在无爱的婚姻中还勉强维持着，但当没有了生活来源，房子冷了，桌上的饭菜少了，意识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在无经济来源的时候，他俩的爱情走向了终结。

《孤独者》中魏连殳是一个“素性很冷”的知识分子，能力得不到发挥，理想幻灭，孤僻的个性就会很容易发展到极端。

他失业，对孩子们的失望，救国救民而遭流言蜚语攻击，这些都让魏连殳绝望，然而他仍要绝望的抗争，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报复，花钱如流水，他是多么的渴望光明，因此他彷徨，不知何去何从，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就容易走向弯路，他报复别人同时也是在毁灭自己，“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任由“失眠和吐血”的发展。

不过他在信中说“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这是他对于他自己所躬行的一切的定位。

“沉沦者”也不例外，他们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忧郁者”，然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仍然也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患上了忧郁病。

处女作《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妻子亡故,只身一人在海外过着孤寂悲苦的留学生活。

他渴望感情的慰藉,经常借酒浇愁,酒店女子静儿成了维系他生存的全部希望;后来听说静儿已经定婚,便莫明其妙地同静儿绝了交,自怨自艾地哀叹:

“能互相劝慰的知心好友,我现在上哪里去找得出这样的一个朋友呢!

”最后绝望地死于一个银灰色的月夜中。

《沉沦》中的他“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但想要浪漫的心仍然孤独，弱国子民的自卑心理，正常的性欲求得不到满足，就以病态的形式发泄出来，产生性幻想的邪念，偷看、嫖妓，走向彻底的绝望，之后道德理智使他内心怀有负罪感，自悔自贱，他也明白了“我所要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的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

他们那受伤的心灵，如阿Q般自欺欺人的性格和现实社会的种种，使他只能像罗亭一样，在愤怒中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不能进行脚踏实地的坚韧的战斗。

他们在灵魂与肉体的冲突中，只能以死来反抗，用最绝望的方式、病态的方式来反抗，也是对社会所做的最后的反抗挣扎。

（四）在一事无成的绝望中死去

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一旦精神高于物质社会并与此努力抗争，最后身死或心死，都是已死之人。

鲁迅在《两地书四》中提到俄国阿尔志跋绥夫所作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绥惠略夫，说是“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鲁迅在评论着别人的书也在评论着自己的书，正是对“孤独者”的准确评价。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认为自己“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认为自己在做着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俨然是已“死”之人了，已是“零余”的人了。

《孤独者》中魏连殳因为生计问题不得不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他说“我失败了”，他的心在这时已经死了，有病也不医治，数日后，安静的躺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合了眼，闭着嘴，口交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安静的离去，只留下“冰冷的微笑”，用冷笑来面对自己、面对社会。

《伤逝》中涓生认识到了要开辟新的道路，可他何尝找到新的出路，在得知子君死后，只能留下悔恨和虚空。

《秋柳》中的于质夫每次走过妓院,内心总有一场自我斗争;而在纯洁青年面前,他又进行坦率的自责和虔诚的忏悔:

“啊啊,你们若知道了我的内容,若知道了我的下流的性癖,怕大家都要来打杀我呢?

”真是在沉沦中又不甘沉沦。

我岂是甘心堕落者?

我岂是无灵魂的人?

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何自遣耳。

《茑萝行》中的“我”,审视自己生计无着落,婚姻不美满之后,不得不感叹:

“啊啊,在这样薄寒轻暖的时候,当这样有作有为的年纪,我的生命力,我的活动力,何以会同冰雪下的草芽一样,一些儿也生长不出来呢?

”“我”实在是“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

”只能在黄浦江萧瑟的夜风中倍受自杀的煎熬。

《沉沦》中的他追求“伊扶”而不得，爱情求不到，他想“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

正如他唱的那首诗一样：

“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最后，含泪控诉“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是有理想的青年，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归宿，但是在他们的一生中却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作为，因此，俨然是一群“零余者”。

有着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做着孤独的反抗，然而，他们的反抗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影响，也没有对他们所要报复的人造成任何的伤害，甚至是无力的反抗，因此，他们势必要成为社会中的“零余者”，也只能是一个个带有“滑稽”色彩的反抗方式的悲剧型人物。

总之，曾经被青春唤醒过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有如寂寞荒凉的古战场，孤独已成为一团浓的化不开的愁雾笼罩着每一个呐喊过、幻想过的觉醒者。

他们有理想有追求，然在那个社会他们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的所向，被世人们孤立，“世人皆最我独醒”孤独感围绕着他们。

他们更因孤独而沉沦，因沉沦而更孤独，最终走向了痛苦的深渊而不能自拔，笼罩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结语

“零余者”面对的是几千年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威压，有着我国几千年封建传统道德观念，这使得每个觉醒者常常是戴枷革命，所以，“零余者”的觉醒和抗争格外艰难，西方的“多余人”多是贵族或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永远不存在生计问题，而中国的“零余者”常常因经济窘迫，政治压迫等问题使他们转向反面。

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大批“零余者”形象，虽然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但他们身上也具有相似的性格，因此，“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接轨，可谓是“零余者”对“多余人”的补充，有句话是“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零余者”形象不仅具有时代性，更具有现代性，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了，但现代人也常常慨叹自己活得疲惫，在迅速发展的中国，人们接受着快节奏的城市化生活，也经常会产生孤独、苦闷、彷徨的感觉，中国史上的“零余者”形象为我们敲醒警钟，希望人们不要走上不可自拔的道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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