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考热降温人才理性回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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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考热降温人才理性回归
一个正常的社会,大部分的人都应该去从事创造财富的工作,而不是靠寻租,靠收税活着,这样的社会才能够进步,才能够有发展的前景。
很多公务员,在政府里面的各个阶层,有大学刚毕业的比较年轻的公务员,也有中层的处长或者市局长干部,甚至部级干部,他们很多都是优秀人士。
但他们在政府现在的框架体系里面往往怀才不遇壮志难酬。
他如果能下海,能够去创办一个企业,这不是一个坏事情,而是一个更合理化的事情。
大部分有才华的人还是应该去从事工商业,去创造财富。
审批项目的权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这东西。
跑项目批项目是导致腐败的根源。
即使你是非常成熟的企业家,你也不得不去贿赂官员,而且这个官员就希望你去贿赂,一直刁难你,因为他有这个权力。
应该从根本上取消这些行政机关不应该有的权力。
你去做一个投资,开一个厂,或者开一个服务性的公司,都需要有很多行政部门的审批,这是最大的资源浪费,非常低效率,挫伤人创造的积极性,这个必须改,臃肿腐败的机构必须铲除。
现在整个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有些制度性缺点,一方面政府权力非常大,又非常有任意性,是没有制衡的不透明的权力,但同时公务员薪酬相对又比较低,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滋生腐败。
所以我希望三中全会能研究政府改革,解决行政体系过于庞大,权力非常任意也不够透明的根本性问题。
要简政,整个政府的公务员体系要大幅度缩小,权力要非常明确化、透明化,然后吸引最聪明最廉洁的人进入公务员体系,给他们非常好的待遇,真正以薪养廉。
“下海”是指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职位去创业经商。
近来,有关公务员薪酬改革、官员下海的新闻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从目前公务员群体生态的情况来看,公务员内部收入有限,基层公务员晋升机会少甚至晋升无门,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被严厉控制,而作为公务员体制内最诱人的蛋糕——高替代率的养老金制度,因饱受争议也飘摇在风雨中,“中国将迎来新一轮公务员下海潮”,一时间呼声高涨。
公务员下海潮,是喜还是忧?
反观历史,中国曾出现两次大规模的“下海潮”,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涌现出泰康人寿的创办者陈东升、地产大腕潘石屹、新东方总裁俞敏洪等统称“92派”的企业家。
这一派企业家成为中国工商界当时的崛起人物而被传为佳话。
立足当下,新一轮的公务员下海潮所带来的利也是要大于弊的。
公务员下海,臃肿的党政机关机构可以得到精简,对于机构中人浮于事、消极怠工以及吃空饷等常态现象也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改善。
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常态化也会使大学毕业生不再那么病态的热衷于钻入政府体制内享受低风险高福利,而是敢于去市场中搏击,20年持续高热不退的“国考热”这种社会异常现象也能得到很好改善,同时,大批年轻人涌入市场成为改革试水的先行者,不仅可以完善市场机制,增强市场活力,同时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公务员队伍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是催生“公务员热”的一个隐形因素。
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惩治力度,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加强监督,纯洁公务员队伍,提升公务员整体素质,让公务员的身份和地位优越感彻底消失。
营造和谐的就业氛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政府要加强对公众的引导,通过多渠道的政策宣传,让公众认识到就业选择的多样化。
营造既尊重脑力劳动、也尊重体力劳动的和谐社会氛围,消除职业歧视。
尊重企业工作人员的创造性劳动,让公务员回归到服务社会的正常角色。
让持续攀高的公务员热在反腐风暴中急剧降温,考试人数的减少主要源于政策影响。
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比例逐年提高,2010年是70%,2011年达到85%,2012年除特殊职位外,彻底对应届毕业生关上大门。
公务员热其实是当下中国大学生的无奈选择,官本位思想在当今社会越来越热,国企大门紧闭,外企和民企在世界经济下滑的大潮中为了生存不得不靠“裁员”和“减薪”度日,使得本来就觉得就业和发展不稳定的大学生们,陡增风雨飘摇之感,急于找寻能靠得住的出口,于是百万大军挤上了考公务员的独木桥。
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公务员队伍臃肿庞大,成了全社会的负担。
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引导求职者报考基层岗位,中央国家机关提高录用具有基层工作经历人员比例,“两年实际工作经验”把应届毕业生挡在了考公务员的独木桥下。
限制减下来的报考数量,证明公务员热降温了,只能是一种雾里看花。
真正的公务员热降温应该是大学生们的主动选择,靠的是社会发展为大学生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新机会。
靠“两年实际工作经验”的硬性规定可以暂时把应届毕业生拦下国考的独木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就业选择,只是逼得他们拖后两年,先委屈自己混上两年实际工作经验,然后再重新挤上那条独木桥。
这些被硬性规定减下来的数字,会在两年后重新添加在国考的报名数额上。
热潮拖两年后再袭来,委屈了两年的往届大学生们因为年纪和生活压力等问题会显得更加焦躁。
青年人追求相对稳定、优惠的工资待遇,并非证明其道德观、价值观的取向违背正常的规范。
追求更大机会为社会作贡献,是正当的理想。
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总比不求上进甘于现状的青年更有进步性。
理想主义并非功利主义,青年人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公务员热使大量有文化有修养的青年人聚集,这会让公平考试考核筛选的余地更大。
公务员“凡进必考”的原则和明确的录用标准,保证了成分的高质量,越来越显现公平、公开,杜绝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利”弊端。
激烈竞争的能力考试毋庸置疑保证了基本素质,每年应当让所有的都参加公考,重新录用,淘汰公务员队伍里不符合条件的垃圾,让公务员成为了高素质的社会群体。
从事公务员职业,并不是为了“作威作福”,而是青年人想让所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受到全面检验,综合能力得到承认,通过正当的执业体现自己的爱好和能力,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量为公众服务。
转行做公务员会使公务员职业更有专业技术性质,不仅不会造成所学专业“学非所用”的教育资源浪费,反而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特长,对那些技术性质的决策作出科学的甄别,有利于推行先进技术。
公务员热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中可以长期存在的现象。
公务员是社会的管理角色,也是社会的服务角色。
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应该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和生产性劳动者吃香的社会,而公务员成为社会中最受追捧的职业角色,反映出这个社会存在的诸多腐败问题。
从经济发展的效能考量,公务员热的现实说明,依靠国家政府单方面大幅度追加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普通的社会公众来说受益不大,属于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属于“高增长、高就业”模式。
此后,GDP增长对就业拉动越来越小,2005年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仅为0.08,说明必须尽早实现由“增长导向”向“就业导向”发展模式的转变。
否则,就业问题的滞后效应,会下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
失业率攀升后很难下降,国家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为此遭受持续冲击,也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立足于就业优先进行调整。
从税收促进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才大多数都去当公务员了,那么谁来在企业里创造价值呢?
社会中的人才不愿意到企业工作,企业就发展不起来,没有了企业大量的交税,国家税收越来越少,谈什么经济发展,谈什么民族复兴。
公务员本身不创造财富,企业发展了,国家经济发展了,公务员才可能有较好的收入,否则,只有去喝西北风。
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官本位有着很深厚的历史基础。
中国社会基本的秩序是以官为核心的,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级也都与官的等级有关。
在封建社会里,“官”成为社会主流的代名词,“官”的品级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准则。
这使得官本位在文化上成了一种习惯和民情,渗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改革开放初期,外企高收入和经商“万元户”的出现,引来很多机关工作人员纷纷下海经商,使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受到猛烈冲击。
但是,从上世纪末开始,风向发生了变化。
官本位逐步抬头,而且在近几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个公务员岗位,有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竞争,浩浩荡荡的公务员“考碗族”蔚为壮观。
前不久,温州市公务员考场的一名考生为多争取一分钟答卷时间而不惜给监考老师下跪。
三年前,深圳市一博士在两次辞职考公务员未果后患上了抑郁症,心中苦闷无法排遣后跳楼身亡。
这些人不是为了服务国家,更不是为了服务人民。
公务员职位备受膜拜,为多争取一分钟答卷时间而舍弃公民尊严,甚至为考不上公务员而放弃生命,都透射出当前社会的狂热和病态。
在许多人的眼里,只要进入了公务员队伍,就会衣食无忧,就会有权有势、呼风唤雨,就会光宗耀祖、流芳百世。
毋庸讳言,也有一些人是为了发大财、捞好处而报考公务员的。
公务员热与政府权力过多过大、垄断许多社会资源的局面有关。
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使政府简政放权,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各有各的权力场域的合理状态;必须以转变职能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而要破除社会上官本位和封建权贵意识,必须加强廉政建设,出重拳治理腐败;必须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强化分类管理,打破公务员“终身制”的“铁饭碗”。
从1994年8月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实行至今已20个年头。
公务员考试在促进公务机制改革,为党和政府招纳人才,提升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减少腐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巨大进步。
即使近两年公务员考试人数有所下降,相比于其他职业,人们对公务员这一职业仍然“情有独钟”。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公务员”这一职业都是“服务人员”,从其本身的含义看不出职业的优越性。
为什么“公务员热”持续“高烧不退”?
说明反腐的力度还要加大。
公务员热原因颇多,主要根源在于职业公平化缺失。
公务员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一是“铁饭碗”有保障,工作压力相对较小;二是公务员的身份和地位相当高。
一种职业的优越性异常突出,势必造成整个社会职业公平化明显缺失,导致人们对优势职业的强烈追捧,这是必然的结果。
曾几何时,“辞官下海经商”一度成为时尚,公务员与其他职业相比,不但没有明显差别,更不是最佳职业。
现在要逐步化解“公务员热”,让公务员考试回归理性水平,必须加大反腐力度。
加快公务员制度改革是职业公平化的根本。
完善公务员竞争上岗制度,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彻底摧毁终身制,使公务员队伍能进能出成为一种常态。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管理办法等多项法规,都是很好的尝试。
还应完善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净化公务员考试录用环境,考试规则更有针对性,提高公务员考试的公信力。
在公务员考试中加大“道德”考核,以德为先,德才兼备,使应考者摆正心态,祛除功利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
建立以工作实绩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体系,推行分类分级考核,建立健全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
多措并举,使公务员与其他职业工作人员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是职业公平化的关键。
要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队伍结构和整体素质,促进人才资源管理法制化。
加大推进人事制度建设,加快推进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尤其要加强对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促进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和使用机制,让在企业工作的人员与公务员享有同等的优越感与幸福感。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是职业公平化的基础。
应积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
逐步缩小工资水平的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岗位差距,缩小企事业单位职工与公务员在工资上的差距,逐步建立适应企事业单位各自特点、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内部分配激励机制,促使人们的职业选择更加多元与分散。
既然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应当向困难户靠齐,向被他们称作弱势群体的老百姓靠齐。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职业公平化的保障。
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事业的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社会事业,让人们无论选择何种职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没有后顾之忧,真正回归理性择业。
反腐风暴催生公务员下海浪潮,是一种理性回归和良心的发现,自食其力,学有所用,利国利民,只有创造财富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的改革太慢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引进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到1979年邓小平开始改革,用了30年建立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现在已经改了35年。
你越是延误越是放慢,中国固有的潜力就不能发挥出来。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每一个国人都非常清楚。
中国跟非洲撒哈拉跟拉美跟中亚等等全世界最穷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在历史大部分时间都世界领先的民族,中国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勤劳,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落后的。
过去两百年落后落伍,错过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从占全球份额最高的经济体变成完全腐死的经济体,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特例,我们现在是想回到我们的常态,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