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工业时代人类的生活空间图式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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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业时代人类的生活空间图式资料
第六章工业时代的人类生活空间图式
工业时代从18世纪中叶开始,以瓦特发明蒸汽机的1769年为标志。
它经过两个阶段或两次革命,第一个阶段或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般称之为“蒸汽时代”,它开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实现了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向采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度的过渡,并使商品经济最终取代了自然经济,还使资产阶级最终摧毁了封建贵族的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英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法国和美国19世纪初至60年代;德国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俄国迟至19世纪5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才初步完成。
第二个阶段或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内燃机的应用为标志的,它出现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德国和美国。
由于电动机和内燃机取代了蒸汽机,机械化、半自动化生产形成,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又促使了社会生产力出现了一次大飞跃,它使欧美先进国家形成了以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并进入了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态,同时还使西方自由的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工业时代已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然而,就全球范围而言,目前发展十分不平衡,许多国家尚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少数国家现仍停留在前工业化社会,但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都早已完成工业化,并从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
针对这一社会现象,1973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认为西方国家已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
尽管这一论断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此后,许多学者还是倾向于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标志。
我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也把1971年作为“知识时代”的开始。
因而,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演替规律来看,工业时代从1769年到1971年,大概持续了约200年。
工业时代虽然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刻的。
它不仅彻底改变了近万年来所形成的农耕社会的面貌,而且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的生活空间图式也随之而彻底改变。
一、工业时代人类的生活环境
(一)物质生活环境
1、人造环境的大拓展与大建设
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方式,工业时代首先经历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正如马克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到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
在巨大物质财富的支撑刺激下,工业时代又经历了人造环境大拓展和大建设的过程。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所引起的,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后的1750年,全世界的人口据估计约7亿2千万,到1800年,全世界的人口就增加到约9亿,1900年超过16(16.25)亿,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之际的1970年,全世界人口已近37(36.93)亿人,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对住宅、道路、广场、公园、设施等人造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导致村庄和城市等聚落的数量和空间不断增加和急速扩张;另一方面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工厂和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迁移,促使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导致城市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出现的显著的增加和扩大。
据资料记载,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约为2930万,城市化水平仅为3%,1850年增至8080万,城市化水平上升至6.4%;1900年增至2.44亿人,城市化水平上升至13.4%;1950年1又增至7.34亿人,城市化水平上升至29.2%;到1970年则已增至13.71亿人,城市化水平达到37.2%。
而工业化的国家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则更高,如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1801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26%;1850年则达到了45%,1900年就上升到7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
到1970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66.6%,基本上都实现了城市化。
城市化的加速必然导致城市空间的大扩展和人居环境的大建设,如英国伦敦,在1700年城市人口约有67万,到1800年增至86万,1850年则达到了232万,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1900年人口又增至658.6万,1970年达到860万,可见城市拓展之快。
可以说,工业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大发展的时代,一个人造环境大拓展、大建设的时代。
2、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在农耕时代,刀耕火种,砍伐森林,已经造成了一些地区性的环境破坏。
比如古代经济比较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由于不合理的开垦和灌溉,后来都成了荒芜不毛之地。
中国的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那时森林茂密,土地肥沃。
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进行大规模的开垦,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可是由于滥伐了森林,水源不能涵养,水土严重流失,也造成沟壑纵横、水旱灾害频仍、土地日益贫瘠的恶果。
但总的来说,由于技术和人口数量还相对有限,农耕时虽然自然的原生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变,但由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对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社会而言,还不是非常突出的。
进入工业时代,在大发展、大建设的同时,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大大加剧了。
首先是森林等原生环境的面积开始大幅度地减少,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工业生产的巨大需求是其主要原因。
由于人口数量的大量增加,这使得人们必须开垦更多的土地以保证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的供应。
原先一直未得到人类开垦利用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在工业时代通过以欧洲移民为主的殖民开发,这些洲的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它们的森林的面积也开始大为减少;同时,工业生产的发展对林木等原材料和各种矿石资源产生了巨大需求,这极大刺激了森林的采伐和矿山的开采等。
如在18世纪前,英国炼铁工业还是采用将铁矿石放在填满木炭的小熔炉里熔炼的冶炼方法,这几乎耗尽了其本国所有的森林资源;而大量矿山的开采无疑也直接破坏了森林和其他原生环境。
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特别是各种机器工具的使用和运输条件的改进,使得原先难以到达的地区和难以利用的资源也不断被开发,也大大加快了森林消失和资源耗竭的步伐。
其次,人类生活环境遭到工业生产废弃物的严重污染和破坏。
工业生产过程中往往伴有大量废弃物的产生,如蒸汽机的使用和化学工业等的发展所产生的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流湖泊和海洋遭到污染;煤、油等能源的广泛使用和钢铁、化学工业等的发展,导致大量的烟尘和有害气体的产生,英国伦敦在1873年12月、1880年1月、1882年2月、1891年12月、1892年2月,就分别多次发生有毒烟雾事件;1852年,英国的曼彻斯特工厂附近就首次发现了燃煤导致的酸雨;1930年12月,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由于工厂排出有害气体,在逆温条件下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等等;同时许多工业的生产还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其中包括大量人工制取的有毒化合物。
最后,聚落环境特别是城市逐渐成为环境问题最突出的区域。
工业时代城市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导空间,由于人口的大量集聚和人口密度的急剧增加,它除了遭受工业污染外,还要面对拥挤、噪声、肮脏以及等等环境问题的挑战。
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的工业城市由于人口增长迅猛,而城市建设又远远滞后人口的增长,导致城市人口极度拥挤,如维也纳在1847年前的20年,人口增加了42%,但房屋只增加了11.5%;同时由于普遍缺乏给水排污设施及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当时大部分工业城市的环境状况都极端恶劣,各种瘟疫和疾病肆意流行,如1830年左右英国就曾爆发了肺结核及霍乱的大面积流行;进入二十世纪,随着汽车数量日益增多,由汽车排放的尾气所形成的城市空气污染也日趋严重,如美国洛杉矶市自40年代后就经常在夏季出现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光化学烟雾。
城市环境污染的复杂性以及后果的广泛性及严重性也使得它成为环境问题最突出也最难治理的区域,如1952年12月英国伦敦曾出现的一起严重的烟雾事件,短短四天内就比常年同期死亡人数多4000人。
工业时代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人类领入一个环境问题丛生的时代业时代,人类活动排放的废弃物越来越多,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每年排入环境的固体废物超过30亿吨,废水约6000~7000亿吨,废气中仅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就近4亿吨。
人们在享受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的同时,还不得不咽下自身酿成的苦果:
他们必须生活在环境质量无疑明显下降的生活空间之中。
3、远离自然
早期人类完全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农耕时代虽然人为环境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但由于它基本由自然要素构成,人与自然的关系仍比较密切。
到了工业时代,人类生活环境发生了一个突出变化,那就是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环境。
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
其一,由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扩展的区域越来越大,大量的自然原生环境或被改造,或被破坏,而逐步消失;保留仅存的一些自然环境大多位于交通难以到达或不易开发的地区,它们一般都远离人们的生活空间,并随时也面临着被人类污染或破坏的威胁。
其二,工业时代城市居民高节奏的生活方式和严格的工作休息制度也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近自然。
这种情况在工业时代的早期特别突出,那时普通的工人每天一般要在工厂室内工作长达14甚至16小时,直到20世纪初他们才争取到8小时工作日。
可想而知,在工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自然是多么遥不可及。
其三,工业时代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规模和空间不断扩大。
早期工业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严重短缺,导致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建筑密集,绿地缺乏,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领域客观受到了限制,同时也加大他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心理距离。
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有所改善。
当时欧洲许多城市的皇家园林开始向公众开放了,一些西方国家兴起城市公园的建设,如城市纽约在1859年开始修建中央公园,一些城市甚至修建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才使得人们与自然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
不过,这些公园毕竟还是一种人工化的环境,且数量和面积相对有限,从总体而言,人们与真正的自然环境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人与自然的远离在工业社会酿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首先,城市居民不再随时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鲜花、绿树和森林,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特别是造成了他们紧张烦躁的情绪;其次,与自然的隔绝与冷漠造成当时人们一个普遍错误的观念:
人们不需要或离开自然环境也可以生存、生活,这客观上也助长了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肆意破坏自然的思想和行为,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不协调。
远离自然的种种弊端也引起了工业时代一些人们的思考和忧虑,如美国人马尔什就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动物与植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要正确的合作;苏格兰的生物学家盖迪斯则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城市规划的基本构架;而现代城市规划也是在试图解决人与自然远离这一工业城市的突出矛盾的过程中兴起发展、起来的。
(二)社会制度环境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几千年所形成的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迅速解体,人类开始进入一个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人类生活所面临的社会制度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社会环境
与农耕社会相比,工业时代对人类生活影响比较大社会变化主要:
(1)家庭日趋小型化、核心化
家庭是农耕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石,是社会生产和生活最基本的单位。
一般说来,传统家庭既是生产单位、生育单位(繁衍后代)、生活单位,又是教育单位、分配单,它承担着生产、分配、生活、教育甚至医疗等多种功能是自供自足的经济单位,而且往往是几代同堂,家庭人口众多。
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巨变对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家庭观念造成了猛烈冲击,比如社会化的大生产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工厂或公司取代手工作坊,使得传统家庭组织生产等的经济功能逐步散失;公共教育、医疗制度的建立和社会养老的推行,使得许多传统家庭行为和活动开始社会化,等等,这一切都使延续数千年的家庭制度开始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据西方有关学者总结,它主要包括:
1、违背期望(Deviationsfromexpectations):
家庭成员违背家庭的期望;2、丧失荣誉(Disgrace):
家庭成员的行为损害家庭声誉;3、经济萧条(Depression):
家庭收入减少,难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4、家庭成员分离(Departureoffamilymembers):
由于人口流徙和工作变动,家庭成员离家生活;5、离婚(Diyorce);6、死亡(Death):
家庭成员死亡(陈功,2000)。
这六大危机,又称“六D危机”,造成了工业社会传统家庭的动荡和变化。
工业社会家庭的一个直接变化是核心家庭成为社会家庭组织的主要形式,家庭结构趋于简单、家庭规模不断变小。
这从美国早期的人口普查资料中可以得到证实。
在1790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成员是5.4人,在1900年是4.2人,在1940年是3.3人,1950年时,是3.5人,到1970年代,已降到3.6人。
奥地利、比利时、联邦德国、瑞士、丹麦、瑞典等工业国家的家庭人口规模在20世纪70年代初甚至降到3口人以下。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家庭平均规模也出现了明显缩小的倾向,1935年其平均家庭规模为5.20人,1955年减至4.97人,1965年下降到4.05人(陈功,2000)。
从以上这些数据都可以看到工业化对家庭的深刻影响。
工业社会家庭的另一个突出变化是女性地位的显著提高。
在农耕社会,妇女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都基本没有什么权利。
进入工业时代,工厂的生产制度为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妇女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妇女要求两性平等的意识也逐步形成。
1791年,法国著名的女革命家阿伦普·德·古杰发表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妇女权利宣言——《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标志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正式形成。
在此后一百多年内,西方社会先后为争取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女性就业问题等掀起了三次比较大妇女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平等意识和社会地位。
(2)城市成为人类生活空间的主导载体
城市在农耕社会就已出现,但到直到1800年,全世界居住在城市中人口在总人口所占的比例还不到5%,因此,作为一种生活空间载体,其所起的作用在前工业社会中是微不足道的。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如英国从1801年到1900年这短短的一百年内,城市化水平就从26%迅速提高到75%,到后工业社会来临前,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普遍实现了城市化,在这些国家中,超过70%的居民都已生活在城市中。
因此,可以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直接结果,也是工业时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总体趋势。
城市化不仅意味着人口地域的再分布和空间结构的重组,还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转型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
关于城市社会,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一书中,通过比较,他认为乡村是“礼俗社会”的代表,而城市则是“法理社会”的典型,“礼俗社会”一般是指规模较小、相对同质的社会,其居民有着共同的语言和传统,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且能为共同的目标合作,是一种高度透明和整合的社区,礼俗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亲属、邻里和朋友为其基本的社会关系;法理社会是指大的、复杂的,由种族、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人组成的异质性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理性、算计和契约基础上的社会。
滕尼斯还认为,从礼俗社会过渡到法理社会,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个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人的努力和成就,而不是他所出生的家庭;其次,个人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第三,宗教、神学社会被世俗社会取代,社会控制由习俗等传统手段转向法理权威。
与滕尼斯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则提出了另一对相似的概念: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指在共同信仰和习惯、价值观、共同仪式和标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而“有机团结”是指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差别基础上、依赖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社会联系,他认为乡村社会是建立在机械团结的基础上,因为该社会成员的主要方面几乎是同一的,他们在传统习俗的影响下无意识地联合在一起,而城市社会则相反,有机团结是其基本特征,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性和复杂的劳动分工正是造成城市社会关系有机团结的基础。
齐美尔在《都市与精神生活》一书中,也从城市居民心理的微观层次考察了“大都市型特性”,他把它描述为:
“个人主义、个性、自由、非人性、理性和非情感化”,并指出在城市与城市化高度的“神经刺激”下,城市居民形成了非城市居民不同的人格,他们更“复杂与老于世故”,也更有理性和效率,并斤斤计较;而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路易斯•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中,则把城市看作是“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相对长久的居住地”,他把城市性概括为三个方面:
人口数量、居住地密度以及居民和群体生活的异质性。
确实,由于生产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工业时代的城市社会具有了种种既不同于乡村社会的特性,也不同于传统城市社会的特征,具体可以概括为:
其一,工业城市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同时又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
在城市社会中,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种族、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的不同,人们分化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但他们可以通过迁移和努力,实现空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因此城市社会结构相对更开放,更具有弹性。
其二,工业城市社会中,次属群体取代首属群体;业缘关系成为城市居民社会交往中的主导社会关系,而传统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作用弱化,导致法律、法院、警察等正规组织和正式手段对城市社会控制的不断加强;
其三,工业城市居民具有乡村居民完全不同的生活观念和日常行为方式,如在时间方面,城市的生活节奏明显快于乡村人,城市居民不仅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和时间成本意识,而且在日常生活安排上也更有时间计划性,在空间方面,城市居民也表现出更大的流动性,他们一般不具有农耕社会人们普遍具有的对土地崇敬和依恋的情感,而会根据工作、生活的需要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变不断调整自身的生活空间;在行为方式方面,在城市社会中,“事本原则”取代了人际关系的情感原则,城市居民的行为更有目的性和理性,契约、合同等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时代城市真正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这不仅意味着它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生活的空间,而且它还是社会新的生活方式的策源地和主要的传播区域。
但也必须指出,工业时代的城市虽然给个人与社会创造了更自由、多样的生活空间,不过无论是空间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它还存在着诸多的弊端:
如城市的拥挤和高密度,城市人际之间的情感冷漠,城市人的孤独和相互隔离等等。
这些因素造成了工业时代人类生活空间的种种问题和灾难。
(3)市场成为人类建构生活空间的主要手段和途径
市场的观念和机制虽然在农耕时代就已形成,但由于农耕时代盛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再加上落后的交通条件,市场所能发挥的作用和运行的领域是相当有限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绝大多数的生活资料是自己生产的,生活空间如住宅不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创建的,就是从上辈继承而得。
进入工业时代,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也越来越专门化,这就导致了社会交易活动日益广泛化和日常化,而城市又正是市场机制发育最有利,也是最充分的区域。
这就意味着,在工业化社会中生活着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日常的生活需要,还是生活空间的获取和使用,都必须通过市场来满足;而市场也成为人们社会联系和交往的主要渠道和途径。
市场机制主导地位的确立对于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包括生活空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深远、深刻的。
首先,市场首先扩大了人们交往的领域,因为在市场中,有一个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共同的非人格的平等媒介物——货币,人们通过它,实现了相互之间的高效的社会互动;其次,市场对于城市居民生活观念的形成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契约的观念和法律的意识、竞争的观念和开放的意识等,无不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再次,市场还是引起了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分异和隔离的关键因素。
在工业时代,人们不再参与生活空间具体的营造建设活动,而主要根据自身的收入水平,通过市场选择、获取相应的生活空间特别是住宅,这虽然造成了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生活空间出现分化和隔离的现象,但客观上也直接促进了营造建设活动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发展,并极大提高了人类生活空间建设、分配和运行的水平和效率,同时,在满足工业时代出现的巨大社会需求方面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工业化、城市化极大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发展、完善和扩散,反过来,市场对工业化、城市化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市场化的社会环境时,他们既享受到了市场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同时也感受到市场冷酷无情的一面,在生活空间方面,更是如此,人们只能选择,只能接受、适应市场的安排,而不能亲手创造或参与创造自己所需要和喜爱的生活环境。
(4)工业时代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中
工业时代虽然在物质生产方面取得巨大飞跃和成就,但这并未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一个安宁、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工业革命初期,为了反对、推翻封建的专制统治,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先后掀起了争夺政权、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这不可避免使社会处于动乱之中;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和殖民地,西欧工业化国家在全世界范围进行竞争和争斗,一方面引起这些国家之间战争频仍,另一方面也导致被控制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殖民、侵略和压迫。
工业时代就是在这些矛盾的交织的情况下先后爆发了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给人类的生活空间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
造成工业社会动荡的因素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的不断发生和升级,这是由于工业革命的成果并没有被所有的社会成员公正、合理地分享,从而引发了处于被剥夺地位的工人阶级和被工业社会边缘化的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和矛盾。
可以说,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时代,一刻也没停止过,但各国阶级斗争的形式和结果不尽相同,一些国家通过起义革命的手段,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全面、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提供了可能;另一些国家通过游行示威等斗争方式,为工人阶级争取到了一定的社会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
2、制度环境
随着社会的飞跃发展和巨大变化,工业时代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也随之建立、完善起来,特别是在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异质性强的城市,人们从一出生到死亡,从日常生活到就业等各个生活领域已经一刻也不能离开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的保障,如学校、公司、商店、市场、医院、教堂、俱乐部、政府机构、监狱和殡仪馆,等等,每一个都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可以说,工业时代人们基本生活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环境中。
在这些社会制度中,最宏观、影响也最广泛的当属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
在农耕时代,人们经历了太久的专制和等级社会制度,在工业时代,虽然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但也有巨大的进步,那就是在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共和、民主政治制度,使人们开始有可能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工业时代政治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变革和转变是政府和社会对人类生活空间特别是城市的空间和环境的干预越来越强,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在前工业社会,政府对人类生活空间的建设和运行已有所干预,如中国古代很早就将城市、建筑等纳入礼制规范和政府管理的范畴,西方也有一定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传统,但总的来说,由于城市在当时社会中并不占主导作用,且政府干预大多出于为统治者服务,或以维护统治秩序为目的的,而对于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广大的乡村地区)或大多数人来说,政府干预的影响是很少的,甚至是微乎其微的。
进入工业时代后,随着城市人口爆炸性的增长,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迫使政府不得不介入和干预社会生活领域。
如在18世纪30时代英国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霍乱蔓延,引起当时政府当局的恐慌,1833年它组织了一个